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客服

咨询热线

我们为什么有苦难

作者:未知

  宋沒用,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普通不过的老太太,似乎谁家都有一个,耳聋、多话、皱皱巴巴。她是我《南方周末》专栏“浮生”系列里的人物。两干字意犹不尽,便写成了长篇。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最早的两干字超短篇,这部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它并非扩大版《浮生》。和《浮生》兼顾人性与历史的初衷不同,《好人宋没用》对人的书写是第一目的,也是唯一目的。所有的战争、迁移、离乱,不过是一个人心灵独白之外的背景声。这部小说的志向,是重新发现人。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埋藏在灵魂最深处的秘密。
  但它们也有相通之处,就是语言风格。在最近阶段的写作中,我尝试回到明清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尝试一种融合了古典意蕴的口语化的风格。这是一个语言寻根的过程。我逐字打磨,反复调试语感。词性的转变,虚词的取舍,节奏的口语化,句子的长短松紧。如何把字词平衡在生硬与烂熟之间,使它们产生不失流畅的新鲜感。
  之后,我又试图将沪语方言融入写作。我意识到,在地域背景明确的小说中,方言可以并且应该被运用,这对人物和叙述有着双重增益。至于能否让所有汉语读者看懂,那是对写作技术的考验。方言作为一种手段,写作者有权决定它出现的疏密度,决定它和上下文的关系。
  当然,语言是个器皿,它并非悬空存在,也不是一堆静止的辞藻,它理应随着具体文本的内涵演变而演变。短句有短句的妙,春秋笔法有春秋笔法的好,但在对场景进行更细腻的表述,对人物心理展开更深刻的描写时,可能需要更复杂的语言。至于方言运用,多数时候是为文本增色的,但我时刻警醒,不要将追逐地域腔调当成写作的至高目标,这反而会成为局限。我的语言是开放的,不自我设限的。要保持“回到语言”的自觉,也要提防“小说到语言止”的把玩心态。所以,我愿意说,《好人宋没用》并不是仅仅因为语言而立起来的。
  从语言回到内容。宋没用算一个好人吗?不少读者掩卷之后,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圣经》里说:“没有好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10)倘若要我塑造全然高洁的人物,我是不行的,因为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宋没用当然不算道德楷模,她有懦弱、自私、随波逐流的品行,在重大事情上也糊涂;但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这让她在黑暗之中,依然存留人性光芒。这是我使用“好人”一词的具体语境。
  而另一个被争议之处,则是宋没用的名字。事实上,“没用”是他人的界定,主人公则愿意叫自己“梅用”。在相当长的人生里,宋没用作为“宋梅用”而存在。她为自己改了名,这里面有尊严,有独立意识,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至于“好人”和“没用”的张力,我想每个人可以自行解读。我无意书写高洁者如何溃败于浊世。人人都倾向于把自己想象得高洁。苦难席卷过后,控诉者太多,忏悔者却太少。
  宋没用跟绝大多数中国老人一样,历经战争、离乱、饥饿和死亡。这绝对是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我故意用平缓的语气和细节化的方式去书写。十六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分析《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技巧,试图窥探马尔克斯“外祖父母讲故事”式的叙述奥秘。他让整部作品在绵延的细节中流转。他削弱大事件,抬升小事件,将大小事件统一到平缓的语气里。用这种方式书写人的一生,简直再好不过。恰似爷爷奶奶夏夜乘凉,摇着蒲扇跟你述说往事。他们平淡地讲,你平淡地听,听完躺到床上一琢磨,久久回想,叹息不已。
  在结构层面,《好人宋没用》是古典的。它的古典意味主要体现在对时间的处理上。这里的时间是线性的,光阴静静地从宋没用的一生流淌过去,文字也随之静静流淌过去。这是我想要的长河式的效果。
  然而,在这样的长河式的关于个人生命的书写背后,我还埋下了另一条线索。那就是对死亡问题的探讨。在我看来,苦难和死亡是关于生命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死亡是苦难中的苦难,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最绝对,也最具普遍意义的苦难。某种程度而言,关于饥饿、穷困、战争、离乱的描述,只是书写死亡的无数种变体。
  叔本华有一句被鸡汤化了的话:“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当我们在这可见的物质世界中,被内心欲望推动着跌来撞去时,所欲所求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终极意义。得不到,痛苦;得到,无聊。“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无法从“活着”本身推导出来。
  必须思考死亡。如果人类永远不死,活着这件事情就丧失了意义。时间的流逝丧失意义,成长的喜悦、衰老的忧伤、劳作的辛苦、暂时的得到与失去,对生活可能性的期盼与失望,全都丧失意义。不死的肉体,只配拥有懈怠和疲惫。难怪托尔金认为,死亡是造物主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人类天生的本质无法承受不朽,“延长存活时间就像将一段金属丝不断拉长,或把黄油越抹越薄,这会变成无法忍受的折磨”。
  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有人生得糊涂,死得混沌。有人不相信死后审判,便决定在有生之年,向这个世界无限索求。而信奉“人死如灯灭”的,难免陷入“活着没意思”的虚无,因为他们的生命,看似是被随意抛到世上,白白承担劳苦愁烦,然后无意义地消逝掉的。
  在思考死亡之后,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辨析才能展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
  这是我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宋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赵氏、东家倪路得、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没用自己呢,在我看来,她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
  可以这么说,我写宋没用的一生,就是为了写她的死亡。写一场艰难跋涉的征途,是为了写那个最终的奔赴之地。这是一场由过程和目的共同构成的意义之旅。
  那么,生命的必然结果摆在这里了,宋没用又如何应对她的苦难呢?她看似是个逆来顺受的没什么想法的老妇人,但其实并非如此。宋没用有她的“天问”。人生为什么这样苦?好人为什么受难?又有谁来拯救呢?在不同的人生事件中,她都以朴素的生命直觉,向看不见的至高者,提出尖锐而根本的问题。
  谁说不是呢?如果我们否认苦难是有原因的,那么受难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书写苦难也就更加没有意义了。在这个命题上,我会想起《约伯记》。这部启发了诸多西方大师的著作,是《圣经》最古老的书卷,讲述了一个好人受难的故事。为什么有苦难?约伯和三个朋友彼此辩论。最后上帝没有告知答案,只是指出人类的能力和理性都极其有限。奥秘就在这里:正因答案存在,也正因答案超验,所以人类才能在漫长年代里不停探寻,彼此辩论。我的这部小说,以及我的整个写作,也都参与在这场探寻和辩论之中。
  写于2018年8月2日星期四
论文来源:《名作欣赏》 2019年1期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7451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