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 : 未知

  摘 要: 科尔施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的破产和列宁主义的胜利后,在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相互碰撞的混乱局面中,敏锐地捕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性丧失这一理论危机,提出了要用“哲学转折”来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哲学之路,通过正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从根本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重建总体性原则,进而来引导革命走向成功。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对当时实现革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其思想中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想、意识形态革命的思想以及其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多样性的贡献等对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也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科尔施;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意识形态;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1.07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刘洋.试论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当代价值[J].克拉玛依学刊,2019(1)42-46.
  一、科尔施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背景
  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世界历史的中心与革命中心开始向东方转移。特别是在20世纪初,形成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即选择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物质经济层面寻求革命制胜之道。
  然而,在西欧却是另一番景象。自一战以后的20多年,西欧的工人阶级运动屡战屡败。科尔施正是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的破产和列宁主义的胜利后,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问题。当时,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都是莫衷一是的,正如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到的:“直到最近,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这一事实,都没有较好的了解。”[1]1所以,为了在这一混乱局面中把握正确方向,科尔施试图从源头寻找答案,他着手从20年代初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失败的巨大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他首先关注到的便是革命转变与国家的问题,而这一重大问题自1848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甚至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从未在实践中得到过认真的对待,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最清楚不过的表现在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上。”[1]19自一战以来,国家问题不论在革命实践还是在理论研究中又重新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前,其领导者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特别是列宁写下的论述国家问题的专著,为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可是,作为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却没能耐处理好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在科尔施看来,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甚至还受一些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潮的诱导,如机械地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搬硬套到社会生活领域中,使得广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不是去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去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彻底否定了革命的意义;片面地用科学主义的思想主张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内在联系,最终完全否定了国家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偏颇地用经济决定论来否定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在实质上卸下了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混淆了他们的视听,使他们看不到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正是这些错误思潮的广为传播与渗透,使得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丧失了对具体国家问题的正确判断力。
  总的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失败的一种哲学反思。科尔施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自身的理论立场出发,提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科尔施针对自己所处时代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彻底的批判,廓清理论上的迷雾,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见解上去,把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學的关系看作是两个辅牙相倚的问题。
  二、科尔施马克思主义观的主要内容
  (一)哲学转折
  在科尔施所处的时代下,西方理论界普遍存在着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观点。不仅资产阶级教授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1]1,而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1]4;据此,他们都不谋而合地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是纯粹的否定关系的结论。针对这一情况,科尔施果断将视线转移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上,他试图从源头上改善当时理论界的混乱状态。科尔施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史观改造后,被运用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才实现了其马克思主义化。但是在当时,他的这一思想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质疑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抛弃。
  科尔施将马克思主义归于哲学的理论判断之所以在当时会遭受严重抨击,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多部著作和诸多场合中提出了要“终结”和“消灭”哲学,因此,科尔施不可避免地要合理解释马克思“消灭哲学”的论断才能支撑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科尔施解释 了“马克思主义是否是哲学”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及全部旧哲学”而不是哲学本身,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区分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哲学的,它作为一种革命的哲学,目的就是要把消灭哲学当作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哲学的消灭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抛弃哲学。另一方面,科尔施认为要历史地、批判地理解马克思对“消灭哲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工人阶级的实践运动中不断形成和丰富的理论体系,富含着实践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哲学才能使无产阶级运动在实际中获得成功,才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彻底的革命性。   科尔施面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一星星之火既难以点燃又无法燎原的现状,选择了一条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见解上的道路,他认为没有正确的国家理论,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要真正把哲学批判当作一种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重要武器。从源头上改善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性丧失的状态,这对当时处于混乱状态的理论界而言无疑是一次哲学的转折。在这次哲学转折中,科尔施把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蕴含的实践精神。但是,在当前学术界对科尔施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中也有这样一种声音,他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尔施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时,仅限于说它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没有深刻而全面的抓住问题的本质,带有一定的实证主义色彩。
  (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是为了引导无产阶级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而解决革命的实现问题,所以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阶段的梳理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是“潜在”且“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的,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阶段论”,进一步抨击了当时理论界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哲学内容的论断。
  科尔施认为,自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至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完全被哲学思想所渗透的理论的原初形式。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活的统一,是充分运用辩证法、富有青春活力的原初形式。自1848年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运动遭遇血腥镇压以来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期间,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解放运动均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控制,思想文化领域也毫不例外地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占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是不可能保持不变的,在科尔施看来,虽然从表面上看,在当时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相互分离的,但实质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发生了另一种结合,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更具科学精确性的发展。而不是像所谓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把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只当作一种纯理论的东西。面对这些观点,科尔施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坚定地认为:“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现,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1]25。在科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并一直延续到没有具体时间限定的未来,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他认为这一阶段是经历长期衰退的第二阶段之后的复苏和本质回归,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初形式的“重建”。在这一阶段,科尔施既肯定了以列宁等为代表的俄國马克思主义者们力图以真切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来实现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同时他也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深入具体的对列宁脱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了批判。科尔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的观点,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
  (三)总体性哲学观
  在科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哲学性的丧失、辩证法的被否定以及革命的失败,从理论意义上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原则的破坏,由于削弱了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而最终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从实践意义上讲是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相脱离了。因此,要从根本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重建总体性原则,进而来引导革命走向成功。科尔施的总体性哲学观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展开,包括总体的认识论、总体的社会历史观、总体的革命观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
  首先,科尔施将总体性理论运用到了认识论领域。认识是对事物感知、了解到灵活运用的起始阶段,只有立足总体才能对事物获得整体、全面的认识,进而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各个部分以及事物的发展变化。只有立足总体才能把握事物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前进方向。科尔施认为,哲学作为一种科学思维始终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它并没有因为“消灭哲学”而被废除;由此,科尔施认为总体性理论在认识论体系中起到了基础性、根源性的作用,在认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其次,科尔施认为经济、法和国家、纯粹意识形态三方面共同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有机总体,它们都具有客观现实性,不存在任何一者起决定作用的现象,应该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中去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产力学说所进行的总体性认识与评价,他指出尽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是对社会发展起全部作用的决定力量。由此,科尔施摆脱了片面强调从经济角度来实现革命的思想束缚。再次,在形成总体性社会历史观的条件下,科尔施逐渐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应该是一场立足总体、全面的社会革命,而不应该受某一单方面革命的局限,只有发起一场总体性的社会革命,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全面专制统治,才能使人们从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最后,科尔施将总体性理论寓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统一性原则之中,他认为理论和实践是同一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两个侧面。不仅马克思十分重视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其理论是否科学、合理,反对脱离实践的空谈,而且种种事实也证明了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科尔施认识到了当时各派别割裂理论与实践统一性的错误倾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要立足总体性原则来把握二者的内在统一性。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基本框架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总体,在这个社会总体中的各要素不仅是总体不可或缺的各部分,而且也对总体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三、科尔施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
  通过对科尔施马克思主义观主要内容的梳理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及其对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判,仍有值得批判的地方,但其合理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部分,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尽管当今时代与科尔施所处的历史背景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思想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强调与重视,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仍面临各种思潮冲击和挑战的环境中,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想历久弥新
  科尔施哲学批判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将理论的批判与实践的批判相结合,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他认为,理论的批判只有与现实的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02,科尔施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观,才拨开了思想的迷雾,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而时至今日,科尔施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想仍然焕发着巨大的时代价值。40年前我国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进行的思想大讨论,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了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社会革命,成为了当代中国以哲学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社会进程和发展方向的真实写照,凸显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一哲学思想的真谛。40年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想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力量,真正发挥了“改变世界”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新时代社会矛盾的转化,发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一哲学思想的批判性功能,为进一步解决矛盾提供思想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也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二)意识形态革命的思想事关话语权与领导权
  科尔施所主张的意识形态革命,突出了上层建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对于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极大的启示,而且对于当前提高意识形态话语权,夯实意识形态领域建设仍具有思想啟示。意识形态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来源于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并以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态反映着客观世界。在当下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相互融合、频繁碰撞,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且复杂。无论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是我国当前的发展实际都反复证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关系着党的前途命运,关系着国家的久安长治,关系着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面对多元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这就充分说明了新时代加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三)保持尊重马克思主义研究多样性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的只是一种思维模式,对这一思维模式的运用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实际,而科尔施正是以一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运用了这一思维模式,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尔施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沉思,这些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也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人们的行动指南,必须要因时、因势而变。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创新,要想不断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要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尊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样性,用丰富鲜活的社会历史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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