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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象的隐喻与人性的诉求

作者:未知

  摘要:《凤凰琴》中反复出现的凤凰琴、笛子、国旗、国歌这些物象,无一不与这些元素相关的人物命运相联系,同时它们又共同围绕凤凰琴的存在而交织展开,展示着相关人物的生存状态,勾连起他们的命运轨迹,并将人物群像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紧密系联,表达着人物或个体或集体的各种诉求。因此,本文旨在围绕“凤凰琴”这一统摄全篇的核心物象,切合相关人物的命运,对其人性诉求展开探究。
  關键词:物象;隐喻;人性;诉求
  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中国文坛世纪转型时期的独特存在,刘醒龙执拗地坚持用文字寻找人性的价值皈依,他认为“文学所表达的,一定要做到自始至终不让高蹈的精神出现丁点儿低就。最终才会发现,在这样的书写背后,是对仇恨、暴力、淫秽、恐惧、无耻、绝望、怯懦、虚妄、妒忌、猜疑和死亡等等反价值观念的仁爱和和解。”而《凤凰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通观全文,可以发现作者在物象的选择上,有着两种层面的价值判断。一种价值判断是建立在民办教师这一特殊“生存族群”的现实生存基础之上,我们谓之个人层面的物象;而与个体生存紧密系联,为个体的生存发展提供发展空间,彰显个体生存的精神价值,始终导引着、规范着甚至束缚着个体生存发展的集体层面,在本文中的这一组物象,我们谓之为国家意识层面的物象。两个层面的这一系列物象,共同构成《凤凰琴》中表情达意、言志抒怀的载体,指陈着人性的诉求。
  一、个人生存层面的物象及其诉求
  1.琴的隐喻及其诉求
  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说,“物象”即是客观事物,它不依赖于人而客观存在,它有形状、颜色,有声音、味道而具体可感。而存在于文学文本中的“物象”,已不单是客观事物,而是被作者人格化了的描写对象。作者通过塑造物象,是为了抒情言志吐心声。通览《凤凰琴》全文,不难发现几组具有如此特性的物象,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精当的具体事物来寄托了作者特殊的意义,赋予其以独特而鲜活的“生命”,以其作为载体含蓄抒情。因此,我们解读文本,正可以透过作者具体描绘的物象之“形”来把握物象所赋之“神”,从而进一步解读作者借物象所颂扬的精神及意志。文本中的“凤凰琴”,无疑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物象线索。而这一物象凤凰琴的存在,实为小说中以余校长、孙四海、邓有梅、明爱芬等民办教师群体的苦难现实生存写照。
  凤凰琴:高挂于墙的凤凰琴,正如民办教师虽常年坚持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和琴一样有着客观存在的现实,却依旧只能在穷乡僻壤中困顿地生存而不为世人称赏,欲求得转正实现自我的人生理想、获取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而一辈子屡遭幻灭,最终难以如愿,和琴一样难以奏出人生和美的音符。文中凤凰琴,可谓三易人手、“琴命”坎坷。
  “琴命”尘封:凤凰琴的首任主人是曾经的民办教师万站长(张英才的舅舅),他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苦盼数年的转正资格之后,即将离开穷乡僻壤的界岭小学时,因愧疚而将凤凰琴作为礼物送给界岭小学的女同事——同样是渴求转正、没能实现这一人生追求,却落下一身大病,成为垂死的废人,命悬一线、生不如死的明爱芬老师,然而,明爱芬老师却一次也没有弹奏过这架凤凰琴甚至一直惧怕听到这凤凰琴的声音,会为此而行为异常,琴虽存于明爱芬之手,实则是弃之不顾,使此琴尘封多年。琴的搁置,正如民办教师转正被搁置多年未能展开。
  “琴命”转机:年轻的民办教师张英才在舅舅万站长的关系庇护下到界岭小学,终于让尘封已久的琴重见天日,琴的生命似乎即将出现转机,然而,几次想弹奏,却刚一弹奏就引起了明爱芬老师的行为异常,几次欲弹,终因明爱芬老师闻琴声而行为异常而作罢。这一“琴命”转机,貌似生机实为死机!这一转机,又隐喻着民办教师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等苦等多年的转正机会——名额,看似即将到三人中某一人手,带给三位教师无限的希冀,他们纷纷为之努力拉拢讨好有着文教站站长舅舅做后台的张英才,希望获得一丝消息,得到转正机缘的垂青,然而,这一个他们三人苦等数载的转正名额,在一系列的现实命运冲撞下,最终成为泡影,这个看似生机的转正机会对于他们三人来说,尽管有一线希望却因为现实的种种困难依然是坚硬的死机,了无机缘,最终以张英才获得资格而划上三人转正命运的句号。
  “琴命”新生:张英才获得转正资格,即将离别界岭小学之前,琴的现任主人余校长,将此琴赠予张英才“握手道别,各走各的路”——既有张英才获得转正资格,即将永远告别民办教师身份,成为公办教师这一命运转折;也有余校长他们几个民办教师将继续戴着民办教师这一不公平的“帽子”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职业的命运延续。从此他们的人生命运会彻底因为身份的不同而迥然不同,正如万站长和明爱芬,转正与否成为二人一生不平等的分界线,余校长此刻以这命运曲折、曾痛击数人心扉的凤凰琴相赠万站长的侄儿张英才,此琴再次易主,其命运似乎在昭示着未来的美好希望。年轻的张英才,短短一段时间里就获得了民办教师转正的机会实现了命运的大逆转,他真正拥有了这把他一直想弹奏的凤凰琴,此刻人的命运转机和琴的命运新生得以有机契合。“琴”一直是他们转正焦虑的见证,而这“琴”命转机,正隐喻着绝大多数民办教师苦盼转正,历经无数波折,终究因时代限制、政策制约以及人为因素不得如愿的命运悲曲。他们虽同为义务教育艰难付出,却只能终老于穷乡僻壤而一辈子不能获得和公办教师一样的认定和待遇。徒有良琴却难奏和雅之声!
  2.弦的隐喻及其诉求。
  如果说凤凰琴的存在,是以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尤其是悲情命运的民办教师明爱芬的现实生存写照的话,那么,“弦”的存在及其断裂、续接则又分别构成一组含义独特的物象,在“弦断”“弦续”中构成民办教师的精神诉求隐喻。表达着深沉的人性诉求——精神和利益的对峙,彰显着面对苦难的本色和底气。再优质的凤凰琴,也须有弦才能奏出和悦的音符。同理,民办教师群体再具有超凡的奉献精神和忘我的牺牲精神,也须有物质的回馈和精神的补偿——转正、改变身份、获得价值的认同才能让他们的奉献持续而和谐,否则这一奉献就只有断裂的必然。   家庭负担沉重、且有病人长期困扰的余校长还得照顾二十来个回不了家的学生,孙四海、邓有梅等摸黑送孩子们回家,自凑经费修建教室等已经是在尽力而为了,因此,文中写到邓有梅口口声声转正,逢万站长、张英才等就会提起转正的话题,其实正是一种强烈的精神诉求。这一诉求,虽有物质层面的利益寓于其中,然而,精神层面的超越才是最高的诉求本原。
  可以说,一直因为有转正的理想之光燭照着这一批埋头深山、俯身民办教育事业,生活清苦、精神苦闷的民办教师他们的道德内驱力、良心自觉意识、善良、仁慈、友爱等超越性的东西,把他们身处民间底层的那一份精神和灵魂才真实地袒露出来,在和坚硬的现实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同时,散发着人性最美的光辉——比如对学生们的爱、关怀这种大爱,凝结成他们奉献民办教育的高贵信念。才能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
  然而,在文中,民办教师余校长、孙四海、邓有梅有限的几次转正机会,却和凤凰琴的弦一样,总因为时代的原因和政策的人为因素而被有意或无意地割裂着,这一些关乎民办教师物质生存以及精神价值的转正,为能转正正名而不惜耗尽一切代价的行为几乎撕裂了民办教师(尤其是邓有梅、孙四海)的灵魂。
  全文的琴声,始终都未正常而完整地奏响过和悦的曲调,喑哑的琴弦自始至终寓示着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等民办教师一生的追求只能是精神的安慰,终不可能演奏华彩乐章。琴声唯一正常响起,只在已获得转正资格的张英才最后离别界岭小学,即将走上转正道路之际,才由凤凰琴的两任主人——万站长和余校长合奏着庄严的《国歌》,用政治的庄重性掩盖了人生的悲苦,更具有虚化的色彩。民办教师的生存,可以说是既存活于客观现实世界之中,又游离于教师这一身份的客观现实世界之外,他们在为国家的义务教育呕心沥血,却不能享受和公办教师一样的待遇,甚至穷其一生也难以获得身份的认同,他们安贫乐道地坚守教育,注定他们只能是头戴灵魂的工程师的精神桂冠的社会最底层的殉道者和苦行者。
  3.笛子的隐喻及其诉求。
  笛子在全文数次响起,寓意尽管邓有梅和孙四海在面临转正这一重大问题时是对手,然而,在转正命运的轨迹运行上,却依然是注定朝着一个方向前行:美好愿望落空,始终无缘转正。因此,才会有二人独奏或合奏那匪夷所思的精妙。
  笛子的独奏:多是民办教师对自己人生命运艰难、对亲人思念的情感压抑和人生理想破灭的苦闷宣泄,和泣诉。孙四海借笛声排遣自己对王小兰的想念之情。。孙四海为了追求自己的转正而令爱女差点葬身狼群,无比悔恨,伤心绝望地放弃这一转正追求。
  笛子的合奏:一是民办教师彼此之间心理的默契,共同完成学校的升旗仪式,用简陋而本色的乐器演奏着民办教师对庄严的国歌所作的个体生命诠释。二是在面对转正的机缘难求,转正无门之际,彼此间心有灵犀,合奏出“同命相怜”的凄苦、悲情倾述。
  笛音的苦闷与沉重,愉悦与欢欣,都寄予着民办教师个体对自身物质生活现实的一种超越,笛子是他们倾述自己理想、表达个体思绪,甚至阐释自己的爱国热情的载体,而笛音正是他们在精神上对客观生存环境的超越、渴望精神超越的常态诉求。
  二、国家意识层面的物象及其诉求。
  1.国旗和国歌物象。
  我们知道,国旗、国歌都是祖国的象征,热爱、尊重国旗和国歌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在这里师生的升旗、降旗、吹奏国歌和学生作文写升旗除了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之外,国旗、国歌在文本里作为国家意识一直镌刻在民办教师和孩子们心间而显性地存在,而国家意识所体现的责任却一直是师生们真实的隐性诉求,国旗和国歌更是他们在艰难的环境里支撑自己的一种信念,是一份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虔诚希望。
  2.物象的诉求:对国家力量的呼唤——民办教师和山区儿童渴望关爱。
  当然,升降国旗活动,作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文本中,界岭小学这样一所生存条件异常艰难,物质匮乏、贫穷落后,师生少的可怜的学校,在面对升降国旗、唱奏国歌这样庄严的教育事件时,竟是那样的执着和虔诚,他们生存的艰难,凸显并指陈着信仰的不易,以及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窘困的现实生存下顽强生存,更体现出对信仰的仰望,对理想的笃定,更彰显着人性的崇高光辉。这里的升降国旗、吹奏国歌应该还有一种超越教育活动本身的特殊含义,那就是,民办教师对自己的生存现实,自觉而努力在向国家意识靠近,渴求获得国家意识的最终认证。其实更是一种对自我生存境况向国家进行的隐性诉求:渴望获得祖国的关爱,渴望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界岭小学师生在他们的生活里,能够得到并分享祖国的阳光文本中张英才的文章见报之后,确实也获得了国家意识方面的重视,团中央的基金会出面张罗的“手拉手”帮扶活动给了大山深处的民办学校的师生关爱的曙光
  总之,《凤凰琴》行文中,借助这两层四组物象,把作者想要表达的深意隐含于文本所描述的事物、情景(物象)之中,言有尽而意无穷,更添文章的含蓄意蕴。凤凰琴的余韵留给读者广阔的解读空间和揣摩品味的余地,耐人回味,引人深思,尽收言近旨远之表达效果,于增强文章含蓄美、哲思味的同时更提升了文章的感染力。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童庆炳李衍柱等,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王先霈孙文宪,文学理论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李鲁平记录整理,《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部分发言纪要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08.23《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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