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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丸之父”顾方舟:择一事,终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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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教授于北京逝世,享年92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顾方舟和他的同事们成功研制出首批“脊灰”(Sabin株)活疫苗,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回顾其传奇的一生,顾老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童年:埋下学医的种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宁波建设史上的标志性时期,那些小桥流水、十里荷花的江南秀美景色,正受着近代化的冲击,逐渐被颇富新意的市政设施取代。1926年,顾方舟在宁波出生了,然而与宁波轰轰烈烈建设场面不同的是,顾方舟的童年生活颇为不幸。他早年丧父,母亲为了养家糊口,只身赴杭州学习刚刚兴起的助产技术,留下年幼的顾方舟交由外婆照顾。
  1934年,顾方舟的母亲带着顾方舟北上天津,在英租界挂牌开业,成为职业助产士。租界里的日子很艰难,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警察还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一次警察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警察走后,看着顾方舟恐惧和愤怒的目光,母亲叹了口气,摸着他的头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后当一名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治病。”
  “不用求别人”这句话,在十多岁的顾方舟耳中,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就充满了同学的嘲笑、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想到这里就欣喜不禁。从此,顾方舟的心中便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医生!
  家国间架起的桥梁:我要做公共卫生
  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在这里,他遇到了严镜清先生。严镜清先生早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很陌生:厕所沿街沿河而建,粪便尿溺时常满溢,河水拥有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卫生环境的恶劣直接导致疾病的流行,死亡率之高令人咋舌。严先生常常在课堂上讲着讲着,眼眶就红了,顾方舟也忍不住地潸然泪下。
  一次,班里一个女生随严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回校后她嚎啕大哭,边哭边讲矿上的惨状:矿工毫无保障,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有时还会被包工头打得头破血流,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生的哭诉和同学们的抽泣。
  她的这番话对一旁的顾方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要做一个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在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研究脊髓灰质炎:以身试药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在国内的暴发发生于1955年,当时江苏南通有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死亡,随后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时间,全国闻之恐慌。
  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从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还发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这项研究,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明了I型为主的脊灰流行。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战。
  1959年3月,顾方舟一行人去苏联考察学习脊灰疫苗的情况。当时,“死”“活”疫苗两派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我国选择哪一种是对的,没有人能解答。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需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
  根据经验的累积和现实的考量,顾方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技术路线,要走活疫苗技术路线。
  不久,卫生部就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北京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协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经过一番波折通过动物实验后,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Ⅰ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有无副作用,只需少数人受试。
  这是一个自强、忍耐、奉献的年代。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顾方舟和同事们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后,顾方舟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然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因为他面临着一个他一直担忧的问题——成人本身大多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呢?又有谁愿意把孩子留给顾方舟做试验呢?
  望着已经进展至此的科研项目,顾方舟咬了咬牙,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
  顾方舟的儿子刚刚满月,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让家中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如今,要拿儿子做试验,妻子要是知道了,不知会发多大的火?想到这里,顾方舟决定偷偷给孩子服用疫苗,独自承担可能面临丧子的巨大压力。
  但纸里包不住火,妻子还是得知了儿子被丈夫拿去做试验的事情。她“质问”顾方舟这是不是真的,顾方舟只好小心地承认了。让他欣慰和感动的是,妻子不但没有怪罪他,还宽慰他兒子一定会平安的。   在顾方舟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这些初为人父母的年轻人,用一种看似残酷的执着,表达着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的爱。这是科学史上值得记载的壮举,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辉煌史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测试期慢慢过去了,面对着孩子们依然灿烂的一张张笑脸,顾方舟和同事们喜极而泣、相拥庆祝:疫苗是安全的!努力没白费!
  打响脊灰歼灭战:糖丸疫苗问世
  早在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死疫苗的生产情况前,政府就考虑到了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1959年1月,将卫生部批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生产基地的建设面临着设计资料少、交通运输困难、物资紧缺、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的难题。顾方舟在回忆此段经历时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说:‘行!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努力克服的!’”九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
  在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开来。经过广泛的调研,顾方舟等人很快掌握了各地疫苗使用情况,捷报像插上了翅膀纷飞,传到了顾方舟的手中: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着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敏锐地意识到,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给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另一方面,疫苗是液体的,装在试剂瓶中运输起来很不方便。此外,服用时也有问题,家长们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小孩还不愿意吃。
  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很快,闻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問世了。除了好吃外,糖丸疫苗也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在家用冰箱中可保存两个月,大大方便了推广。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这些发明,让糖丸疫苗迅速扑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着脊髓灰质炎的研究。1981年起,顾方舟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入手研究。1982年,顾方舟研制成功“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在“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上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三个血清型、一整套“脊灰”单抗。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位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赞美。
  (编辑 冀青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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