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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外交与国际政治伦理冲突

作者:未知

  【摘要】:外交作为国际政治伦理载体的价值观,它既是一种外交方式,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全部的外交政策和政治行为都是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选择。价值观外交源自国际社会自身的规范性价值体系,构建于其国内政治生态和国民伦理认同基础之上,具有集利益负载与价值负载于一身的特征。国际政治伦理冲突源自对主权原则所维系国际政治秩序重要性的伦理认知差异、多元化国际政治伦理主体在道德发展水平上的非均衡性和由此产生的对国际政治伦理认识的局限性。
  【关键词】:价值观外交 国际政治伦理 冲突
  价值观外交是指一国政府在对外政策和国际交往实践中以其国民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诉求为指导而形成的外交方式。在国人看来,价值观外交通常被视作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原则,并在实践中赋予外交行为以强烈的价值观色彩的外交方式。
  价值观外交源自西方,根植于其人文观念和宗教价值之中,构建于其国内政治生态与国民伦理认同的基础之上,具有利益负载和价值负载的特征,并折射出权利、行为、责任三个层面的国际政治伦理冲突。
  一、为何可能存在价值观外交
  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面,到日本首相安倍安倍晋三访华破解多年中日“政治冰封”;从“洞朗事件”后印度总理莫迪访华到英国围绕“脱欧”与欧盟陷入拉锯战;从沙特与土耳其围绕记者“卡舒吉死亡案”演绎出来的种种内幕,到法国、葡萄牙等先后表达希望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对比几年前西方国家以“人权”和“自由”为借口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式,似乎给人一种天地倒置的感觉。这一系列外交现象的变化,其实都揭示了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推行的、由不同层次角色参与的价值观外交正逐渐成为国家间外交的典型代表。
  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再固守着“冷战思维”,以侵犯主权和干涉别国内政参与国际事务的话,只能成为一种陈旧的、毫无影响力的激愤,远远无法实现以外交手段维护本国利益和占据国际政治道德制高点的目标。
  无伦理不成自助,无正义无以和平。国际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规范性、功能性和目的性的价值体系,具有追求和平、发展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因此,价值观外交代表着国际政治伦理富有争议的勃兴与演进。从历史来看,价值观外交来源于价值动力和现实动力两个方面。在国际政治中,全部的外交政策和政治行为都是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伦理考量始终伴随着国际政治的全过程。从现实角度来说,政治活动就是权力与道德的结合。而即使从理想主义角度来看,政治道德与外交之间也是一种正向关系。
  不同于以往人们的传统认知,冷战后曾长期存在的受意识形态驱动的价值观争夺不再是世界政治冲突的根源。在西方看来,意识形态以不再被视作界定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首选方式,而随着特朗普以“美国优先”口号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以“孤立主義”、“双边关系取代多边关系”、“反对联盟倡导交易”为特征新型外交关系出现,标志着全球外交关系的变化日益多元化。以往以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作为西方制定世界通行外交政策,遭到“国家民族主义”外交策略的沉重打击,由此引发国际间外交关系的重新洗牌。而对于以“习近平新时代外交关系”的中国来说,价值观外交的存在和剧变,给自身造成了一定的战略困境和国际政治伦理冲突。中国所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在当前国际政治全球价值化的时代中,被由于美国颠覆性外交价值观而陷入迷茫广大国家所吸引,进而赢得了更多国家的支持和欢迎。由于国际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政治伦理产生、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因此伦理取向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各主要思想的根本坐标,也是一切外交分析的标尺。
  二、价值观外交的利益负载和价值负载
  与传统外交不同,价值观外交集利益负载与价值负载于一身。尽管外交行为包含利益内涵的出现一直在国际交往中饱受诟病,但当国家的外交行为与本身国家利益的联系日益深化的今天,由国家对外输出的外交行为往往与本国利益群体的政策诉求形成鲜明对照。
  价值观外交作为保障国家利益的工具,实现外交政策的“名利双收”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以美国对华政策为例,从最早的拥抱中国,到如今的遏制中国,从希望构建中美新型伙伴关系到再次渲染中国威胁论,从重返亚太政策到挑起关税贸易战。美国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反复演变,无不真实贯彻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于欧盟而言,无论对于中国投资欧盟企业设置严苛门槛,还是配合美国对于中国扩大市场开放继续施压,乃至于依然坚持对华武器禁运,以及坚持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丝毫不影响其成员国与中国的外贸交易屡创新高。乃至于在美国与欧盟的传统盟友关系因特朗普遭遇严重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一方面表达希望继续深化与中国“合作共赢”推动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以安全为目的,通过收紧中资企业在欧投资的法律规定和监管标准的方式遏制中国,相对于美国的简单粗暴而言更像是“隐形贸易战”。而作为相反的典型是日本。在因为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防空识别区等问题导致从中日贸易从“政冷经热”逐步转向“政冷经冷”后,随着日本首相时隔七年后再次访华而有所回暖。由于价值观外交具有不可交易性,而日本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其国内对西方语境的价值观热情度不高,加上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中日两国全球大国间博弈时,有了调整彼此间外交关系的必要。因此相对于西方而言,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并不具备深厚的西方传统外交价值观基础,更具有功利性和脆弱性。
  在价值观外交的价值负载方面,德国可以被视作是典型代表。德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坚持以价值为导向,认为共同的价值观是保证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在政治哲学意义上,价值观外交的负载意义与西方思想领域的最大主流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在价值观外交的主要鼓吹者中,以西方新教伦理占据主导的国家为多数,他们都因高度契合的地缘同质特性或政治同质结构在国家关系中占据一定的主动权。   康德认为,国际政治问题以国内政治为先决条件。“中国威胁论”或者“中国应当承担拯救世界的责任”之类的观点,与其说是当国政治首脑的价值倾向,更不如说来自于其国内民众价值观带来的价值观外交。
  从美国的对华关系上来说,美国在确保对华“利益攸关者”的原则基础上,对于其他西方国家在对华关系上的施压始终保持默认态度,这在华为遭遇西方各国以保护国家安全名义的遏制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了,而诸如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持立场”的观点,则确保在不影响美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价值观外交的压制来寻求在中美外交和贸易关系方面获得更大利益。从根本上将,这种价值观外交格局,也是一种隐性的国家政治理论冲突。
  三、三个层面的国际政治伦理冲突
  国际政治伦理冲突源自对主权原则之于维系国际秩序的重要性的伦理认知差异、多元化的国际政治伦理主体在道德发展水平上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政治伦理知识共识的有限性。价值观外交折射出的三个层面国际政治伦理冲突——权利伦理冲突、行为伦理冲突和责任伦理冲突。
  国际政治伦理主体是由政治伦理主体衍生而来,为在国际政治活动中建构并实践特定伦理的国际政治实体,也是国际政治实体在道德上由他律向自律转化、过渡的必然结果。国际政治權利伦理冲突主要来自国际政治伦理主体的复杂化和多元化,从而与价值观外交形成互动关系。国际政治的终极关怀对象,也由民族国家逐渐下沉至“人”的层次,最终形成类似“国际公民社会’的当代国际政治伦理体系,这就与国际视线广泛存在的权利伦理产生冲突。
  与外交政策和实践相同,一切国家政治行为都是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伴随这种判断和选择的必然是国家政治行为伦理的冲突。当一个国家“所做的善大于恶或预防了大恶的发生”时,就获得了国际政治行为的对称性。因此,对于价值观外交必须予以充分的分析和判断,以此来确定价值观外交实践是否符合相称性原则。以曾经地处欧债危机发源地之一的希腊来说,对待国际经济援助提出的通货紧缩和缩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要求,如果选择对西方价值观的固守和排斥,那么它将因丧失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而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而如果选择接受则会导致国家政治环境的剧烈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基于此,希腊的外交价值观潜在的折射出国际政治行为伦理冲突,更不用说其国内各政党领袖因此获得民意支持。
  “道德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一个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必然是出自责任”。国际政治责任伦理冲突可以由国际政治伦理冲突推导出来,人们认为国家在被赋予“人格”的前提下,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构成了国际伦理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说义务和责任是国际政治伦理的两大主题,一个有效的国际道德体系,其前提必须是有一个被明确指定的、对行为负责的国家领导人。但这也产生了国际政治责任伦理冲突的一个悖论,即领袖虽然是责任伦理冲突主体和主要参与者,但未必是冲突责任的义务者和承担者。在价值观外交语境中,对责任伦理冲突的界定和化解变得复杂。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组成了完整的伦理冲突系统。将个人从战争的道德责任中解脱出来,将这一责任交予政府。伊拉克成为典型的价值观介入式的国际政治伦理冲突,如果我们不以恰当态度鉴别其中内涵,则会有更多人成为不必要受害者。
  在各国政治中,一种开明的仁慈只能来自这样的记忆:甚至最大的集团也是有个人组成,只有个人才能具有欢乐和痛苦,在这个世界里,遭受苦难的每一个人都证明了人类缺乏理智和共同的智慧。这句话对于作为价值存在的人类理解国际政治伦理冲突,具有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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