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故园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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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自传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最终完成于1940年。这时萧红29岁，人在香港。1942年初，写完这个小说一年多后，她就在香港去世了。呼兰河本来是东北的一条大河，萧红用它来指称自己的故乡呼兰县城。现在呼兰是哈尔滨的一个区，是大城市的一部分了，但是当年它不属于城市，而是一个有着独特乡土风情的东北小镇，与开放、摩登的“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完全不一样。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千里之外回望故乡的作品。一个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时候对故乡可能会有什么情感呢？
思乡是人类普遍的情感，但怎么思，却各有各的不同。故鄉之所以与你血脉相连，就是因为它连接着你在那里的生活记忆。思故乡，其实就是思你的过往生命。如果你当年在故乡得到的是爱与温暖，那么你的故乡记忆自然就是暖色调的;如果你当年在故乡受到的是迫害与歧视，那么你的故乡记忆自然就是灰暗的。当然，人的经验与情感往往没有那么单一，你的记忆可能是温馨与悲凉相交织的，那么故乡在你笔下自然就是一半光明、一半灰暗。
思故乡，并不仅仅是思你的过往生命，而且还是思你的当下生活，思你的未来人生。如果我们现在的人生非常灰暗，那么，也许我们就需要借助过往故乡记忆的明亮色彩来拯救自我，来照亮我们通往未来的道路，这样，我们写故乡就有可能偏向选择温馨的元素;如果我们现在的心理非常纠结，需要对过往记忆来一次清算，以便能够卸下心理包袱，轻装踏上未来之路，那么也许我们就会着意书写过往记忆的阴暗面，从而达到宣泄情绪、自我疗救的效果。奇妙的是，写完这个或温馨或阴暗的故乡记忆，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就会被改变。过往的人生经历、过往的情感记忆，被你的笔召唤出来，它就会变成你当下心灵的一部分。人到底是活在现实世界中，还是活在心灵世界中？都在。但哪个更重要？毫无疑问，心灵才是自我最本质的东西。当你的心灵、你的情感，被你的回忆所改变，你当下的人生能没有改变吗？当然也随之而改变了。所以说，回忆的色彩，也是你当下心灵的构成元素。回忆，不仅仅指向过往，而且指向当下人生，会对你的未来产生影响。
还不止于这些个人性因素。故乡记忆，并不仅仅承载着作者调整自我心理的个人化需求，还承载着作者思考民族文化、关怀当下现实这些指向社会的使命意识。因此，作者往往还会借重述故乡的风土人情来弘扬民族精神，从而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或者相反，借批判故乡的种种陋习，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完成启蒙重任。
有这么多复杂的因素，故乡书写的文学传统真是博大精深啊！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每一部书写故乡的作品中以上这些元素都面面俱到、平均用力。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所着意凸显的元素并不一样。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辨析出这个不一样来。
《呼兰河传》总共有八个部分。前面有七章，后面加一个小结。一、二两章是对呼兰河整体乡土风情的描述，没有固定的主人公，童年的“我”这个主人公也没有出场。从第三章开始，小说的视角转到了“我”家的后院，写的就是主人公“我”的童年生活，以及“我”童年视野中所见到的“我”家院子中的人和事。
后花园、祖父与“我”
我们现在来看萧红是如何回忆“我”的童年生活的。先提三个相关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的童年生活主要在哪里展开？当然在“我”家的院子里，尤其集中在院内两个地方：后花园和储藏室。日后让“我”魂牵梦绕的则是那个后花园。第二个问题，童年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人是谁？是祖父！第三个问题，后花园这个核心地点和祖父这个核心人物，在“我”现在的回忆中是什么样子的？是温馨的还是悲凉的？与“我”现在的心灵有什么关系？
我们带着这第三个问题往下读。先看萧红是怎么写后花园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结，
也没有人问它。
这里，动植物都拟人化了。花儿、小鸟、虫子都变得有主观意愿了。它们的主观意愿有什么特点呢？都有生命不受压制的特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呈现出生命自由自在的特质。
为什么会有这个特点呢？这个特点是从动植物自身的属性里来的吗？显然不是。黄瓜开花后结果不结果，不存在它自己愿意不愿意的问题。黄瓜的生长遵循的是自然律，与自由意志毫无关系。这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只能是来自作者的主观心灵。萧红把自己关于生命自由的理想投注进自己的写作对象了。古人早就说过：“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寓于海。”萧红把自己渴望自由的“情”和“意”投注到花鸟虫身上了。
黄瓜想结瓜就结瓜，不想结瓜就可以不结。这种艺术构思，显然是一种童话思维。写这样的句子，萧红完全变成了一个纯真的小女孩，沉醉到童话世界里去了。写作时的萧红，放下成年人的理性思维，向童年在后花园中玩耍的那个小姑娘回归，才会写出这样纯真无染的句子。
那么，问题又来了。萧红到底是从童年记忆中找寻到成人世界中遗失的自由意愿，还是把成人渴望自由的意愿灌注到这个回忆中的后花园世界呢？其实，这个二选一的问题，答案未必是非此即彼的。我们设想第一种情况，童年萧红确实有渴望自由的意愿。但想想，在童年的种种意愿中，自由能够被写作者以回忆的方式召唤出来，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写作者在当下有着渴望自由的强烈意愿。第二种情况，是童年的萧红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这个自由意愿当然就更是由写作者萧红赋予的了。综合以上两种可能，可以这么说，童年在后花园与花草为伴的那个小姑娘萧红是否真的有渴望自由的意愿，那是谁也不知道的。你就是问写作时候的萧红，她恐怕也很难客观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无论童年萧红有或没有渴望自由的意愿，写作时的成年人萧红都一定有着生命自由的强烈渴望，正因此，她才能够以回归童年的方式召唤出这种令人陶醉的生命自由境界。所以，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回忆中美得像童话一样的后花园世界，灌注的是写作者萧红渴望自由的情和意;一定要知道后花园这个回忆所召唤出的纯真生命境界，展示的是成年女性萧红写作时的心灵面貌。也就是说，成年女性萧红的精神之中就蕴含着纯真无染的特质。 我们再来看萧红是怎么回忆祖父的：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
和祖父在一起的日子，在回忆中真是和谐、快乐、温馨啊！小说里还写到祖父给“我”烤小猪，给“我”烤鸭子，祖父跟小孩子们捉迷藏，祖父教“我”读诗，这些都是最温暖的童年记忆。因为有了这个跟祖父在一起的温馨体验，所以童年即使又有一些其他不好的记忆，比如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祖母用针刺“我”的手指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更何况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后花园。这个从童年回忆中召唤出来的美好的生命体验，像一束阳光，穿越时光的隧道，照亮了当下的生活。可以说，童年的美好，以回忆的方式被召唤出来，向当下的“我”的生命状态生成，使得“我”当下的心境也变得温暖起来了。萧红的文学人格由此显示出了她非常富有魅力的一面。
我们不断提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那么，童年回忆所生成的温馨的、本真的光芒，真的有足够的力量去驱散一个历尽沧桑的成年女性的生命荒凉吗？我们来看这段话：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我们从这段话中体会到的是什么心情？是悲凉，是伤感，对不对？此时，萧红历尽了岁月的沧桑，而且有家不能归。她把这种生命状态比喻成“逃荒”，这真是有无限的悲凉啊！可见，关于后花园、关于祖父的美好记忆所蕴含的那一束温馨的光芒，实际上并不足以完全驱散当下的生命荒凉，倒是因为相互衬托的效果，反而显得回忆中的温馨更加温馨，当下的苍凉更加苍凉了。这是当下荒凉与过去温馨的一层关系。还有另一层关系，即记忆的温馨与当下的荒凉，实际上是相互渗透的。不仅记忆的温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温暖当下人生，而且当下的荒凉，也会渗透到过去的记忆中。萧红关于生命荒凉的沧桑体验，并不仅仅只呈现在自我当下“逃荒”状态的书写中，而且还渗透到了她过去记忆的表述之中。小说里不断地出现这样的句子：“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后院是荒凉的”。“荒凉”在《呼兰河传》中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有些时候这个词的出现相当突兀，跟上下文所回忆的往事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这其实是作家当下的生命经验向过去渗透，于是文本中不由自主地就穿插进这种“荒凉”的表述了。所以，萧红在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候，既召唤出了一种本真诗意的生命状态，给我们以无限的感动;同时，也写出了生命的沧桑感，引发我们无限的伤怀。
我们回过头去再琢磨一下，就会发觉这个握着笔写作的萧红，简直就是安徒生童话中在圣诞夜的寒风里对着墙角独自划火柴的小女孩。她一边体验着现实人生的荒凉，一边用回忆所召唤出的纯真自由的生命境界慰藉自己的寂寞。啊，其实她还远不止于是那个让人怜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居高临下地去同情她。她在回忆中所召唤出的后花园世界，与鲁迅散文《雪》那江南美艳之至的雪景一样，都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中艰辛跋涉时容易遗失的精神乐园。萧红实际上是在沉闷的大地上为我们推开了一扇生命飞翔的窗子，她是一个在冬夜中为我们带来天国消息的信使！
其他好的风景与好的故事
《呼兰河传》除了写“我”的童年生活之外，还写了跟“我”没有直接相关的其他人和事。作家是以什么情感来回忆这其他人和事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风景。《呼兰河传》中大家最熟悉的风景莫过于火烧云了。小学课本都选了这一段：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
火烧云一照，东北的一切风景都呈现出灿烂的色彩。我们知道一切景语皆情语，灿烂的不仅仅是火烧云，灿烂的是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啊！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萧红有非常好的审美能力;我们可以体会到她在千里之外对故乡有着无限眷恋的深情。
《呼兰河传》里边，这种美丽的景色还非常多。小说一开头就写到冰天雪地里的场景，说“大地裂开了一个口子”。接着，卖馒头的老头子出现了，他说：“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还写到有的人家早晨起来推不开门了，因为雪把门封住了。这种大地冻裂、大雪封门的场景，可以写得很恐怖，也可以写得很美。最终的美学效果是恐怖还是美，并不取决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而是取决于作者的主观心境。蕭红显然没有把它处理成大自然肆意作威的恐怖场景，而是把它处理成一种温馨有趣的乡土记忆场景。这自然是由于作者在此中寄寓了怀念故土的无限眷恋之情。能把大地裂开口子的场景处理成一个温馨的怀乡场景，这也说明，像小女孩一般纯真的萧红其实是一个心量很大的人。
其实，在萧红的记忆中，故乡的美好，不仅仅在于风景，还在于人和事。野台子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和事结合的美好场景。野台子戏这一段，作家讽刺了一些打打闹闹、大喊大叫的不文明行为，但写这些不文明行为的时候，作者的情感是讽刺与赞赏、揶揄与怀念相结合的。萧红赞赏、怀念的是故乡人那生机勃勃的生命状态。在萧红的感受中，“我们”呼兰河故乡的人，就是一些有这么多缺点但仍然可爱的人。
野台子戏这一段，最为动人的，当属看戏活动中姐妹重逢的场景。母亲前一年就通知所有出嫁的女儿，说到时候要接你们回来看戏。那些已经出嫁的姐妹，心中无比激动，精心准备礼物，可是真等到姐妹相见时，虽然激情汹涌，但说出来的却只是极其平淡的话，简直就像陌生人似的，她们不好意思也不习惯表达感情。萧红写出了一种平淡形式下的兄弟姐妹母女之间浓厚的深情。这种淳朴浓郁的亲情也是萧红关于故乡的最美好记忆。
这些美好故事，类似于鲁迅作品中的好故事。鲁迅在回忆故乡的时候，有很多创伤记忆，像《故乡》中所写到的那样;但是在鲁迅的故乡记忆中，也有不少好的故事，比如《社戏》中的罗汉豆，比如《好的故事》中的美景。萧红在回忆的时候，就召唤出这许多好的风景、好的故事，由此表达了她对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的深深眷恋之情。 小团圆媳妇、大泥坑和扎彩铺
故乡只是一个没有阴影的乐园吗？除了好的风景、好的人事之外，有没有坏的事儿呢？作者萧红真的就仅仅是一个永远站在故乡乐园之外却回不到乐园的人吗？
不是的，完全不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还批评了故乡种种不文明的人和事。最触目惊心的当属小团圆媳妇被害死这件事。小团圆媳妇就是南方人所说的童养媳。这是一个十二岁的非常健康的小女孩，却被婆婆给虐待死了。为什么要虐待她呀？他们家不想要小团圆媳妇吗？不是，他们很想要小团圆媳妇。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处于家庭等级秩序中最弱小地位的小团圆媳妇，他们，尤其是那个婆婆，就恣意放纵自己人性中幽暗的施虐本能。他们找的理由是，她太不像个小团圆媳妇了。“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到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还冲着人笑。总而言之，她是一个未被异化的健康孩子，并没有像恶婆婆所期待的那样去认取自己的卑微地位。她不是一个畏缩、胆小的小奴才，所以就无法满足婆婆高她一等的权威感，婆婆就要给她一个下马威。先是打她，吊在房梁上打，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接着是跳大神。这些都美其名日是给她治病。因为在婆婆的话语系统里，小团圆媳妇像正常的孩子那样大大方方地为人处事，那就是病，就要给她一个又一个的下马威，就要给她驱邪，通过施虐式的驱邪，目标是把她培育成一个瑟缩的小媳妇。这是婆婆等施虐者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施虐式的小团圆媳妇培养话语真够触目惊心的！然而，萧红通过对她的描写还揭示出，婆婆的人性恶并未限制在这种小媳妇养成话语所规定的范围内，这种人性恶还是一种非理性的激情。小团圆媳妇被折磨得“夜里说梦话，白天发烧”，不再是那个健康无忧的孩子时，虐待并没有停止，而是沿着一步步升级的路线继续着，直至让跳大神的把她当众放在热水缸里烫，把她折磨死了才完结。萧红还揭示出，这种施虐话语是大众的共识。婆婆施虐，周围的很多人，如周三奶奶，都是帮凶。大家都以挑剔的态度、看热闹的态度去看小团圆媳妇，去看跳大神，看的过程中少有人同情小团圆媳妇，倒是不断有人乐呵呵地给那恶婆婆出主意。除了“我”的祖父，大家都把小团圆媳妇的痛苦当作自己娱乐的媒介。
萧红通过小团圆媳妇的命运，一方面表达了对弱者的强烈同情。小团圆媳妇死后变成一只哭泣的大白兔，用自己的耳朵擦眼泪。这个哀伤的艺术想象，就强烈地表达了萧红的悲悯情怀。另一方面，萧红还展示了批判的思想力量。她深刻地批判了童养媳制度的吃人本质，批判了人性中幽暗的施虐本能。童养媳制度，是封建家族制度、男权制度的一个分支。被吃的是最孤苦无告的女性，而且又是女性之中地位最低的小团圆媳妇。施虐的婆婆尽管同为女性，但是她分享了男性家族承传制度的权力优势，得以放纵自己的人性之恶。萧红还批判了看客麻木不仁的心态。由此可见，萧红的文学精神显然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传统，继承了现代文学的启蒙立场。这样，萧红的写作姿态，就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回望故乡、回忆童年时的自我拯救，而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自觉承担着文化反思、文化重建的使命。
整死小团圆媳妇以后，这个婆婆并没觉得自己有罪过，反而觉得自己太倒霉了。
她想，也许是前生没有做了好事，此生找到她了。不然为什么连一个团圆媳妇的命都没有。她想一想，她一生没有做过恶事，面软、心慈，凡事都是自己吃亏，让着别人。
一个施虐者，反而觉得自己是个无辜的倒霉蛋儿。萧红由此深刻批判了国人自我粉饰、不反思自己过错的丑恶心态。这里，萧红以讽拟体来写作，模拟恶人的语言，让恶人发出自己的心声，而在表达效果上却形成了一种不可靠叙述，达到了讽刺恶人的效果。这种讽拟体写作，活灵活现，特别生动，也特别简洁。
指腹为亲而不受婆家待见，以至于走投无路而跳井自杀那类女性的命运，与小团圆媳妇的命运一样，也是萧红着重剖析的文化现象。把这类女性的悲惨际遇，放在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无端苛责女性的男权文化等多种因素中考察，萧红由此也显示了她从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分析女性问题的思想能力。
《呼兰河传》还写到了一个大泥坑。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给居民带来很多不便，人过去总是面临掉下去的危险。有个小孩掉下去了，还好被人救起来，要不就淹死了，还经常有马掉进大泥坑。一旦出事了，大家都来帮忙，其实一半是帮忙，一半是看热闹，但是从来没人想到要把这个泥坑填起来。萧红这里批判的显然是敷衍人生的生活态度。
“本来这泥坑子一年只淹死一两只猪，或两三口猪，有几年还连一个猪也没有淹死”，可是居民们却常吃淹死的猪肉，其实大家是借大泥坑的名義吃病死的瘟猪肉。萧红又批判了故乡的民众自欺欺人、不直面真相的生活态度。
《呼兰河传》还批判了迷信思想、不讲卫生的行为。跳大神、扎彩铺都是迷信。家人生病了，就去跳大神。活着的生命，没有人关怀;但是死了的人，要扎最好的彩铺，烧给他，让他在阴间享用。还有不讲卫生。麻花脏得要命，那小孩黑溜溜的手都摸遍了，可是，见到的人都说：“这麻花真干净，油亮亮的。”萧红对这些现象都是批评的。
萧红批判了以上这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展示了一个以现代思想为支撑的、充满自信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采。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在进行文明批评、启蒙批判的时候，萧红的写作和其他的启蒙作家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和鲁迅相比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从文本中找答案，不要凭着一些生平轶事来想当然。我们来看看这段写行人过大泥坑的话：
一下起雨来这大泥坑子白亮亮地涨得溜溜地满，涨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到了打击。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迎战……
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的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得连一个疤拉节子也没有，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长的木头，长得这样完好无缺。 这样的描写，在上下文相联系的一个大系统内，它的意味是讽刺性的、批判性的，批评了呼兰河人不填埋泥坑、只在过街时“奋斗”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从局部看仿佛是努力的、认真的，但从大局看实际上是敷衍的、得过且过的。这样的批评自有一种国民性批判的启蒙力量。与众不同的是，萧红在批评一种生活现象的同时，又能投入到那个被批评的情境中体会其中的趣味。这个叙述者在叙述中分明又跟批评的对象一起，去体会过大泥坑时的心情，其中充满冒险的趣味、好奇的追问。奇妙的是，这启蒙话语与趣味话语并没有互相消解，而是构成一种张力，形成一种双声语。萧红的创作提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知识分子在理性地反思生活、批判现实的同时，仍然可以凭借着自己未被生活消融的童心而在不美好的生活中享受生之趣味。既批判现实之腐朽，又化现实之腐朽为内心体验之神奇，萧红在此彰显了个体生命的勃勃生机，而又封住了向现实妥协的歧路。直面生活的泥潭，萧红的生命既闪烁着理性的光辉，也充溢着活泼生动的情调。
下面这段写扎彩世界的话，同样也充满着这种思想与趣味之间的奇妙张力：
那漂亮得和新郎似的车夫的名字叫：“长鞭。”马童的名字叫：“快腿。”左手拿着水烟袋，右手抡着花手巾的小丫鬟叫：“德顺。”另外一个叫：“顺平。”管账的先生叫：“妙算。”提着喷壶在浇花的使女叫：“花姐。”
萧红一方面批评不关心人间悲苦、只追求死后荣华富贵的迷信行为，另一方面显然她又觉得这个扎彩世界真美丽、真有趣、真生动。在这个被批评的现象里边，她体会到了趣味。这种趣味，展示了作家的生活兴味。这种兴味并不消解她的启蒙思想，尽管它跟启蒙思想是一种价值判断完全相反的力量。这种双生语现象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文学世界，使得《呼兰河传》的内涵非常丰富。读起来，既生动有趣，思想上又非常充实。
有二伯等边缘人
萧红有一种广博的人类爱精神。我们在上面谈到小团圆媳妇命运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上一层我们着重分析《呼兰河传》的批判意识，顺便带出萧红的悲悯之心。这一层，我们就着重感受《呼兰河传》中萧红的悲悯之心。
萧红的爱心，总是特别地倾向于弱者，倾向于被大家忽略的边缘人。有二伯与可怜的小团圆媳妇一样，也是萧红所关爱的弱者。
有二伯是“我”家的一个下人，年长，而且对“我”家有过重大贡献，但也有严重的缺点，没钱的时候就偷“我”家的东西去卖。他由于偷东西，就被“我”父亲打。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萧红是什么心情呢？
有一回父亲打了有二伯，父亲三十多岁，有二伯快六十岁了。他站起来就被父亲打倒下去，他再站起来，又被父亲打倒下去，最后他起不來了，他躺在院子里边了，而他的鼻子也许是嘴还流了一些血。
这段话，萧红的同情心在谁那边？在惩罚小偷的父亲这边，还是在被打的有二伯这边呢？显然在有二伯这边，因为她强调的因素是有二伯的年龄，是有二伯的无力，而不是有二伯的过错。也就是说，她强调有二伯是个长者、弱者，不强调他是个小偷。自然，怜悯的情感就倾向于有二伯了。她更没有从与自己关系的亲疏有别出发去维护父亲的立场。就情感倾向来说，萧红总是特别同情弱者，哪怕他是一个有错的人。
《呼兰河传》还写到很多可怜的人。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她的独生子淹死了，非常伤心，就疯了。寡妇、瞎子、瘸子、叫花子，都是萧红深切同情的边缘人。萧红总是能够感同身受地去体会这些边缘人的不幸，而且对世人在人类悲惨命运面前的麻木感到非常震惊。
呼兰河这城里，就有许多这一类的人。人们关于他们都似乎听得多、看得多，也就不以为奇了。偶尔在庙台上或是大门洞里不幸遇到了一个，刚想多少加一点恻隐之心在那人身上，但是一转念，人间这样的人多着哩！于是转过眼睛去，三步两步地就走过去了。
萧红对于人们一转念就放下恻隐之心的硬心肠，感到悲哀和无奈。这种悲哀里面有着非常美好的博爱情怀。读这样的文字，我们能够重新唤醒在世俗生活中被磨钝了的仁爱之心，能够恢复对生命的敏感。
其实，萧红对生命的敏感，不仅指向现实处境悲惨的各类边缘人;她的思维还有另一层，那就是超越具体的现实处境，从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去思辨生命普泛的悲感问题。我们看这段话：
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这段话穿插在染缸房、王寡妇的介绍中，固然与他们卑微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但因为抓的是生老病死这种谁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因而实际上也就在同情他们具体的生命境遇之外，还指向了对生命普泛境遇的哲学思考了。随着季节变化，生命之流在自然流淌，“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为什么用“一声不响”这个词？难道其中没有歌哭咏叹吗？当然不可能没有。但是，一则他们是底层人，他们的歌哭咏叹难以被别人关注到，难以引起别人的共鸣和同情;二则无论你再怎么歌哭咏叹，人终究都是要接受生老病死的必然命运。“一声不响”“默默”，昭示的其实就是在歌哭咏叹的惊诧之后，接受命运、不再挣扎的生命状态。确实，生老病死，谁又能避免得了呢？人生是何等的落寞，何等的孤独，何等的无奈啊！这种俯瞰生老病死而产生的生命悲感，包含着一种超越具体生活状况而在更高层面上彻悟生命本质的智慧。当然，这种彻悟与佛家所说的洞察生命的虚无之后，去追求更高的涅柴境界是不一样的，它仍是一种对人生执着的生命喟叹。
这种荒凉的生命悲感，《呼兰河传》其实不止一次写到。深夜听着跳大神的悲凉鼓声，邻居街坊中有人终夜不能眠。萧红不禁感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七月十五盂兰会，呼兰河放河灯，热闹之后，萧红仍然感到人生的虚无：
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唯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
这种悲凉感，这种空虚感，都是作家从某一个具体的场景出发，而引发出对生命存在的普泛感悟。它固然与萧红写作时沧桑漂泊的生命状态不无关联，但是它的内容显然并不限于一己的生命经验，而指向了对生命存在的普遍关怀。
小结
《呼兰河传》抒发的是一个漂泊的现代知识女性的故园之思。这回忆中，萧红既投注了她自己无家可归的辛酸感，也召唤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自由本真的生命境界;既熔铸了她热爱呼兰河的乡土之思，也展示了她作为一个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力量;既有对底层弱者的深切同情，也有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感悟。
这丰富的情感内涵，共同构成了《呼兰河传》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所以茅盾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是萧红文学成就的最高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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