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与城镇化：城乡关系的文明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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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们已经步入一个人文地理的时代，文明或文化正在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话题。就城镇化研究而言，文化地理和文明应该成为必然的视角和价值关怀。在研究的方法论上，可以采取灵活、多元、批判的态度。中国与西方从历史时期到现代城镇化的文化地理背景和条件是有差别的。通过重新解读和引申《荷马史诗》等经典，比较古代中国与希腊在城乡关系和文化地理上发展的差异，可以看到中西城镇化道路的文化地理异同。从长期历史视角看，中国一面临海的地理格局促生了制度上的重农抑商，文化上的重乡轻城，这在经典理论中都有反映。城镇化与城乡关系的演进，是地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与文明是一种归根结底的力量与理念。
　　关键词：文化;地理;人文地理;城乡关系;城镇化;古希腊;中国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9.03.002
　　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文明与城镇化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城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要涉及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也等同于城乡关系的演变。以往研究城镇化的时候，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人口、经济、社会或者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很少有学者从文化、文明以及地理的视角进行透视。但毫无疑问，城镇化或城乡关系的演进也意味着价值理念乃至文化的变化。因此，通过与不同国家或地域文化的比较，从文化地理的角度去观察城乡关系演变的特征和动力，将有助于我们明晰城镇化问题的根源或实质。
　　因为城镇化和城乡关系不仅涉及大的时空尺度，还是一个跨学科的议题，所以，至关重要的还是研究所秉持的方法论。这方面，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所提倡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尤为值得重视和引入。[1]也就是说，在城镇化以及类似问题研究方面，我们应警惕将其只看作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的主张，警惕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而应以人文主义为基调，采取批判性的开放、灵活、多元的方法论。无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具体的还是抽象的，统计的还是文字的，这些方法都可用，并且不存在优劣之分。尤其是面对城镇化研究和实践中人文视角和价值关怀还很欠缺的窘境，更是有必要从文化地理角度重新反思城乡关系问题。这也是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文化或者人文地理的时代。
　　一、人文地理的时代
　　广义来看，文化地理与人文地理实际上可以等同起来。尽管从学科上，人文地理是大学科，文化地理是其中的一个子学科。但从根本价值上讲，文化与人文实际上是等同的。现当代，很多层出不穷的现象非常值得用文化或人文地理的视角、思想和理论去解读。然而，在高涨的商业化浪潮冲击之下，现今又是一个人文或文化淡漠的时代。但越是如此，越有必要重提、倡导、反思文化或者人文的重要性。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来讲，用新的文化或价值理念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和响应始终是必要的。
　　文明或文化的问题是未来发展的核心。但对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各种认识。一般来讲，文化与文明之间可以等同起来，[2][3]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差别：比如说文化可能更侧重于强调特殊性的、特质性的一面，文明则更多具有普适性。[4]我们提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往往意味或隐含着它与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是不同的，但人类共同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文明社会。此处的“文明”，意味着有一种普世价值或普适的道理。这可能是它们的细微差别。但从根本上来讲，文化和文明应该统一起来。
　　文化的英文“culture”来自拉丁语，最初是“cultivate”（耕作）的意思（图1）。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培育”。“耕作”和“培育”，一开始对象是种子和作物，但是后来就并不仅限于农业，而延伸到价值、精神、思想、教育等诸多方面，我们都把它比喻成“耕作”和“培育”。所以文化的意义在这个层面至关重要，它的产生有现实的土壤，具体的土地、行业、人群、行为等，都是构成我们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但是后来，它却发展或者抽象出一种精神意涵——也就是耕耘和培育一种价值，或者培育一种思想乃至文明。我们既不能因为现在所强调的抽象的精神意涵而忽视了它最初的含义，也不能只停留在具体上而忘了抽象。所以，“文明”（civilization）这个概念与“城市”（city）的同源关联，提醒我们进一步反思城乡关系，也许城乡关系或者城镇化的发展导向并不仅仅在于城市，而在于处理好城乡关系这个永恒的主题。所以，考察城镇化或城乡关系这些现实问题，文化和文明应该成为必然的视角和价值关怀所在。
　　虽然现实问题不分学科，但对每一门学科来讲，面对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理论。理论，如果抽象地定义的话，也是众说纷纭，相对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可以用“lens”（透镜）这个词来比喻。[5]“lens”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生活中的镜子有很多种，每天早晨起来我们照一照用的是一般的镜子，天文学家用的是大尺度的望远镜，生物学家用的是小尺度的显微镜……但是地理学者，或者说文化与人文地理学者，应该用什么样的透镜去看待和理解生活？这个透镜就是“尺度”。也就是说，它既有小的一方面，也有大的一方面，在中间还有很多可以细分的尺度。古代，像斯特拉波这样的地理学家就非常强调人文或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学家，也是一个文化地理学家。在今天的后现代地理学家看来，生活在从“身体”到“世界”的尺度之间发生变化。地理学家用空间或时空结合的尺度，也就是理论透视现实生活。所以，这个理论的透镜，尽管现在可能更加强调新文化地理学，更强调特质性或特殊性，但在个体的体验、地方的特性之外，强调一般性、普遍性的传统文化地理也不应该偏废。既然有新文化地理对于特质性和特异性的强调，那么，应该也有对于普遍的东西，比如文化的空间分布等进行这样一个透视，也就是說用“望远镜”或“显微镜”，不能够只看到和强调其中之一。
　　二、地理、文化与城乡关系
　　把地理、文化与城乡关系联系起来的逻辑要素，也是对中国或者世界历史最有影响的地理要素，这就是水域条件。这个水域条件主要指河流和海洋。从现代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临海地区占有突出优势，中国近百年的总趋势是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最快。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社会——比如四大文明古国，都是靠河流发展起来的。正因为靠近河流，可以发展灌溉农业，而农业是一切产业的基础，所以产生了重视农业的思想。农业是产业上的形式，而乡村是它在空间上的依托。如果缺乏这样一种聚落或者是空间依托，农业发展也是不可能的。重视农业必然重视乡村，也必然会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政策上的引导。那么这种引导会使历史时期的城乡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城乡关系，出现一种融合的趋势。因为如果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产生一种不对称或者不平衡的话，那么乡村会失去稳固性，进而会动摇传统国家的统治基础。所以，中国历史上长期城乡融合的背后，有其政治统治的必然性。但是，这种重视乡村和农业的城乡融合，只能形成一种内向型的区域城镇化。在资本主义城镇化大发展时代，它却只服务于某一个区域，因而外延是非常小的。[6] 　　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临海的区位和国家往往得到大发展，因为它们往往是重视商业或者说重视海外贸易的，而这恰恰是城市的“市”的重点，也就是“市场、贸易”。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必然因重视商业而重视城市。因为相对于城市商业来讲，乡村地区所创造的产品价值往往是比较低的，所以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城乡对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7]西方的历史，在资本主义之前和资本主义的前期阶段，大体上是一个城乡对立的历史。而这种城乡对立，通过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外向性的、国际城镇化的态势，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城镇化模式。不管是经济、制度还是文化上，它很容易突破区域和国家的边界，进而达到与其他国家的普遍联系。这个联系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城镇化。
　　如果是临海地區，那么它的可达性也就比较强，从经济上来讲，它的运输成本比较小，一旦造船业以及它的技术力量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话，海运所产生的成本节约是非常大的，国外贸易因而也就发达起来了。如果反之，一个地区或是国家是不临海的，那么它的可达性就弱，运输成本就非常大，国外贸易就不发达。所以临海地区具有天然的发展贸易的倾向，包括中国明清时期，主张发展贸易的、主张开海的往往都是沿海地区的官员。沿海地区的居民大部分靠渔业为生，所以他们存在这种天然的贸易倾向。而海运成本低于陆运的话，就适用于国际贸易。以往的区域城镇化只是一个区际的贸易，无论是交通运输的方式还是手段，都非常单一、简陋。但是海运发展直接促成造船、运输、木材、钢铁等行业，从而带动整个产业体系发展，它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或城镇化的核心。海运在成本节约上的巨大优势，推动区域城镇化向国际城镇化或者世界城镇化转化。所以，从临海到贸易，到重商重城的文化观念，其实建立在坚实的地理、海运、商贸基础之上。
　　联合国人口署曾做过统计，临海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沿海地区，大部分的欧洲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日本，非洲的沿海国家，基本上都是城镇化水平比较高的。而对2030年所作的预测估计来看，也都是临海的地区普遍容易发展起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城镇化程度高的基本上都是沿海地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区域城镇化的集聚态势就非常明显了，也就是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主要集聚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政策则强化了临海地区的先天地理优势。从灯光指数来看，世界范围内沿海地区的灯光指数是最高的。中国则主要集中于临海的三大都市圈，这个与联合国数据所显示的特征相似。世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方，也即灯光指数强的地区，实际上也是集中在临海地区。这种地理、经济、社会与文明的交织，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
　　三、文化地理影响下的城镇化：古代希腊与中国的比较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如果把所有问题泛化成文化问题，或者一切事件都用文化去解释，未免有失偏颇。如果我们想要更透彻更全面地理解问题，应该把文化跟政策、制度或者体制结合起来，把文化和产业发展以及文化演变的地理条件结合起来。然后通过逻辑上的再造，使它形成一种新的视角，以之看待和分析城镇化、景观、环境等问题。文化并不是单独地起作用，而往往和制度、地理、产业这些要素共同作用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8]
　　中西城乡发展的文化地理差异是较大的。概而言之，欧洲文明的代表——古希腊、古罗马在地理特征上，是以地中海为主体，岛国林立，外向、多元、竞合的这样一种文化。而中国是一种“一面临海”的地理特征，并以内河流域为主，主要分为两个流域，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文化上因而也是南北双线的。但是经过秦朝的统一之后，这种地理格局基本上已经奠定。经过后期的不断融合和斗争，长江和黄河这两个流域的文化也逐渐被统一成一种一元性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
　　古希腊、古罗马所处的地中海地带，在地理或者区位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处于亚、非、欧三大陆交汇地带，所以想封闭都封闭不起来。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交汇地带，使它从西面可以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也就是说地中海并不仅仅是一个内海，而是可以沟通远洋贸易，从南面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由此而使其天然地具有一种开放性的贸易以及互相竞争、互相合作的文化精神。所以从古至今，地中海附近国家的海外贸易都非常繁盛，并由此发展出一种外向型的城市文明。古希腊的哲学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城市非常看重，在他的《政治学》里提到的是“城邦”（polis），而“城邦”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文明的象征。[9]我们现在说“Metropolis”（大都市），其词根还在于城邦，polis的政治涵义远大于urban（侧重人口聚集）和city（侧重市民精神）。也就是说，城邦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市场功能，它还是一种政治载体和象征。正是因为古希腊有这么多的岛屿，比较破碎，所以这些岛屿的体制之间互相竞争，民主的体制、经济上产权保护的体制就慢慢滋生出来。城邦具有这样的优越性，所以就能够吸引哲学家、市民、商人、贵族等不同阶层人的向往和聚集，因而发展壮大。从技术上来讲，古希腊也吸收了腓尼基人先进的制作海船的技术，可以进行远距离贸易，为其远洋贸易打下了良好基础。可以说，是这些地理、制度、文化、技术、产业等条件共同作用，造就了古希腊的城邦文明。
　　早在五千年前，世界大陆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联系。从古希腊出发，可以到达古埃及，最远可以到达古印度的海岸地区。即使在那个交通异常简陋的年代，人类的活动能力、文明发展通过商业贸易而增强。而商业和贸易所带动的，首先是城市的兴起。商旅所经过的地方，往往都是城市兴盛。西方文学、艺术和地理学的代表——《荷马史诗·奥德赛》第19卷里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
　　“当一个人，
　　长久地离别故乡，像我遭遇的那样， 　　漫游过许多人间城市，忍受辛苦。
　　不过我仍然向你述说，如你所垂詢。
　　有一处国土克里特，在酒色的大海中央，
　　美丽而肥沃，波浪环抱，居民众多，
　　多得难以胜计，共有城市九十座，
　　不同的语言相混杂……
　　有座伟大的城市克诺索斯，米诺斯在那里，
　　九岁为王，他是伟大的宙斯的好友。”
　　这段话的背景是古希腊的英雄、《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回到他的祖国，他先假扮成一个乞丐，在给他的妻子珀涅罗珀述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讲述了他的经历。这段话包含非常丰富的信息，但突出反映了古希腊人以城市为中心的文明样态，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古希腊社会模型。荷马的叙述有很多真实的成分，也有想象和虚构。克里特和米诺斯实际上是希腊文明的前身——米诺斯文明，而重要的城市克诺索斯，就在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既是这个王国的名字，也是其国王的名字。
　　古希腊人把城邦视为神性的象征，认为城市都是由神来庇护，城市起到了沟通神性和人性的作用，所以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或文化意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在反复强调这一点。而沟通人和神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不是乡村，是城市，这是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除了海洋主导的古希腊城市文明的特点，城市的数量与规模，人口、语言与宗教等，都是自古至今所有城市最典型的、最重要的特征。
　　比荷马所处的时代晚四、五百年，正是中国的老子所处的时代。老子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是什么样的呢？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章）
　　这是一种典型的“鸡犬之声相闻”的乡村田园生活，可以称之为“小国寡民”模型，这种模型适合于传统的乡村社会。这种模型起源于《诗经》里的“乐土”，后来则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情形虽不同，但都是围绕乡村进行设计。孔子也有“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的类似思考。如果礼义道德乃至文化崩溃的话，我们怎么办？——回到乡村去！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根基或认同在于乡村而不在城市。与西方的“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城”等关注城市建构不同，中国古人对于理想社会的想象和勾勒的重点在农村，而不在于城市。[10]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这样一种与古希腊社会完全不同的认识呢？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地理特征大体上是一面临海。中国很早就自成一个地理单元，而地中海周边的国家和岛屿却不得不与周围的国家和区域产生一种必然联系。所以，它们天然在开放性上就比中国强。而只有一面临海的地理特征，使中国偏重于内陆的农耕文化。在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城镇进入大发展，城镇化率也加快上升，中国的城市比西方的城市要先进很多，甚至造楼等技术都是世界领先，这在《马可·波罗游记》等都有所反映。但从根本上来讲，因为不重视海外贸易，所以就没有摆脱区域城镇化的类型或模式。其实并不是当时的政府或者官员不想发展海外贸易，相反，历史资料表明，明朝和清朝并不是完全封闭海外贸易，而是有一个阶段禁海，有一个阶段开海。[11]它是一个不断反复的政策。正是因为一面临海，帝国或者说王朝统治的重心在于广阔的、以农耕为主要特征的内陆腹地。因为中国有很多的河流，只要能够发展灌溉农业，都可以进行自给自足，所以就没有国外贸易的内在动力。只要王朝维持农业稳定，能够让百姓吃饱肚子，那么人们就不会造反;所以在客观上必然会出台一系列制度来重视农业，抑制商业。因为商业的利润，从常理上来讲，比农业要高得多。如果鼓励商业，那么农业就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崇本抑末的国策，认为农业才是立国之本，并衍生出“重农抑商”的文化：农民是比较朴素的、质朴的，而商人是“重利轻别离”、是“薄情寡义”的。这一系列制度上的重农抑商，文化上的重乡轻城，慢慢形成了一种国策乃至意识形态。所以，中国古代这一套地理、社会和政治逻辑，与古希腊大不相同。
　　四、面向未来的城市文明
　　在城镇化的认识和实践上，我们首先应该返回经典。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已看到中西城市差别的地理起源：“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最初都是海上贸易城市;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城市的繁荣并不取决于经济与政治魄力，而是取决于朝廷的管理职能。”[12]这一点真是太具有先见之明。因为这种朝廷或政府的管理职能，不仅有力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的城镇化。亚当·斯密曾经在《国富论》里指出：“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然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人所用的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的各种改良。”[13]斯密的这些洞见，实际上正是改革开放最强大的理由。所以，尽管韦伯和斯密两个人都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更深入了解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但是他们对中国国情的把握与方向判断却是非常透彻和精准的。实际上，这是一些最基本的理论，但在现今的城镇化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我们认识、了解并接受它们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这也许从某种层面说明了历史、地理、文化与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人的约束性的强大。
　　对城乡关系或城镇化问题，这里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种视角。回顾历史和立足现实，存在多种影响城镇化的要素和力量，它们之间也是互相关联和作用的。如果我们面向一个普遍的、城市文明社会的未来的话，那么，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或虚无缥缈的，恰恰相反，它始终是一个坚实的、至关重要的、归根结底的力量与追求。未来的人类文明应该是注重城乡联系和城乡融合的。在根基上，它需要的还是播种与培育，找到合适的土壤和进行辛勤的劳作，这是农业或乡村文明的启示。在方向上，它提示我们吸取城市文明的精髓：不能遏制的开放与包容精神，以及经由贸易获得自由的不懈追求。未来的城市文明并不是抛弃或吞灭乡村，恰恰相反，它要在乡村文化的根基上吸取养料并扎根下去，真正地使人类更加自由。所以，面向未来城镇化不能仅关心自然、产业、人口、政治和社会发展，更要在文化根基上，发展出更新的城市文明。尽管中外文化、地理和城镇化道路有别，但这种新的城市文明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趋向，也是新时代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说明：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38，41871143）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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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t is an era of human geography. Civilization or culture is becoming the core topic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geography and civilization are the necessary perspectives and value concerns. As for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flexible， plural and critical attitude should be adopted.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s and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history and modern urbanization. The paper compares ancient China with ancient Greece in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new interpre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literary classics like the Homer Epic， and demonstrates th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urbanization paths. From a long-ter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that China is near the sea on one side contributes to its attaching greater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over trade institutionally， and prioritizing rural growth over urban growth culturally which have been reflected in the classical theorie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relation evolution are the outcomes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geograph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Culture or civilization is the ultimate strength and faith.
　　Key words：culture;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rural-urban relation; urbanization; ancient Greece; China
　　责任编辑：王  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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