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大变局艰难演进
作者 : 未知

  从2010年底开始的中东大变局,经过一年有余的快速发展,已经把整个地区拖入新的动荡、转型和重塑时期,一些重要趋势逐步形成并日显突出。
  一、多国政局持续变动。地区动荡呈长期化趋势
  这轮大变局至今已经冲击整个地区,在二十多个国家引发不同程度的动荡和变革。突尼斯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和也门萨利赫政府等4个国家政府已经被更替,并开始通过选举或寻求通过选举产生新的议会和政府,重建国家和社会秩序。沙特、约旦、摩洛哥、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相继开始推进不同程度的改革,包括以扩大民主和分享权力为主要特点的政治改革、以改善民生和增加就业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改革等,以此来缓解矛盾和稳定政局。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与反对派冲突愈演愈烈,局势持续紧张,与阿盟寻求内部化解危机之道。美欧对叙继续保持强大的制裁压力,力图以压促变。伊朗改革派代表人物穆萨维和卡鲁比被软禁,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继续,酝酿把总统直选制度改为议会选举总统制度,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关系因冲击英国驻伊使馆、击落美国无人飞机和继续推进核开发进程而持续紧张。在此前已经发生政府更替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各派围绕未来政治权力分割和国家政治框架继续角逐,街头抗议和流血冲突持续不断。在以改革保稳定的科威特和摩洛哥等国,也多次发生内阁更替。在美国作战部队撤离的伊拉克,各派之间的权力争斗也有所发展。可以预见,在此轮大变局的冲击下,中东各国已经开启了对符合伊斯兰文明和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新探求,各种矛盾和力量在全面释放之后要重新构建某种秩序势必经历诸多曲折,特别是认为“革命”不够彻底或“革命”成果被打折扣的力量可能会不断走上街头继续“革命”而引发动荡。此外,如果叙利亚和伊朗局势在持续紧张中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将给整个地区局势造成更加严重的冲击。
  二、“伊斯兰主义”力量在多国上台执政,政治影响不断扩大
  所谓“伊斯兰主义”,也被称为“政治伊斯兰”,是伊斯兰国家最具代表性、社会基础最为广阔的一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或政治力量,在思想上主张把伊斯兰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指导当今伊斯兰世界的权利分配、政治和社会秩序及其运作方式;在实践上主张把宗教作为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部分办法,通过取得政权进而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制度。持这种主张的政治力量,最有代表性的有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在历史上,它们作为中东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反对派,是政府压制、排斥甚至镇压的对象,有的长期处于非法状态,有的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
  与前述中东各国开启探求符合伊斯兰文明和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趋势相一致,随着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推行或扩大选举来实现政治重建,伊斯兰主义力量由此获得了扩大政治影响力甚至上台执政的比较有利的外部条件。它们纷纷加快政党化步伐,加紧调整内外政策,寻求以政党的身份和形象参与政治重建和变革进程,谋取政治权力,以实现长期被压制的政治理想。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由加努西领导的“伊斯兰复兴党”在本・阿里政府垮台之后举行的首次制宪会议选举中,赢得超过41%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有望出面组建联合政府。2011年4月30日,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宣布组建“完全的世俗政党”即“自由和正义党”,并在12月5日举行的“革命”后首次人民议会选举的首轮投票中获得36.6%的选票,成为埃及第一大政治力量。摩洛哥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2011年11月25日提前举行的立法选举中,获得新一届议会395个议席中的107个,大大超过其他政党。该党总书记阿卜杜拉,本・基兰已被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正式任命为首相。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也在宣布全国解放的庆典上表示,“将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的源头,任何与伊斯兰教规相矛盾的法律在法律上都将是无效的”,并宣布计划引入伊斯兰银行的做法,遵从禁止利息的原则。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利用紧急状态法取消带来的活动空间加紧扩展实力。这些发生政权更替的国家,加上早在2006年1月就赢得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绝对多数席位的“哈马斯”,以及在在2011年6月由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出任总理并成功组阁的米卡提政府,已经充分表明伊斯兰主义的力量正在上升为中东政坛上的主导性力量。除温和伊斯兰主义力量之外,“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等激进力量也在利用这轮变局带来的混乱和动荡壮大力量。正由于此,“基地”组织领导人公开表示支持中东这场大变局。随着这场变局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国家政局的进一步变化,将为伊斯兰主义力量扩大影响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进而深刻影响区域内各国国内政治生态和对外关系。
  三、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此消彼长,但都力图发挥更大作用
  在这场大变局的冲击下和应对变局的过程中,阿盟和海合会在各自重要成员的引领下,对地区局势的关注点和影响力发生明显变化。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成立于1945年3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时间最早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最初成员只有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等7国,如今已扩大为22国,宗旨是加强阿拉伯国家联合与合作。在阿盟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有过埃及、沙特和伊拉克等国围绕主导权的争夺,但总体而言一直是埃及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埃及在此轮变局中率先发生政府更替,过渡政府忙于重建本国政治框架,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堆积,自顾不暇,难以对阿盟的工作发挥主导作用。经过利比亚危机的冲击,阿盟力图在叙利亚问题的解决上发挥更大作用,通过中止成员国资格和实施制裁等措施迫使巴沙尔政府接受阿盟提出的调解协议,推动在阿盟框架内解决叙危机,以避免西方军事干预,同时确保和提升阿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但由于阿盟并未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这与美欧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目标存在明显差异,将给阿盟调解作用的发挥构成严重挑战。
  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于1985年5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成立,成员国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6个国家,总部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合作和一体化建设。进入21世纪以来,海合会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强了外交协调和安全合作,努力提升在海湾地区的影响。2001年12月,也门被批准加入海合会卫生、教育、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理事会等机构,参与海合会部分工作。在此轮变局中,海湾国家尽管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动荡,但没有像突尼斯和埃及那样发生政权更替。特别是在海合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沙特,不仅比较及时地采取推进改革、发放就业和民生补贴等措施稳定了国内局势,而且同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一起, 支持海合会积极应对地区乱局,包括帮助巴林平定局势,推动也门萨利赫政府根据海合会提出的调解方案实现权力和平过渡等。海合会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卡塔尔更显活跃,利用半岛电视台为中东各国民众提供舆论支持,甚至为利比亚反对派提供军事、经济和舆论帮助。与此同时,海合会还在2011年5月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做出扩员决定,宣布将吸纳约旦和摩洛哥为新成员,加强与这两个国家的合作互助。由此,海合会从海湾伸展到地中海东岸和北非地区,从次区域性机制向区域性机制转变,成为中东君主制国家和逊尼派国家加强合作、应对地区变局的重要平台。2011年12月19日,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在海合会首脑会议上呼吁成员国建立更紧密的统一联盟关系,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外在威胁。如果由此取得进展,那将进一步提升海合会的地位和影响力。
  四、区域内大国加快调整政策,积极扩展地区影响
  中东地区的大国除了前述埃及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深陷变局之外,还有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就综合实力而言堪称大国)等3个非阿拉伯国家也深受变局影响。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这三个国家加紧调整政策,提升地区地位。
  土耳其外部环境改善,更加注重凸显其伊斯兰国家身份,推进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土耳其的国际角色独特,作为北约组织中的伊斯兰国家,它是北约与伊斯兰国家发展关系的桥梁;也正是伊斯兰国家这个身份成为长期妨碍它加入欧盟的重要因素。鉴于此,土耳其在埃尔多安政府的带领下实施“东向”和“南下”战略,推进与伊斯兰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谋求提升作为中东地区大国的地位。此轮中东变局为土耳其提供了两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导致伊斯兰主义力量上升,它们与埃尔多安所属的伊斯兰主义色彩较浓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一定的共同点;二是大变局导致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政权发生更替,未来的政治制度设计都力图融合伊斯兰、民主、现代化等元素,而较好融合这些元素的土耳其的现行政治模式正好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效仿的榜样。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就主张允许伊斯兰教进入公共生活,但反对激进伊斯兰主义,并承诺要推动突尼斯成为现代化、世俗化多党制的民主国家。该党领导人加努西曾公开表示把土耳其视为现代化与伊斯兰结合的成功典范。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土耳其进一步开展地区外交,增强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影响力明显提升。
  伊朗面临的地区环境趋于复杂,变数增多。在伊朗看来,西亚北非的变局是“反对世俗的亲西方政权的伊斯兰起义”。就连昔日的改革派领袖前总统哈塔米也声称,“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新中东正在崛起”。客观上,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等伊斯兰主义力量以及利比亚反对世俗政权的军事力量,在变局应对中的政治影响力都明显上升,为伊朗利用其在什叶派穆斯林网络和伊斯兰主义网络这两个方面的特殊资源和渠道进一步提升地位及扩大影响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如前所述,政治影响上升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却显示出更大的借鉴土耳其的政治模式而非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的倾向。沙特及其主导的海合会帮助巴林平定乱局和积极影响也门政局发展,防止什叶派在这两个国家上台执政,同时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暗中支持逊尼派与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展开争夺,这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防止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新月带”扩展,以对伊朗地区影响力的拓展造成牵制。美国和欧盟力图通过制裁等手段逼迫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下台以及土耳其等国跟进呼吁,如果最终达到目标,那将使伊朗失去一个重要的中东盟友。
  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显著恶化,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引发冲突的风险增大。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持者和配合以色列封锁巴勒斯坦“哈马斯”所在加沙地带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垮台;反以情绪较高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影响上升,特别是黎巴嫩“真主党”支持的候选人出任总理组阁;与以色列尚有戈兰高地争端的叙利亚局势更趋动荡;土耳其因2010年人道主义救援船等一系列事件与以隔阂不断加深,在对以关系上继续坚持强硬政策路线;巴勒斯坦积极寻求通过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其独立建国,表达对巴以和谈难有进展的不满,增大对以色列的政治压力。所有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整个地区格局正朝着不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致使黎以、巴以、叙以、埃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多个侧面不同程度地陷入紧张,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大。这显然是以色列难以接受的现实,迫使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保持克制的同时,积极寻求加强军备以应对局势变化,并酝酿进行更多的政策调整。特别是随着伊朗核计划不断取得进展,以色列采取行动加以阻止的紧迫性相应上升,因误判引发重大危机的危险增大。
  以上3个重要国家的政策调整与其他国家的诸多变局错综互动,将进一步推动地区格局演变,使整个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敏感、难以确定和充满风险。
  五、美国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政策,竭力避免再度深陷中东
  面对中东愈演愈烈的大变局,国内政治社会矛盾因金融经济危机影响深化而加剧、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的美国,力图既保持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又避免再度深陷其中,以便将其对外战略的重心顺利转向亚太。为此,美国在按既定政策结束伊拉克战争和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的同时,对中东大变局采取所谓支持民主、站在民众一边,通过各种手段推动中东各国演变的基本政策。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美国则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以确保美国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不受损害作为标准,采取多种不同的对策。例如,对政府很快垮台的突尼斯和埃及,支持其军方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各派力量保持密切接触,通过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对其民主政治的未来进程施加影响。对巴林,则支持哈马德国王在外力帮助下弹压抗议示威民众,快速平定乱局,确保亲美和亲沙特的逊尼派政府继续执政,以及美国在巴林的第五航母舰队的军事基地不变。对也门,为萨利赫提供放弃总统职位之后的安全保障,支持政府权力实现和平过渡,防止“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机构乘势过度坐大。
  在此过程中,美国无论是使用外交手段,实施经济制裁,还是使用武力,都更加注重通过多边机制借助国际力量,推动西方盟友和地区伙伴走上前台发挥更大作用。对突尼斯和埃及,推动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提供更多政治和经济援助;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推动法、英在北约框架内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下发挥更大作用,并争取得到了阿盟的支持,只花费20亿美元和6个月时间就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对叙利亚,美国在联合欧盟和加拿大等盟国加强制裁的同时,让阿盟、土耳其和法国站在前排发挥更大作用,在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未果的情况下,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谴责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反人类罪的决议;对伊朗,在协调西方盟友加大政治、外交和军事压力的同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的制裁决议;对巴林和也门等国,则支持和推动沙特与卡塔尔及其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或动用武力、或斡旋调停,以平定局势或化解僵局。美国如此作为,意在避免再度深陷中东,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把美国利益所受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又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如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利比亚卡扎菲被击毙之后所说,这是美国在新形势下干预全球事务的新“药方”。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中东政策仍沿着上述路径向前推进,但其意图能否最终顺利实现,仍存在两个重要变数。其一是变局之后在中东相继获得主导地位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它们与美国能否相互磨合适应。其二是伊朗继续坚定地推进核开发计划,并对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局势发展施加影响,以色列是否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进而将美国拖入冲突。如果伊斯兰主义力量主导下的中东多国与美国爆发更多冲突,如果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或者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激起严重冲突,那么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将再度受到制约,地区局势也将受到强烈冲击。
  
  (本栏责任编辑 史小今 范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