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力斯·凯撒》中的暴力书写与共和制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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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莎士比亞的罗马剧《裘力斯·凯撒》深刻地揭露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危机，展现了贵族阶层内部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不断升级的暴力书写（包括利用平民轻信好利的心理发动暴乱）。本文将着重分析这些暴力书写，并结合柏拉图的共和思想探讨其中蕴含的共和制政治伦理。
　　 关键词：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柏拉图;共和制;政治伦理
　　 一、引言
　　 彭磊认为罗马共和的政制不同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探讨过的任何一种政制，因为其构成更复杂：“古典哲人波利比乌、西塞罗、现代哲人马基雅维利等人都认为罗马共和是以混合政制：元老院保留了贵族制，执政官保留了君主制，护民官则对应民主制，3种政制各得其所或说相得益彰，共和国的国体得以稳固。实际上，在这3种混合元素中，护民官的设立不仅最晚，而且最终奠定了罗马共和。”（彭磊，2013，20）虽然罗马共和政制不能完全套用柏拉图的共和思想，但是可以看出二者在精神实质上的某种相似和渊源，或者我们可以视罗马共和制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理论变形或现实应用。
　　 二、谁的罗马？
　　 在莎士比亚的这部罗马剧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即罗马属于谁？它属于平民阶层、贵族阶层还是某一位杰出人物？或者属于三者共有？问题的实质是谁拥有统治罗马的权力。
　　 首先，在该剧中，以凯歇斯、勃鲁托斯为首的贵族认为罗马并不是凯撒一个人的罗马。在第一幕第二场，凯歇斯对勃鲁托斯说：……凭着一切天神的名字，我们这位凯撒究竟吃了什么珍馐美食，才会长得这样伟大？可耻的时代！罗马啊，你的高贵的血统已经中断了！自从洪水以后哪个时代你不曾产生不止一个的著名人物？直到现在为止，什么时候人们谈起罗马，能够说，她的广大的城墙之内，只是一个人的世界？要是罗马给一个人独占了去，那么它真的就变成无人之境了。啊！你我听说过，从前罗马有一个勃鲁托斯，不愿让他的国家被一个君主所统治，正像他不愿让它被永劫的恶魔统治一样。（朱生豪，卷四，206）①
　　 勃鲁特斯听了之后回答说：“……请您记住这一句话：勃鲁托斯宁愿做一个乡野的贱民，也不愿在这种将要加到我们身上来的难堪的重压之下，自命为罗马的儿子。”（朱生豪，卷四，206）勃鲁托斯的先祖在500年前因为鲁克丽丝受王子玷污自杀而愤然赶走暴君塔昆，建立了罗马共和国。他的名字也叫勃鲁托斯，凯歇斯利用勃鲁托斯先祖的光辉业绩激励勃鲁托斯带领他们奋起反抗即将称王的凯撒。他们一致认为罗马不应该只是一个人的世界，君主制只会让民众处于独裁的重压之下，如同受到魔鬼的统治，所以决定将凯撒除去。
　　 并且，凯撒在剧中已经表现出唯我独尊的心态。在第三幕第一场，当麦泰勒斯？辛伯在元老院中恳请凯撒收回放逐他兄弟的成命，被凯撒斩钉截铁地拒绝;接着，勃鲁托斯、凯歇斯也站出来求情，但照样被拒绝。凯撒声称：“我是像北极星一样坚定……在众星之中，只有一颗星卓立不动。……只有一个人能够确保他的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动摇。我就是他;让我在这件小小的事上向你们证明，我既然已经决定把辛伯放逐，就要贯彻我的意旨，毫不含糊地执行这一成命，而且永远不让他再回到罗马来”。（朱生豪，卷四，237）这一段台词表明凯撒自视过高，认为自己是罗马卓尔不群、永恒坚定的北极星，是指引共和国向正确方向迈进的星斗，依靠自身确保自己不可侵犯的地位，而且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动摇，因此他决定要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使他完全将自己凌驾于元老院的其他贵族之上，拒绝采纳任何人的请求或意见。此时虽然凯撒还没有被加冕为王，但是他君临罗马元老院的气势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罗马俨然成了他一个人的罗马。并且众人的乞求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加重了对辛伯兄弟的惩罚，因为他永远不能再回到罗马。当西那和狄歇斯走上前再次恳求，也被凯撒打断，凯斯卡拔出了匕首，率众刺杀凯撒，说：“好，那么让我的手代替我说话！”（朱生豪，卷四，238）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独断专行的凯撒被刺身亡。
　　 三、平民的暴力书写
　　 平民阶层由于地位低下、人数众多，思考问题的能力有限，又容易被诱导，所以不但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反而遭到了无情的利用。他们被安东尼的三寸不烂之舌煽动，屠杀、焚烧、驱逐维护他们公民权益的起义者，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其暴力书写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本文认为在本剧中存在着两种暴力形式，言语暴力和行为暴力。平民的暴力书写是在安东尼的言语暴力鼓动之下形成的行为暴力。
　　 在第三幕第二场，安东尼在他的前两段演说辞中反复六次提到刺杀凯撒的起义者勃鲁托斯和他的同志们都是“正人君子”，论及凯撒罪名的“野心”一词出现了七次，在利用反讽这一修辞手段成功地颠覆这两个词的内涵之后，安东尼终于在第三段演说辞中提出了“万恶的武器”、“无情的毒手”、“负心”、“叛徒”、“残酷的叛逆”这些充满暴力的词汇。在他煽情的演说辞中，安东尼特别突出地谴责了勃鲁托斯，因为勃鲁托斯是起义者中最有德行、威望最高的人物，抹黑了他也就抹黑了所有的起义者。安东尼使用了对照、拟人等修辞手法来谴责勃鲁托斯对凯撒的刺杀和背叛。比如“他所深爱的勃鲁托斯”、“勃鲁托斯是凯撒心目中的天使”与“勃鲁托斯拔出他那万恶的武器”、“最无情的一击”相对照，激发了民众对勃鲁托斯的憎恨;最精彩的是他把凯撒的血拟人化，“瞧凯撒的血是怎样汩汩不断地跟着它出来，好像急于涌到外面来，想要知道究竟是不是勃鲁托斯下这样无情的毒手”（朱生豪，卷四，250-251），仿佛凯撒的血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从他的身体里奔涌出来，想要验证一下事情的真实性。由于血本身含有极强的暴力暗示，因此该意象的运用雄辩有力地洗刷了凯撒有野心的罪名，昭示了他的清白和无辜;相反，勃鲁托斯等起义者的形象就被抹黑、甚至暴力化了。
　　 于是，在安东尼演说辞的强烈感染下，市民们义愤填膺、扬言报复：“复仇！—动手！—捉住他们！—烧！放火！—杀！—杀！不要让一个叛徒活命！”（朱生豪，卷四，251）然而，此时的安东尼却制止了众市民的行动，发表了第四段演说，继续正话反说、煽风点火：“好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不要让我使你们煽起这样一场暴动的怒潮。干这件事的人都是正人君子：……”（朱生豪，卷四，251）话音刚落，市民们再次按捺不住，扬言要暴动，要去烧掉勃鲁托斯的房子，但是安东尼再次劝住了他们，把凯撒的遗嘱念给他们听，说凯撒给每一个罗马市民七十五个德拉马克，还把自己在台伯河边他所有的私人用地全部赠送给他们。市民们听了之后被彻底地感动了，决心为凯撒的死复仇，并声称要用火化凯撒尸体的火去“焚烧叛徒的屋子”。（朱生豪，卷四，253）当众市民抬着凯撒的尸体下去，安东尼说：“现在就让它闹起来吧;一场乱事已经发生，随它怎样发展下去吧！”（朱生豪，卷四，253）后来安东尼的仆人告诉他：“我听说勃鲁托斯和凯歇斯像疯子一样逃出了罗马的城门。”（朱生豪，卷四，253）“像疯子一样”说明民众的行为暴力达到了什么样疯狂的程度，安东尼达到了用言语暴力激发民众行为暴力的目的。 　　 在接下来的一场戏中，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市民们竟然滥杀无辜，残忍血腥地撕碎了与起义者同名的诗人西那。
　　 诗人西那：我是诗人西那，我是诗人西那。
　　 市民丁：撕碎他，因为他作了歪诗;撕碎他，因为他作了歪诗。
　　 诗人西那：我不是参加叛党的西那。
　　 市民乙：不管它，他的名字叫西那;把他的名字从他的心里挖出来，再放他去吧。
　　 市民丙：撕碎他，撕碎他！来，火把！喂！火把！到勃鲁托斯家里，到凯歇斯家里;烧毁他们的一切。去几个人到狄歇斯家里，几个人到凯斯卡家里，还有几个人到里加律斯家里。去！去！（同下）（朱生豪，卷四，253）
　　 “撕碎”和“火把”这两个词反复出现，书写了暴力的恐怖与血腥。绵羊似的公民被安东尼煽动起来的复仇火焰彻底地变成了丧失理智与良知的暴民。一个善良无辜的生命在“多数决”的机制下被野蛮的暴民以极端血腥的方式杀害。至此，平民的暴力书写被推向了极致。
　　 四、贵族的暴力书写
　　 在该剧中，贵族的暴力书写既有言语暴力又有行为暴力。
　　 首先，因为担心凯撒称王，勃鲁托斯率领维护共和制的六位贵族于三月十五日在元老院用剑刺死了凯撒，并且用他的血染红行刺的手和剑：
　　 勃鲁托斯：命运，我们等候着你的旨意。我们谁都免不了一死;与其在世上偷生苟活，拖延着日子，还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
　　 凯斯卡：嘿，切断了二十年的生命，等于切断了二十年在忧生畏死中过去的时间。
　　 勃鲁托斯：照这样说来，死还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都是凯撒的朋友，帮助他结束了这一段忧生畏死的生命。弯下身去，罗马人，弯下身去;让我们把手浸在凯撒的血里，一直到我们的肘上;让我们用他的血抹我们的剑，然后我们就迈步前进，到市场上去;把我们的鲜红的武器在我们头顶上挥舞，大家高呼着，“和平，自由，解放！”
　　 凯歇斯：好，大家弯下身去，洗我们的手吧，多少年代以后，我们这一场壮烈的戏剧，将要在尚未产生的国家，用我们所不知道的语言表演！（朱生豪，卷四，238-239）
　　 當起义者以暴力的手段刺杀了凯撒之后，面对的是末日来临般的混乱局势。勃鲁托斯首先冷静地消除其他起义者因行刺凯撒而产生的恐惧心理，认为死亡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命运，轰轰烈烈的死亡胜过平平庸庸的人生。以这种逻辑推理，凯撒被刺死便是他无法逃脱的命运，他这样轰轰烈烈的死去反而显得十分荣耀。凯斯卡甚至认为切断了二十年的生命就等于切断了一个人在忧惧中度过的岁月。这一表述不仅清除了他们的罪孽，而且似乎凯撒都必须感谢他们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勃鲁托斯然后又提议弯下身把手浸在凯撒的血里，一直到肘部，并把他的血抹在剑上，接着迈开步走向市场，用鲜红的双手举着鲜红的剑，向民众高呼“和平，自由，解放！”勃鲁托斯用两个“弯下身去”使自己的语言表达舒缓下来，以恢复起义者的理性，进而控制整个混乱的局面。他还提议去市场向民众展示染有凯撒鲜血的双手、双肘和行刺的剑，以表明他们刺杀凯撒的行为是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义举，是在捍卫每一位罗马公民应有的权利。所以凯歇斯也认为弯下腰用凯撒的鲜血洗他们的双手，是在警告今后世世代代的暴君，不让君主制代替共和制，他们今天轰轰烈烈的壮举虽然以凯撒流血为代价，但是必将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不停地被搬上舞台，用“我们所不知道的语言表演”。这是一个惊人的预言，也的确为后世所应验。
　　 但是这部戏剧的壮烈程度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不得不承认，以勃鲁托斯为首的起义者犯了可怕而致命的“左派幼稚病”。他们认为杀死了凯撒就消灭了君主制在罗马再度兴起的可能性，没有认识到支持君主制的还有安东尼、奥克泰维斯（后来的屋大维）和莱必多斯等手握军权的贵族，以及容易被煽动、利用的罗马平民，他们既可能支持共和制，也可能受到影响支持君主制。正是这种政治思维的简单化导致他们在刺杀凯撒后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举措，比如没有控制安东尼，没有组建攻打奥克泰维斯的军队，没有召开元老院会议，没有统一民众的思想，使他们认识到君主制的建立、共和制的废除就是对他们公民权利的否定，没有使他们明白虽然凯撒功勋卓著、善待民众，但是一旦加冕为王，从根本上有害于罗马公民的权益。他们以为刺杀了凯撒，用鲜红的双手晃动行刺的武器，喊几句口号，罗马就彻底地、长治久安地获得了和平、自由和解放。可事情的结果却是虽然他们行刺凯撒成功，但没有成功地阻止君主制在罗马的复活，这样的结果实际上违背了他们行刺凯撒的根本目的。既然行刺凯撒的根本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他们行刺的成功就失去了意义，甚至行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换言之，以勃鲁托斯为首的共和派使用行为暴力来达到维护共和制的做法，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
　　 另一方面，以安东尼为首的、支持君主制的贵族在成功地用言语暴力煽动平民驱逐勃鲁托斯等支持共和制的贵族之后，迅速展开了对元老和起义者的疯狂绞杀。首先，他们建立了新的三巨头执政，接着处死了起义者和包括西塞罗在内的几十名元老（朱生豪，卷四，266），然后纠集了三支军队追击勃鲁托斯和凯歇斯领导的起义军。
　　 以勃鲁托斯为首的共和派虽然使用暴力，但只针对凯撒一个人，他们所使用的暴力包含着理性、节制和善意（即维护共和制、维护民众的利益）;以安东尼为首的君主派则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暴力扩大了报复的范围，不仅煽动平民暴动去烧毁起义者的房屋，甚至纵容他们去滥杀无辜，不仅公然宣判几十名元老的死刑，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政治家与哲学家西塞罗，甚至连参加起义的亲友都难逃被杀戮的厄运：莱必多斯同意处死自己的兄弟，安东尼同意处死自己的外甥（朱生豪，卷四，256），君主派做到了铁面无私、大义灭亲。但是，这种大义凛然，实际上是对暴力非理性、无节制的滥用。应该承认，《裘力斯·凯撒》这部戏剧将贵族的行为暴力书写推到了极致。
　　 但是，纵观以勃鲁托斯为首的共和派和以安东尼为首的君主派的暴力书写，读者不难发现暴力的运用，不论是理性、有节制的运用，还是非理性、无节制的运用，在政治斗争中都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五、暴力书写的共和制政治伦理解读
　　 面对《裘力斯·凯撒》这部戏剧对平民与贵族的暴力书写，读者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暴力书写？本文将结合柏拉图的政治观点对此进行共和制政治伦理解读。
　　 柏拉图在《理想国》通过苏格拉底与诸多对话者的交谈表达了他的共和思想。苏格拉底将灵魂塑造成一个“人”形的“活物”，皮肤下面包裹着三个生物：一个“多头兽”—“照老故事里说的凯默拉，或是锡拉，又或是塞尔柏洛斯那一类的样子，拼凑成一个多头怪兽，其中有驯兽的也有猛兽的头。它这些头能变化多端，还可以长出各种各样的头来”;一个“狮子”和“一个人”—“这个多头兽做成最大的，狮子要比它小一点”。（柏拉图，段至诚译，319，321）他认为不正义者是“要款待身体里的多头兽和狮子，而让那个人挨饿，变得十分虚弱，一任那两个兽类把他拖来拖去。你不想法子让身体里的那些东西友好相处，而是任它们互相厮打咬杀，弱肉强食，并说这样对你有利”，而正义者是“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让我们（灵魂）里面的那个人完全控制另外两个东西，并且让他当心那个多头兽-就像农夫细心除草保护作物那样。而他会让那狮子成为自己的支持者，一起照料好另外的动物，让大家友好相处，这样帮助它们发育成长”。（柏拉图，段至诚译，321）
　　 “灵魂”在此既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灵魂，由理性—“人”、非理性—“多头兽”、血气—“狮子”组成;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灵魂，即政治制度，它由平民—“多头兽”、杰出的个体—“狮子”、贵族—“人”组成。按照柏拉图的共和思想，“人”（贵族）应该占据主导地位，要提防“多头兽”（平民），让“狮子”（杰出的个体）成为自己的支持者，一起照料好“另外的动物”（可以理解为其他阶层的民众，如妇女、儿童和奴隶）。《裘力斯·凯撒》这部戏剧可以理解为“狮子”（杰出的个体，如安东尼和奥克泰维斯）联合“多头兽”（平民），打败了以勃鲁托斯为首的“人”（贵族），破坏了共和制的基础。
　　 陈雷认为该剧反映的是政治体中的“人”与“多头兽”联合起来打败了“狮子”，和平与秩序来临，但罗马永远失去了共和体制。（陈雷，2012，17）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勃鲁托斯、凯歇斯等起义者与凯撒、安东尼、奥克泰维斯相比，不能算是狮子般的杰出个体，只能视为具有理性的“人”，而且勃鲁托斯以理性、节制的美德著称。在这部戏剧中，以勃鲁托斯为首的“人”—贵族，所犯第一个的错误就是没有正确对待“狮子”—凯撒。他们把凯撒当作敌人来刺杀，而不是把他当作可以依赖的政治力量，认为只要杀死了凯撒就消灭了君主制在罗马复活的可能，他们以阴谋刺杀的行为暴力取代罗马共和的公共政治方式，如广场演说和公开辩论。其次，由于左派幼稚病，他们对另外的两头“狮子”安东尼和奥克泰维斯的破坏性和反扑能力认识不足，如没有剥夺安东尼的军权，没有限制其言行，甚至允许他发表哀悼凯撒的演说，没有派军队主动出击凯撒的侄子—奥克泰维斯，以阻止他可能利用手中的军队为凯撒复仇。而安东尼恰好是利用广场演说这一公共政治方式赢得了平民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奥克泰维斯获悉凯撒被刺的消息后旋即带兵逼近罗马，通过安东尼了解罗马的局势，里应外合，控制了罗马，然后针对起义者展开了一系列的复仇行动。第三，他们忽视了“多头兽”—平民的力量，没有深入细致地做好其思想工作，意识不到他们一旦被安东尼等君主派利用，共和制将危在旦夕。
　　 六、结语
　　 在任何一个国家，必然存在三种基本的力量：精英阶层，他们是理性的代表，可以视为柏拉图共和思想中的“人”，必须担负起平衡共和制政体中各种政治力量的重任;大众阶层，他们人数众多，思想难以统一，虽然可以通过护民官加以统一，却容易受到他们的影響、甚至摆布，从而变得轻信盲目而丧失理性，仍然难以摆脱“野兽”的本性，可以视为“多头兽”，必须小心其暴力倾向;杰出的个体，是“狮子”类的猛兽，这类人物因其杰出性而备受瞩目，其智力或能力远远超出普通民众，像科里奥兰纳斯、凯撒、安东尼和奥克泰维斯，既可以成为护国的将军，也可以走向其对立面，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必须妥善对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许就是柏拉图思想和莎士比亚戏剧带给读者的深刻启迪。
　　注 释：
　　① 本文对原文的引用出自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朱生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仅标明卷数及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理想国》[M].基本英语译本译者，I.A.理查兹;中文译者，段至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319，321.
　　[2] 陈雷.对罗马共和国的柏拉图式批评——谈《科里奥兰纳斯》并兼及“荣誉至上政体”[J].外国文学评论，2012，（4）：17.
　　[3] 彭磊.莎士比亚《科里奥兰纳斯》中的罗马共和[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20.
　　[4]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一版）[M].朱生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第四卷，206，237-239，247，250-251，25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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