民国武侠小说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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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基于民国武侠文学与民族传统武术发展的互动进行梳理，在民国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作品与民族传统武术呈现双向融汇的关系；它们共同书写民族英雄谱系，参与民族的建构；文学作品激起民间尚武之风，促进武术的科学化、组织化传播。
　　关键词：民族英雄 民国文学 武术文化
　　一、民国时期文学之概说
　　“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如果说中国上层精英知识分子的躯体中都隐藏着儒的影子，那么中国民间百姓的意识深处则显现着侠的影子。民族传统武术文化中深藏着民间社会对生命的渴望与憧憬，并激发着他们在困苦中生活下去的勇气。对于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的主体表达形式――武侠小说来说，“揭示近现代武侠小说中所积淀着的文化内涵，为研究民间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中国大众文化特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武侠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我们探究民间文化“基座”的根砥，对我们了解民间社会的隐性力量有着独特的价值。
　　虽然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早就在传统的通俗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其文化价值的高度提升，可谓是现代的现象”。直至清代，从《三侠五义》出现开始，武侠小说的发展开始繁盛起来，到了民国，更是达到了高潮。有学者谓：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武侠小说百花齐放的年代。民国武侠小说显著的特征为作家阵容庞大、作品数量多，并借助于当时已较发达的报刊媒体，以连载的形式谱写了武侠小说的高潮。“专门以写武侠小说闻名的作家多达几十人，而武侠小说著作有200多部，并且已经逐渐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和流派。
　　二、民国武侠小说与民族传统武术发展互动之背景
　　（一）小说成为倡“新民”之方式
　　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思想逐渐传播开来。仁人志士们认识到要救中国于衰亡之中，必须唤起民众的存亡意识，并进行国民思想的革新。革命启蒙家梁启超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小说除了“文之浅而易解”外，更重要的是“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能够“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梁启超极力宣扬小说的“新民”作用，其最终目的为“改良群治”，振衰起弊于颓废国势。当时报刊、杂志等近代传媒从西方传入中国，使得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有了更为广泛传播的可能，并能够直接与大众对话，为大众的“思想革新”创造了条件。梁启超极力提倡创办报馆，他利用报纸等媒体，改变了以往的文学形式，创造出“报章体”，对当时的小说创作影响巨大。小说在文学界的地位开始逐日上升，以往被轻视的传统观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被认为是具有革新社会、启迪民智的重要文化媒介。
　　与之同样忧国忧民的我国文坛巨匠鲁迅，在学医救人的路上，意识到了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可怕，以至于决意“弃医从文”，立志以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创作来唤醒国人，一改国人萎靡之精神状态，达到“新民”之效。从新视角对小说的解读，赋予了它更多的内涵和使命，为小说的繁荣营造出极佳的思想文化氛围。
　　（二）民国武侠小说成为尚武之理想路径
　　清末，严复将达尔文主义思想引入中国，其主要观点为“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在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中，列举了数十位足以体现中国“尚武精神”的武士道者，这其中也包含了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朱家、剧孟等人。他认为中国自古就有尚武之风，就有侠客的存在，而近日中国衰败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在封建专政统治下遗失了“尚武之风”。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引起了极大共鸣，为武侠小说同武术的互动创造了条件。“武侠却是可爱的，他懂社会，他有神情，他能作出人家想到而作不到的事”。“侠文化在本质上是人们回归原始之梦的一种实现方式”，它“以替代满足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回到原始状态的途径”。在“国势垂危，人民不武”之际，武侠小说能“唤醒国魂，表扬武士道之精神，以期发扬蹈厉，此东方病夫之耻云尔”。可以说，武侠小说不仅是人们闲暇时的消遣方式，更成为人们“扬眉吐气”“呼唤尚武”的“理想路径”。
　　（三）民族传统武术与武侠小说书写民族英雄谱系
　　民国武术发展迅猛，流派林立，许多具有民族气节的武术名家成为武侠小说中的原型。如：杨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孙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等。同时民间出现了霍元甲、王子平、蔡龙云这样勇于同洋人挑战比武的武术家，“他们振兴国威，强国强种，唤起民众的爱国精神，也为文学作品中产生众多侠客形象起了促进作用”。
　　受时代的影响，民国武侠小说在思想内容、武侠元素及艺术观念等方面凸显了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在连接当代武侠发展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结构思路上突破了以清官统领一切豪俊的创作思路，将武侠小说从古代“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大量的奇闻轶事构成了一个“英雄世界”，进而参与了民族英雄谱系的书写。
　　民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也指出：在族群团体迈向民族建构的蜕变过程中，为了强化群体的凝聚力量，一方面要提供群体成员自我认知的地图，另一方面更要从族群的历史记忆中发掘过往的英雄人物与光荣事迹，作为民族成员仿效师法的道德典范。在民族主义历史观的鼓动下，从晚清开始出现大量民族英雄，着手建构中国“民族英雄谱系”。其中民国武侠小说在“唤起国魂”“振兴民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叙事象征作用，成为建构之一环。
　　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武术名家之所以能成为武侠小说的原型，并参与民族英雄谱系的书写，其根本为他们通过其高超精湛的武艺，为读者呈现了浓郁的“黄帝贻我子孙”而“现今撕灭殆尽”了的“尚武遗风”，其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的武侠形象成为民族的守护神，并激荡了国人求生存、求富强的信心。
　　在寻源、创作、刊出等一系列动作中，武术名家们作为“民族代言人”，通过武侠小说这一载体，在其文化消费和口碑相传中不断流传、延续，直至深入人心。“民族英雄”来自于有史可查的真人事迹，无形之中增加了“民族英雄谱系”书写的可信度，以便不断凝聚国人为民族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如霍元甲、王子平等这些“民族英雄”符号一直延续至今，仍激发着后世子孙们敬仰效法。
　　结语
　　民国“武侠小说”之武侠观念在社会中的流行已引起极大关注，借助其显著的“熏”“提”之力，予以积极、有效引导，在持续“四万万病夫之国”的身份强化之下，应成为促进国民身体强健的更大动力。有关国家身体控制与民间文化的互动研究，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课题，理应引起当下民国研究者的关注。 语
　　参考文献
　　[1]陈山.中国武侠史：引子[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
　　[2]张伟忠，新课程不应回避武侠小说[J].语文建设，2004（12）.
　　【基金项目：2011年度北方民族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前期培育《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的研究》项目，编号：2011QSP09。2012-2013年度宁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宁夏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整理、保护与传承研究项目》项目，项目编号：13NXCTY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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