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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红色经典散文与吴伯箫政治题材散文之比较

作者:未知

  毋庸置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钟情于政治题材而且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最大或影响最大的散文作家,当数吴伯箫和梁衡。通过比对分析,发现吴伯箫与梁衡具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他们的创作题材总体上属同一领域,二是他们创作的视角相似,三是他们的文学成就亦相近。尽管吴伯箫和梁衡有许许多多的共同之处,而且都是我国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卓有成就的政治散文大师,然而,作为大师级的散文作家,他们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却别具特色,自成一家。
  在描写对象上,一个侧重记事,一个以写人为主
  只要将两位作家的重要政治散文做一粗略的对比,人们就会发现他们所描写的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
  吴伯箫以记事为主,而梁衡则重点写人。吴伯箫的记事性散文,并非如记叙文那样,按照事件的经过,顺叙或倒叙,间或一些插叙,而是按照既定的主题思想,借助对日常生活的一些有意义图景进行富有诗意的描写,用一根思想的红线贯穿全文,布局谋篇,叙事表意,条分缕析,不枝不蔓,其名篇《歌声》就是典型一例。
  梁衡写入的政治散文,也不是按照人物的成长经历或事物的发展线索铺陈构建,而是依照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总体设计,剪裁经纬、层次分明地将要表达的思想予以恰当精准的表达,段落与段落之间、节与节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努力写出人的复杂性格和人的命运与悲哀。梁衡的名作《特尔利的幽灵》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整体构思上,一个单纯明朗,一个苦心孤诣
  显然,吴伯箫和梁衡的政治题材散文均是双线结构,一条是对具有诗意的日常生活图景的准确而传神的描写,或者是对具有比兴、象征意味的意象给予形象而精准的刻画;另一条则是对主观思想的表述或揭示。然而,吴伯箫和梁衡这两位大家政治散文创作的总体构思则具有不同的特点。
  吴伯箫的政治题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构思单纯明朗,他常常以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纺车、菜园、窑洞、歌声等托物言志,展开情思,落笔于一斑一点、一叶一花、一土一石、一歌一舞、一针一线、一车一木,却总是能寓诗意与新意于其中。譬如,名篇《歌声》一文开头,先写有关《国际歌》的联想,为全文奠定激越高亢的基调;接着又对洗星海指挥大家演唱《生产大合唱》时的会场气氛和情景进行淋漓尽致的渲染,为读者展开一幅“延安式歌咏”的宏大场景和精彩画面,将作品推向一个高潮;继而转写延安歌声的历史传统,形成一种蓄势;然后才引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歌的联想,揭示出理想与纪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作品意境更为深邃;在结尾处又引出《东方红》的联想与抒唱,为全文“点睛”: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是“延安大合唱”的“总指挥”。
  梁衡先生的红色经典散文之构思,往往苦心经营,且常常喜获苦心孤诣之效果。《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即是如此。《觅渡,觅渡,渡何处?》这是一篇具有强烈反思性的文章,作者欲要表达的重点或称要达到的目标是,怎样发现人的价值,挖掘人的价值,写出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道理来。为此,作者对瞿秋白人格的剖析,在文中设计了三个“如果”与一个“却是”。如此新颖而巧妙的设计,加之群体式集约化、形象化的文学语言,终于如愿以偿,使得作品抵达了作者预期的目标。
  在意象運用上,—个擅意境营造,一个擅创构境界
  运用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营造诗一样的意境,这是中国散文十分重要的经验和非常宝贵的传统。作为散文大家的吴伯箫和梁衡,无疑充分继承了这一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挥,而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吴伯箫和梁衡在意象的选择特别是在意境营造的手法与路径上却大有不同。
  吴伯箫的政治性散文所使用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图景。譬如,他以大合唱的指挥者来比喻人民的领袖,以抗日时期的延安精神来比拟五星红旗下的战天斗地之风貌,以延安窑洞的美好来影映新中国的美好生活。如此一来,就使得他的这些散文作品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意境之美。
  努力寻找意象,将直白的政治理念翻译成含蓄的文学意境,这是梁衡先生一贯倡导并孜孜以求以及积极践行且业已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主张。梁衡先生善于选择那些具体细小而又带有比兴意味的意象,从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独特而优美的意境。譬如,他用瞿秋白故居前的“觅渡桥”,来写瞿寻觅人生渡口而终不得的悲剧(《觅渡,觅渡,渡何处?》);用一条小船来比拟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历程(《一个大党和一条小船》);用红毛线、蓝毛线来形容西柏坡时期党的战略转移(《红毛线,蓝毛线》);等等。在《带伤的重阳木》一文中,梁衡将古树与人物、政治、历史融为一体,成功地刻画了彭德怀元帅的高大形象,以树喻人,情理交融,感人至深。
  难能可贵的是,梁衡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而且以其创作业绩表明,他在红色经典散文的创作中,确实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令人瞩目。细细分析起来,我们可以发现梁衡那些优秀的政治散文,新就新在他能够在前人或他人所追求、所营造的意境基础上,更上了一层楼,这就是借物宣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从而使文章达到了一个“大境界”。譬如,梁衡在其名作《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一文中,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精心选择了一个小的意象即“南湖红船”,并以此一只小船的出发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小船之小来衬托共产党诞生的意义之伟大,以行船来喻党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并未满足于此,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以行船规律的认识来写党的探索的历史。角度新颖,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对此,季羡林先生有过堪称精彩的评说。季羡林在其《追求一个境界》一文中,称他追求的是一种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所称的“境界”,并以梁衡的《觅渡,觅渡,渡何处?》为例,说他“抓住了‘觅渡’这个概念,于是境界立出,运笔如风,写成了这篇名作”。并进一步指出:“梁衡是一位肯动脑筋、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儿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当然,追求大境界更是梁衡先生的自觉行为。梁衡极力提倡文章要达到“形境”“意境”和“理境”三重境界,梁衡还明确地提出,文章要为思想而写,“理境”即“哲理之美”。从梁衡一系列红色人物散文的创作实绩来看,梁衡正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而且有的地方确实做到或已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值得肯定。
  在语言风格上,一个朴素无华,一个华丽丰饶
  语言风格乃是区别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重要指标。吴伯箫和梁衡的政治题材散文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同,这就是语言风格。吴伯箫的文字,朴实无华,给人亲切之感,而梁衡的文笔摇曳多姿、多姿多彩。
  一是吴伯箫追求朴实平易、清淡纯净的叙事风格,他的散文多为口语,有时还借用方言俚语,白直近拙、自然朴素、平易近人、清新练达,叙事状物,表情达意,几乎找不到什么华丽的词藻与奇巧的修辞,阅读他的散文,就好像是在听邻居聊天。譬如,《记一辆纺车》的开头就這样写道:“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那年,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伴,想起战友,心里充满着深切的怀念。”
  相比之下,梁衡的文字书卷气十足,常常有意违反语法规则和人们惯常的文字组合方式,出语惊人,华丽高贵,具有诗化之美。譬如,在《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中就有这样的语句:“于是党的肌体里就有了船的基因,党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船。”“这时,周恩来也领导了南昌起义,兵败后南下广州,只靠一只小木船,深夜里偷渡香港,又转道上海,再埋火种。”“历史长河的巨浪也颠簸着最早上船的12名领袖。”《一座大院和一条小路》也不乏诗化之句:“当年屈原在汨罗江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赣江边又出现一颗痛苦的灵魂。”“这时他抚着的不只是儿子摔坏的脊梁,他摸到了国家民族的伤口……”此后一句正是标标准准的“升华之语”,与袁鹰在《井冈翠竹》的结束语,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吴伯箫的作品以叙述为主,同时也较为注重描写,而抒情性的文字和议论并不多见。吴伯箫追求自然、朴实的抒情,寓抒情于叙述之中,把抒情与叙述、描写融为一体,字里行间诗意盎然。如写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着陆停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即使议论,也短小精悍。
  相比之下,梁衡的红色经典散文在遣词造句方面则叙议结合,夹叙夹议,而且往往以精辟的议论见长,引人注目。譬如,(《红毛线,蓝毛线》中的一段议论:“这将是一次要把全国搅得天翻地覆,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啊。会场没有沙发,没有麦克风,没有茶水,更没有热毛巾。这是一个真正的会议,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的会议。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小桌,这个会场时,才顿然悟到,开会本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工作,大家来到一起是为了接受新思想,通过交流碰撞产生新思想,其他都是多余的,都是附加上去的。可惜后来这种附加越来越多。”
  三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吴伯箫多用排比、对仗、比喻等辞格,而且大多为明喻,显得传统而朴素。吴伯箫用得最多也是最好的还是比喻辞格,且多为明喻。如《记一辆纺车》中的“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抽线像“魔术家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仿佛不是用羊毛、棉花纺线,而是从毛卷里或者棉条里往外抽线。线是现成的,早就藏在毛卷里或者棉条里的”,等等。
  相比之下,梁衡虽然也喜欢动用比喻这个辞格,但用的更多的却是暗喻和借喻。暗喻和借喻是生产诗化语言的常用工具之一,诗化语言具有孵化诗意强化抒情性等功能。如此一来,就使得文字在充分满足作者状物达意的同时,也让作品充满了诗意。譬如:“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延安的形象是战争,是大生产,是生死存亡的一种苦挣”,“我看着这一排排敞开的窑洞,突然觉得它就是一排思考的机器”(《这思考的窑洞》)。“于是党的肌体里就有了船的基因,党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船。”
  在总体气质上,一个诗情画意,一个更具思辨美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吴伯箫和梁衡的政治题材散文就自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总体风貌来。前者富有诗意,后者却更具一种思辨之美。
  吴伯箫先生曾在《记一辆纺车》中说过:“美的概念里是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这正好可作为他对艺术散文的美学追求之生动诠释。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践行的。他以这样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趣味进行散文创作,其散文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质朴美。这里,仅以吴伯箫的《歌声》为例,来谈谈吴氏散文诗意之生成及其流程。首先,这篇散文以歌声作为意象;接着,在总体构思上,并不刻意,只是围绕那根思想的红线,按照思想情感的变化,精心剪裁布局,起承转合,恰到好处;然后,使用朴素、形象、生动而富有诗意的文字,紧紧围绕这一意象做文章,到结尾处水到渠成时,来它一个画龙点睛。
  梁衡的红色经典散文在总体面貌上呈现出的却是另外一种模样和色泽,诸如《红毛线,蓝毛线》《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等多篇名作,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激情,充分显示出一种极富思辨色彩的哲理之美。但是,由于作者过分强调“为文第一要激动”与过多追求文章的“思想深刻”,就使得有些作品或某些作品的某些地方,酷似一首首政治抒情诗,或一篇篇报告文学、人物述评、名人小传,有的甚至演化为形象化的“思想论文”。如此这般,梁衡的一些政治散文在拥有思辨之美的同时,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艺术散文的艺术美。
  笔者以为,梁衡先生的当务之急,是要在继承与创新、情与理、艺术与学术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这也许是包括梁衡在内的所有散文作家的一次长期而又艰巨的“寻找”与“突破”。
论文来源:《名作欣赏》 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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