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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学者视阈中的中国模式   

作者:未知

  【内容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引人瞩目,国外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这其中,阿拉伯学者所进行的中国模式研究,既体现海外学界相关研究所具有的共性,也与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诉求紧密相关。本文以阿拉伯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为切入点,结合大量第一手资料,归纳、总结阿拉伯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关注焦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与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分析阿拉伯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特点、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总体而言,阿拉伯学者的中国模式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其研究成果对于理性认知中国模式、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  键  词】  阿拉伯学者;中国模式;发展
  阿拉伯世界对于中国发展道路和经验的关注,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开始了。此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关注日益提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这一现象背后,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初步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色的制度、政策、理论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一种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化,坚持社会主义、强调民族特色,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竞争、对话合作的社会发展模式” ①。多项数据表明,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业已成为阿拉伯学界的一个热点。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学术研究更是逐渐达到高潮。
  一、阿拉伯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关注焦点
  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阿拉伯学者主要聚焦中国模式的特征、在若干具体领域的实践经验以及蕴含的发展理念等方面。
  (一)中国模式的特征
  在阿拉伯学者视阈中,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征,体现在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他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关注,普遍认为这一体制是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摩洛哥学者阿卜杜勒·阿勒阿里·哈米写道,“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它的意义在于将社会主义(资源共同发展的优势)和注重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市场很好地结合起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使中国得以成功创造了经济奇迹,巩固了国际地位。”①伊拉克学者艾哈迈德·安巴里认为,中国模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糅合,以一种既能让市场发挥基础作用又能让国家控制经济的方式将资源配置发挥到极致。他指出:“这一模式为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解决了衣食温饱,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②不少学者还强调了“政府主导性”在中国特色市场机制中发挥的作用,认为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彻底市场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不同,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绝非局限于市场竞争的“裁判”,而是具有自觉性、预先性及统揽全局的市场主导者。
  在阿拉伯学者看来,中国模式的另一特点是将独立自主和参与全球化相结合的对外开放。阿尔及利亚学者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尼亚将中国对外开放形容为“均衡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他认为,“中国能够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成功保留自己的政体特色,使两者之间不发生根本性的冲突”,“由此看来,人们认为全球化所要求的对外开放、缩减公有经济成分等条件,并不是真正阻碍一个国家发展的绊脚石。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这正是中国特色的开放给我们的启示”③。
  随着对中国模式讨论的深入,阿拉伯学者还着手从思想文化层面进一步挖掘中国模式的特征。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文化层面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三者的融合。学者们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对中国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实用主义是对中国文化的必要补充,它使中国模式克服了空想成分,变得更加务实。大多数学者还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与实践的鲜明指向对中国模式的影响。埃及学者绍基·贾拉勒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这尤其体现为积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①黎巴嫩学者马斯欧德·达希尔认为,相对于知识本身,中国哲学更看重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知识,“如果关于政治或技术的谈论不会对工作有直接的影响,那就是空谈”,“中国思想强调要从人实际操作的角度看待创新”。②
  (二)中国模式在若干具体领域的实践经验
  阿拉伯学者十分关注中国模式在若干具体领域的实践。在他们看来,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处理上所积累的经验,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国情和利益,值得参考与借鉴。
  1.扶贫减贫经验
  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扶贫减贫经验,对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寻求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摩洛哥学者塔里克·里萨维认为,“(中国扶贫减贫的经验)是一种杰出的经验,它并不盲从于世界銀行等国际组织的意见,而是依靠自身,来自对国情深刻的了解”③。苏丹学者叶海亚·穆斯塔法认为,“(中国减贫扶贫)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建立运行良好并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市场经济”,“阿拉伯国家最需要的,是中国政府所表现出的那种消除贫困的真正的政治意愿”。埃及学者萨勒玛·侯赛因认为,埃及的扶贫减贫主要依靠救济,她将救济式扶贫比作“鱼”,而发展劳动者致富能力比作“捕鱼”(渔)。她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减贫扶贫方面取得巨大成绩,就在于中国政府秉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④
  2.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吸引和有效利用外资,始终是中国面向世界经济开放的一个重点。叙利亚学者阿卜杜勒·拉赫曼·台舒里认为,中国成功吸引外资的方法绝不是仅仅实行免税政策,还包括成立相关的投资规划机构,调整投资法律,营造良好的政治治理环境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他写道,“国家的发展需要外资,需要学习中国吸引外资的经验,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出类拔萃的经验。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一经验中受益,从中好好上一课”。①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转向外资的有效利用,特别是如何利用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实现直接的技术转移,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提高本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   3.新时代治国理政经验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集中体现这些理念、思想、战略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出版,也得到了阿拉伯学者的普遍关注。埃及学者纳赛尔·阿卜杜·阿勒撰文称,“(埃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考虑学习中国经验之时,往往都会阅读阿拉伯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②约旦学者易卜拉辛·萨瓦伊尔曾撰文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该书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及内政外交理念的理解。③沙特学者穆罕默德·巴沙尔则在自己的文章中大幅引用该书关于崇尚劳动、造福人民、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增强治理能力的内容,认为“这些论述含义丰富。书中的论述代表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对于未来的看法。如果一切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的话,中国无疑将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④
  4.全球化时代国家文化身份的建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在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面前如何构建并维護自身的文化身份,是阿拉伯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他们认为,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下构建具有自身特色文化身份的经验极具借鉴意义。埃及学者赛义德·亚辛认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杰出的范本模式,即发展与开放不与国家主权以及文化属性相冲突”。⑤也有学者关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对中国建构文化身份的影响,认为中国结合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中适应时代发展的积极因素,摒弃消极因素,使传统文化成为国家发展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之一。阿尔及利亚学者穆尼斯·巴赫多尔就此写道,“研究儒家思想以及传统文化对现代化贡献的启示,是对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启示。它打破了这样一种疑虑,即是否可以在其他相似的社会区域(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有自身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多样现代化” 。①
  (三)中国模式蕴含的发展理念
  阿拉伯学者在研究中还涉及中国模式蕴含的一系列发展理念。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所蕴含的发展理念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自主发展
  在相当一部分阿拉伯学者看来,中国模式作为一种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自主型发展模式,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理念——立足本国实际,尊重本国人民的选择,以实现本国人民的利益为目标,寻找和确定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尼亚写道,“中国的发展经验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选择发展模式要考虑到本国的具体国情,不能只为了证明某种观点、理论的正确性,就完全让那些固有的理论去指引国家的发展方向”。②阿拉伯学者对自主发展这一理念的关注,反映了阿拉伯人民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对于独立自主地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普遍诉求。
  2.循序渐进
  绍基·贾拉勒认为:“中国政策具有灵活性和实践性,中国人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种经验的最好概括”。③黎巴嫩学者法尔迪克·马阿图格关注到循序渐进的发展理念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循序渐进的发展理念,是保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需要。④塔里克·里萨维则将中国同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关于循序渐进的理解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阿拉伯国家施行的是“分步发展”,在某一个阶段着重发展一个特定领域,而对于其他领域却予以忽视。而中国的发展的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进程”,“要求从纵向、横向以及时间三个维度都要有精确而配套的服务来衔接各项改革”。⑤
  3.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相统一
  坚持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统一,是中国模式所具有的“人民性”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⑥——中国的经济发展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政府采用务实的指导方针,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把消除贫困、发展教育作为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来推动。埃及学者莎蒂亚·曼杜尔强调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发展教育,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因素。①叙利亚学者、前驻华大使穆罕默德·瓦迪则从宏观着眼,写道:“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首要原因就是改革符合民意、民利。邓小平意识到,没有人民的支持,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功。人民不满意,那么任何一项指示或决议都不会得到落实。”②
  二、阿拉伯学者中国模式研究的特点
  整体而言,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路径、立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所处地区、国别的特征与诉求,也体现了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者,阿拉伯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对中国模式总体上予以高度肯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引人瞩目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研究、解读中国模式的热潮。其中,西方许多学者一直以复杂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中国威胁论”“中国特色的霸权主义”等说法在西方舆论界一度甚嚣尘上。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双方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与发展任务,更有友好交往的历史与现实,而阿拉伯世界对西方发展模式的移植也大都以失败告终。这些因素使得阿拉伯学者总体上对中国持友好立场。他们较少沾染西方学者对中国抱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嫉妒心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大都能够从事实出发,肯定中国模式的积极意义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成就,并将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在分析中国模式时,他们重在研究这一模式所蕴含的经验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借鉴意义、中国发展为阿拉伯国家带去的共享机遇等。
  (二)聚焦经济发展,肯定其社会主义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显而易见的成就无疑体现在经济领域,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模式对国外学者最具吸引力的领域。阿拉伯学者迄今发表的有关中国模式的著作、论文,大都聚焦经济领域,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分析,探索中国经济模式体现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意义,希望从中找到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许多西方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模式在经济上的成功,但也表达出对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担心与恐惧,担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会危及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构成威胁。相比西方学者,阿拉伯学者普遍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体制结合的。他们注意到这种新型市场经济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对它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总体上予以肯定。也有部分阿拉伯学者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性质持保留态度,这与他们采取的学术规范和理论范式有关,例如他们倾向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出发进行研究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具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点。这也反映出阿拉伯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并非在于作意识形态的探讨,而是更为注重实际,关注其中值得本国借鉴的经验教训。   (三)重视具体实践和发展理念,关注中国经验
  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阿拉伯学者十分关注中国模式在若干具体领域的实践及其蕴含的发展理念。事实上,他们热议的实践与理念拥有一个共性,即对阿拉伯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们是对一系列问题做出的回应,譬如: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政府高效治理,如何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何让社会保持稳定的同时又充满活力,如何在对外开放中维护民族独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等等。而这些问题,恰恰也是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普遍挑战。
  三、阿拉伯学者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
  阿拉伯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观点,对全面认识中国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阿拉伯学者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第一,倾向于“简单化”处理方式,多数研究深度不够。大部分阿拉伯学者以“抓重点”的形式概括中国模式在不同领域的特征,却很少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深入考察这些特征的成因,以及其中蕴含的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核心因素。这种研究上的不足尤其体现在阿拉伯学者对中国模式文化层面特征的分析。他们的研究较少涉及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模式的意义,更鲜有探讨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这一重要层面。这一方面反映出阿拉伯学者普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认识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借鉴导向,对于阿拉伯社会无法借鉴的意识形态不予重视,甚至有意回避。
  第二,部分观点以偏概全,整体性观照不足。除了关注中国模式不同领域特征、经验以外,一些阿拉伯学者还探讨了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认为这些挑战主要来自增长内需动力不足、科技创新能力较弱、资源环境制约、文化软实力仍须加强等方面。学者们的论述总体上较为客观、中立,并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学者的观点有着共通之处。但是,受到研究理论和视野的阻碍,或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部分学者夸大了某些具体问题的严重性。对于“中国问题”,他们过分聚焦于个别现象,无法从整体上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实质。
  第三,参考文献以他国文献为主,与中国现实“对话”不足。很多学者使用的研究资料以他国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文献居多。由于缺乏对这些研究资料的甄别以及对理论适用性的敏感,一些阿拉伯学者无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看待中国模式,而是受到国外作者立场的影响,或是从西方已有的理论架构和概念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
  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首先,中国自身的复杂性增加了阿拉伯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理解难度。中国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社会结构有着深刻联系。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复杂的当代国情,造就了中国特殊的“后发式”发展特点——它既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又要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较长时间内所实现的现代化,又要在同一过程中消除 “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①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时性矛盾,在当代中国转化为共时性矛盾,这是许多阿拉伯学者未曾深刻感悟和经历的,是中国的复杂性所在,也增加了阿拉伯学者对中国模式一些复杂问题的理解难度。
  其次,了解中国的渠道狭窄造成了阿拉伯学者中国模式研究的局限性。对于阿拉伯学者而言,中国模式研究是一项国外研究。这要求学者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都有较深的把握。对于有过在中国游历、工作或学习经验的学者,如黎巴嫩大学教授马斯欧德·达希尔、前叙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瓦迪以及前巴勒斯坦驻华大使穆斯塔法·萨法日尼等人,他们的研究有着丰富事实依据的支撑,可以较为客观、深刻地阐释中国模式的发展进程。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中国模式研究者们不仅缺少在中国的亲身体验,也不具备中文背景,他们的认知来源仅能依靠文献资料的梳理。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地区接触到中国理论界研究资料的渠道过于狭窄,因此来自西方学术界的“二手资料”,成为阿拉伯学者认知中国的主要参考。
  客观而言,相比于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阿拉伯学者对中国的整体研究尚处在发展阶段,还未完全成熟。从长远看,阿拉伯学者的研究虽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但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阿合作的进一步推进,阿拉伯学界的中国模式研究一定会逐渐走向成熟。
   (責任编辑:张颖)
论文来源:《国际传播》 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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