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早年文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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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早年一度醉心于辞章之学，沉浸其中不加任何约束，前后持续的时间颇长，成为早年生活难以忘怀的一项重要内容，代表早期思想发展、变化、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王阳明十一岁便能作诗，并且出语惊人，既反映了他的文学创作才华，也显露了他的少年不凡壮志。如果进一步通读他的全部著作，则不难发现他不仅具有突出的将略才能，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可低估。
　　擅长将略又颇能属文，显示了他亦文亦武的特殊性格，也可说是儒雅与豪迈共集一身，不失为历史上罕见的文武全才。这当然与他早年对武事和辞章均怀有强烈的兴趣有关。明代大儒湛若水曾以“五溺”概括他早年的人生经历：“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如果说“任侠”反映了他洒落豪放的伟丈夫精神，“神仙”、“佛氏”体现了他对传统思想资源吸收的广泛，那么“骑射”和“辞章”则反映了他在文武两个方面所受到的严格训练，而一个“溺”字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他的精神世界曾一度深深地沉浸在多种多样的兴趣选择之中。
　　阳明龙场悟道后，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早年“泛滥于辞章”与“出入于释老”之事，均因为远离了后来的人生终极选择而颇感后悔。譬如正德七年（1512）他四十一岁时，便对友人湛甘泉坦率直言：“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 。所谓“邪僻”当然包括他一度醉心其中的辞章之学。不妨再看他的一段话，即事隔六年后，他撰《朱子晚年定论》并为之作序，便明确将辞章之学单独拈出为说：“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可见他不仅一度醉心于辞章之学，产生兴趣的时间甚早，而且长期沉浸其中不加任何约束，前后持续的时间颇长，实已成为早年生活难以忘怀的一项重要内容，代表早期思想发展、变化、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进一步追究其原因，则不外两大方面：一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个人兴趣所迸发出来的内在心理牵引动力，再即客观现实条件特别是科举考试所造成的外在社会环境挑激。
　　科举制度自隋代以来，已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影响士人心态可谓既深且钜，明显地形塑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人格形态。明代科考尽管偏重经义策问而非诗词歌赋，命题范围不外《四书》、《五经》，但语言的要求仍极为严格，文学技巧训练的作用仍不可忽视。事实上，如同其他所有家族一样，期盼子孙刻苦用功并金榜题名，始终都是王氏家族寄托在阳明身上的深切厚望。而通过诗学传统的认真学习和严格训练，以掌握科考必具的文字表达技巧，显然也是包括阳明在内多数士人早期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否则就无法理解传统中国凡有科举功名者几乎无人不能作诗，诗歌酬唱实际已是国家官僚体制人人必具的人文素养，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便形象生动地道出学诗乃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前提条件，必要的诗歌酬唱总是能够帮助人们更好进行社会交往。科考的压力要求人人都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学习诗古文，阳明早年的“泛滥于辞章”显然也与科考大有关系。
　　阳明所承受的科考压力，与父亲王华“蚤以文哲第状元，出入青阁，为讲官，位卿长，获天子眷宠，为士推望”的人生际遭，显然也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易言之，父亲一甲头名带来的显赫荣耀，必然会转化为整个家族乃至社会的期待视野，从而将更高的价值诉求投射到阳明身上，形成各种有形无形的精神压力，造成世俗功名与希圣希贤两种关系的紧张。《年谱》载阳明“豪迈不羁，龙山公常怀忧”，虽只是一句话，也可看出父亲对他前途忧心忡忡，训导呵责显然极为严厉。冯梦龙《王阳明出身靖乱录》载阳明好习武事，一次“龙山公出视之，怒曰：‘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何用处？’龙山公曰：‘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力也。’先生曰：‘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龙山公曰：‘止吾一世耳。汝若要中状元，还是去勤读。’先生笑曰：‘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父益怒，扑责之。”虽为小说家言，难以完全据信，但也未必就毫无一点史影，反映科考的确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乃是他专注于辞章之学，但最终又从消极被动变为积极主动，以致文学活动成为他早年一项重要生活内容的原因。（责任编辑/王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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