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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一世界

作者:未知

  由孔子的第76代传人设立、位于成都郊区的成都安仁孔裔外国语学校将中国与西方的传统融为一体。“我们在这里提供相对自由的教育。”来自苏格兰的校长吉尔·考伊(Jill Cowie)说。在艺术模块中,一个班讨论了丢勒的蚀刻画,另一个班为超级英雄设计珠宝。男孩们身着燕尾服,女孩们穿着苏格兰短裙。庭院中还有孔雀、野鸡和白兔。令人惊讶的是,这所充满了哈利·波特式气氛的学校现在由一家国有企业支持的公司所 有。
  在全球各地,出于各种原因,政府设立的学校往往是标准化的。一刀切比多样化要便宜;政府希望灌输对历史和公民身份的共同理解;机会均等则要求所有人享有平等待遇。但许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不一样的教育。在一些国家,这意味着更多的宗教教育。而在中国,三类不同的私立教育蓬勃发展却另有原因。
  现在招收了中国10%的6到18岁儿童的私立学校大多是高考工厂,帮助学生们备考这头等重要的升学考试。但是,这些私立机构中有10%是双语学校,让学生们为出国读大学做准备。根据咨询公司安永-帕特侬的数据,这是市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外国大学教育越来越成为中国精英的标配。目前有60多万中国青少年在国外学习。这是一项巨大的投资—从一所体面的美国大学拿到学位要花掉父母将近25万美元—但它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前景和社会声望。“这都是因为焦虑的新贵阶层,”教育顾问姜学勤说,“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只能通过不义之财来致富。通过证明你的家族有多聪明,就可以使你的财富合法化。牛津或耶鲁的学位就是在洗白声誉。”
  但双语学校也为中国公立体系的严苛和无聊提供了一条逃生路线。上海最负盛名的双语学校包玉刚实验学校的家长艾米利·俞(音译)将自己和丈夫描述为“中国体制的幸存者”,说“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成都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李彤(音译)将儿子从公立学校转到了私校。“他在中国体制里很难适应,因为他个性强烈,爱憎分明。”
  西式教育还可能带来更广泛的益处。上海万科双语学校的校长陈舒的办公室里挂着亚伯拉罕·林肯、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和马丁·路德·金的照片。她解释说,她学校里的许多家长—通常是跨国公司的高管—认为,“当年的学校教育没能很好地培养自己。他们觉得有一个玻璃天花板。当他们与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同事甚至是印度的同事相比时,觉得自己并不擅长批判性思维。”她说万科专注于5个“C”:“关爱、交流、自信、真诚……让我查一下(她在电脑上查了一下)……创造。”
  与许多中国的私立学校供应商一样,万科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务。精英学校有助于吸引富人进入高端住宅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涌入中国的英国品牌的地方合作伙伴是房地产公司。现在这种学校可能已经太多了。成都咨询公司康德教育的创始人兼总裁王舒认为,由于一线和二线城市已经供过于求,投资者必须关注三线城市:仅成都就有37所双语学校。而且西敏公学就要来 了。
  广东的白云技师学院的校园里,学生们在接受训练以制作和操作无人机、成为咖啡师、剪裁服装等。这里正在开展的工作展现了在中国私营部门中蓬勃发展的第二类教育。
  在儒家传统中,中国的公立高等教育提供的是学术而非实践。这对于那些对职业工作更感兴趣的年轻人来说并没有太多用处。白云技师学院所属的中国教育集团就此找到了一席之地。
  中国教育集团重点投资于需求旺盛的市场。白云技师学院及其姊妹机构广东白云学院(拥有2.7万名学生)的所在地广东省就十分符合条件。广东虽然很富裕,但只有42%的中学毕业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而全国的比例是48%。中国快速发展的高铁和地铁网络是该公司的另一个重点:它拥有西安铁路学院和郑州市轨道交通学校。
  广东白云学院的党委书记刘剑锋同时负责抓意识形态和管理,却对学院的工作持有坚定的非意识形态观点。“公立大学更注重遵循政府的计划和意识形态,”他说,“我们是要培训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人力资源。”为了传达这一点,白云技师学院的外墙上画有该学院为其1.3万名学生建立的3000个企业合作伙伴中许多公司的标志,包括博世、雀巢、日产、君悦和希尔顿等。为了能在日产得到职位,学生们要经过3年培训,课程的最后四五个月由日产的员工授课。
  在白云学院攻读工程和会计等职业导向的学位每年要支付1.9万元到2.8万元,而公立大学的学费为4500元到8000元。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91%的学生在离开白云学院时已经找到工作,而所有高等院校的这一比例为85%。
  在拥有300年历史的秦汉胡同的走廊里,第三种私立教育清晰可见。这是一个位于上海老城区、围绕一个庭院而建的教育中心,庭院中有一条在乱石上流淌的小溪。在一个房间里,一群学龄前儿童吟诵着一首有关一名朝廷官吏出远门的古诗。在另一个教室里,一名学生在弹古筝。一只八哥在一位美术老师身旁叽里呱啦,而他正在为一幅牡丹国画做收尾之笔。
  “人们觉得中国人缺乏教养和文明。那是因为我们把文化丢掉了60年。但是在之前的1000年里,这种文化都统治着东亚。”秦汉胡同的董事长兼创始人王双强说道。他身穿一件迷彩夹克,多少有点与这情境不搭。“我们不信上帝。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字、书法、诗歌、文物。”3年前王双强有35个这样的中心,现在有70个,招有7万名学生,每人每年平均支付1.7万元。他说兴趣的重生“来自人们的心,来自习主席。他总是引用中国古代的名言”。
  政府对这三种教育的不同态度揭示了它的担忧和轻重缓急。它允许在中国开办双语学校,以阻止父母将孩子送到美国和英国的寄宿学校—这种做法近年越来越常见。但是它也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对基础教育的控制,学校必须采用所有学校都要使用的教科书,并严格遵守在每门学科上投入多少时间的规定。
  政府还对花钱让孩子上私立补习班、念双语学校和攻读外国学位的富人与其他人之间日益增长的教育鸿沟感到紧张,因此已经限制了对该行业的投资。从6至16岁的“基础”学校教育中获利已被禁止。
  国家对该行业的密切监视自然令企业感到不安。“万科希望让孩子们开心,让父母高兴,让政府高兴。”上海万科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许青川说。德威国际学院的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怀特(Fraser White)表示,“中国监管环境的变化很难驾驭。一些英国学校没有本地的教育专业知识和管理团队来应对监管环境,因而乐于把自己的名字和声誉交给中国的实体。看看结果如何会很有意思。”
  相比之下,职业教育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政府认识到存在未被满足的需求,所以就帮助这类学校—给好学校盖章批准,让它们能够收取更高的费用。“由于职业培训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它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认为它将继续获得支持。”中国教育集团的执行董事谢少华说。
  王双强正在推动傳统文化复兴运动,因此他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实际上,他每年能从上海市政府获得100万元的补贴。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窥见,中国政府准备利用私营部门来实现其教育目标。
  原文选自《经济学人·商论》版权属于经济学人集团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经济学人·商论》(globalbusinessreview@ economist.com)。
论文来源:《第一财经》 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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