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国家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态度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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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导致西方国家的低端产业出现空心化，同时导致发展中国家凭借比较优势获得了某种经济竞争力，在此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出现相对下滑。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将需要大量人工、资源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导致本国的部分体力劳动工人失业，从而使贫富分化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企业会想方设法避税，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税收会显得后继乏力，这种情况会使发达国家业已普遍推行的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而高福利政策的主要受益入是社会中的低收入人群。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经济自由化;贸易保护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9）02-0103-08
通过进行历史比较可以发现，以2017年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上任为标志，西方国家的政府及民众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态度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简单地说，西方国家正在从此前积极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逐渐转变为消极抵触这一进程。西方国家政府的态度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对中国有哪些启示？中国政府应当对全球一体化进程采取何种立场？这便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西方国家的政府何以在2017年之前主要对全球一体化进程持积极态度
（一）何谓“全球一体化”
“全球一体化”的英文名称为“Globalization”。截至目前，中文媒体多将该词汇翻译为“全球化”，本文认为这种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的直译在中文中显得有些似是而非，不仅难以让中文读者对其内涵一目了然，反而容易使中文读者产生背离该词汇本意的联想。例如，中文读者容易认为“全球化”是这样一种情况：某种事物（如某一国家的流行时尚、某些国家的价值观念）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容易在全球流行开来。但这种理解背离了“Globalization”一词的原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正如“Em～opeanizadon”一词的本意是“整个欧洲实现一体化”而非“欧洲化”一样，“Globalizaion”一词的本意是：全球实现一体化，地球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因此本文不主张将“Globalization"翻译为含义不确切的“全球化”，而主张将其翻译为“全球一体化”。
为了证明本文的上述观点，可以参考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GlobalizadorL”所下的定义是：“参与国际投资、贸易以及为产品开发、生产、资源配置和营销而进行合作的公司的一种不断发展的跨国界的活动模式”;还可以参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所下的定义：“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行为日益国际化，世界经济似由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区组成，而不是由各国经济通过贸易和投资流动联结而成，区域或国家只是其分支单位而已。”由上述两个国际组织所下的定义可以看出，西方国家提出的“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的本意主要指的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内容是丰富的，例如：西方资本主义企业逐渐在全球实现新的资本布局，把高端产业链留在本国、低端产业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去，将全球各地的产业优势整合起来，最终实现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以降低成本及开发市场、获取超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布局，从而好似促使整个世界出现了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当然，全球一体化还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在全球的加速流动，因此全球一体化也是导致非发达国家的人口大量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
（二）考察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三个历史雏度
截至目前，对全球一体化进程可以从三个历史维度加以认识：
第一，可以将整个人类历史视为逐渐实现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这是因为事实已经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方向。自人类早期历史以来，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不同地区的人群之间的接触变得日益频繁，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促使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不断便利化，因此，人类交往的范围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在这种趋势之下，人们可以将整个人类历史视为一部逐渐走向全球一体化、实现全球一体化的历史。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近代出现之后，全球一体化进程显著加速。从西方的大航海运动、开辟新大陆运动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世界其它地区进行征服并加强殖民统治，最终在19世纪末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在这种背景下，整个世界被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笼罩起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里的“世界性”可以用“全球性”来替代。可以想见，资本主义国家是乐于见到由它们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殖民主义时代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起者、推动者、实践者、受益者。
这种以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为特征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最终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动摇、瓦解了，但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导致了该进程的终结。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瓜分不均而爆发的，列宁就此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另一个含义是，帝国主义将资本之间的矛盾扩展到全球最遥远的地方，并用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式促使资本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最顶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动摇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其它地区的统治，更是使俄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殖民体系逐渐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统治地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局面逐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可以说，近代的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球一体化运动即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进程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而结束了。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出现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的情况。这次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主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而在此之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西方資本主义国家主要处在恢复、发展国内经济的历史阶段;也可以将这个历史阶段视为从70年代起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蓄力期、准备期。具体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这种背景下，在“二战”结束之后谋求经济恢复和发展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任务。在战后重建工作开始后，西方国家在1945年至1973年之间出现了一段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恢复并与战前相比实现显著提高，劳动力的收入稳步提高，劳动力成本亦随之逐渐提高;随着发达国家逐渐进入“后工业时代”，随着西方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从事体力劳动的意愿降低，与此同时人们的节能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因此西方社会对污染严重的企业乃至重工业企业持排斥态度;随着发达国家在“二战”后普遍开始建设福利国家，发达国家的企业的税收负担日渐加重，促使这些国家的企业意图将生产线转移到世界成本低廉的地区去，当然，由于发达国家往往与本国的前殖民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前殖民地就往往会顺理成章地成为转移生产线的首选之地。 总之，可以形象地说，西方国家经过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近三十年的发展，下述两方面情况会促使它们积极向外扩张、开启新一轮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一方面，总体来看发达国家在整个国际社会中成了“贵族区”，西方国家的工人的收入水平要比发展中的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高出许多。在上述背景下，按照大卫·李嘉图提出的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发达国家的实业界如果将劳动密集型的、方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的、污染严重的、能耗高的产业转移出去，将会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税收负担，提高经济效益，获得资源和环境效益。另一方面，到20世纪70年代，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战”结束后的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它们的资本主义企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这些资本只有继续投资才能增值，而资本投资到国外往往能够带来比投资于国内更高的回报。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大型企业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主力军。
在上述背景下，伴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新一轮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加速在全球蔓延开来。例如，尽管“从1950年开始，世界贸易额以及贸易额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稳步增长”，但是在进入70年代后，世界经济指标的增长幅度大幅提高：“1970-1991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全球出口实际增长了近三倍，国外直接投资增长了四倍，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外直接投资每年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25%，“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一体化的加快和世界新的经济格局的形成，国际直接投资明显加速，从1984-1985年度的500亿美元增加到1989-1990年度的2 000亿美元，1996年达到3 500亿美元”，到“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到将近7万亿美元”。
在这个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是主要的受益者、推动者，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府在2017年之前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是乐见其成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低端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也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就为西方国家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态度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二、西方国家何以逐渐开始对全球一体化进程持消极态度
（一）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性质与殖民主义时代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性质是不同的
“二战”结束之前的世界近代史可以说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殖民史，世界上的所有非西方国家在“二战”前几乎全部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但是在“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建立的殖民体系逐渐崩溃。到1975年，“葡萄牙宣布从其在非洲的大片殖民地上撤除直接的统治，老殖民体系在世界上终于整个崩溃”，以此为标志，“老殖民主义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关系，都出现了一个新阶段”。在上述背景下，“二战”后发达国家必须改变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处方式，由发达国家直接占据、统治殖民地转变为只能通过经济手段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为自己谋利。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与“二战”之前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是差异巨大的，表现在：第一，在“二战”之前，西方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毫无平等可言，西方国家可以任意对殖民地进行掠夺;在“二战”之后，尽管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政治地位（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因为此前的殖民地已经变成了主权国家，因此西方国家不再能够赤裸裸地压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资源，必须在形式上采取合作的方式，必须在“合作”过程中至少为第三世界国家留下一点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在近几十年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尽管世界经济中的主要利润份额仍被资本主义企业所占据，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也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辛勤劳动换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第二，西方国家在近几十年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主要采取了向外转移制造业的做法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及市场攫取利润，而在“二战”之前这种做法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向殖民地攫取利益的主要形式。以80年代的日本为例，“日本各大企业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替代出口与缓和国内资本过剩的手段，因此从1985年起，对外直接投资急剧增加，1985-1987年度间，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122亿美元、223亿美元和334亿美元;年增长率分别为22%、83%和49.8%”。“二战”后的这种全球一体化进程为西方国家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府会积极为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保驾护航，它们多次就全球经济自由化问题发起国际谈判、制定并推行国际经济规则，其目的是便利本国资本的输出。但是“二战”后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在给西方国家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西方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
（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全球一体化进程逐渐给西方国家带来严重的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良好，随着资本的不断对外扩张，西方国家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获得了高额利润，因此其社会显得比较和谐。但是随着70年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弊病显得越来越严重，这就促使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反思是否應继续积极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由全球一体化进程给西方国家带来的问题包括：
第一，企业富有，政府“贫困”。西方国家都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私有企业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西方国家的企业之所以积极把生产线甚至企业注册地从本国转移到世界各个“避税天堂”以及发展中国家，其初衷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许多西方国家的企业将企业转移出本国，公司的实际掌握者是德国人、法国人，但是他们的企业却不向（或很少向）本国政府纳税。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资本家和私人企业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变得越来越富有（如有数据显示：“世界上的6万家跨国公司的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1/4，海外分公司1999年的销售额达14万亿美元，而当年的世界总出口额为7万亿美元”），但是他们的祖国的政府却难以得到相应的税收，西方政府也就无力用财政资源来帮扶国内的失业者等弱势群体。 第二，实体经济空心化，体力劳动者失业现象严重。由于西方国家的税率高、福利高、工资高、劳动力成本高、环保成本高、社会成本高，因此企业往往会积极将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转移出去，仅仅在本国保留附加值高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由此就会出现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产业空心化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急剧增加所造成的。”例如“日本加速向海外扩张，同时向东亚、北美以及西欧大量输出，其结果必然导致产业的空心化。据统计，1988年日本厂家在海外生产的手表已占其总生产量的35%，汽车、机器人和电视等产品的比重还要高，分别为42%、40%和41%。”在上述背景下，须要看到的是：发达国家中并不是所有劳动者都适合从事技术、资本密集产业的脑力劳动，在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之后，西方国家中的体力劳动者的失业现象就会明显增加。例如有资料显示“欧共体的实际单位劳工成本逐年降低……单位劳工成本降低的主要措施是裁减职工”。而体力劳动者的裁员是最明显的，以奥地利为例：“在过去的45年里，体力劳动者的工会的数量占奥地利所有工会的数量的比例从接近60%下降到了40%，与此同时政府雇员的工会的数量的比例则从30%稳定地增加到了接近40%，白领工人的工会则从12%增加到了超过22%。”
第三，贫富差距增大，社会动荡加剧。在70年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西方的跨国公司是盈利的，资本家的收入不断增长，但是西方社会中的失业群体则会陷入收入没有保障的境地，因此社会中的贫富差距会加大，进而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可以理解，那些因产业外移而失业的人群是不愿全球一体化进程继续持续下去的，因此西方国家在很早之前就出现大量民众反对全球一体化。例如“2002年11月，32个欧洲国家的420个民间团体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欧洲社会论坛’，组织了有50万人参加的反全球化示威游行。“L6”。由此也可以看出，世界殖民体系崩溃之前、之后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在殖民体系存在之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可以从殖民地攫取利益、安抚本国的工人阶级、维持本国的稳定，例如“列宁认为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以及在经济方面的成功都是导致马克思曾经设想的‘欧洲的产业工人阶级将会发动起义’最终未能发生的重要原因。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从殖民地获得的利润成功地‘贿赂’了工人阶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从而降低了工人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再直接掠夺殖民地的今天，西方政府没有财力来使本国的失业人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会因全球一体化进程而加剧。
第四，“经济病毒”的传染性增强，在经济不景气时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加剧。前已述及，全球一体化进程会加剧发达国家中的体力劳动者的失业现象，这部分人员成了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受害者，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仍然有可能在本国的第三产业中实现重新就业。然而，如果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恶化，那么西方国家中的低收入群体的不满情绪会进一步增强，社会的动荡就会进一步加剧。而全球一体化就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另一种负面作用，那就是：全球一体化使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在一起，“环球同此凉热”，因此美国如果“打喷嚏”，全世界经济都会“感冒”。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几乎都遭遇到经济危机。例如“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危机前（1999-2007年）平均增速为3.89%，危机后（2008-2013）为2.8%，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同时危机使得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更加严重，平均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0.51%”，“在2007年至2013年，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上升了29%”。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有关国家的政府无法依靠大规模财政支出帮扶社会中的穷人，进而会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第五，西方国家能够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获得的收益逐渐下降，而且其经济竞争力相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出现下滑，因此西方国际不再热衷于推进全球经济自由化，相反经济保护主义则逐渐抬头。在经济活动中，往往任何一项要素的功效都存在边际效应。全球一体化进程对发达国家来说也存在边际效应。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最初积极推进全球一体化之时，它们能够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当发达国家将能够转移到国外的产业几乎全部轉移完毕之后，全球一体化已经无法再为发达国家的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提供如此前那么大的助益了。例如，“据统计，全球全要素生产年均增长率从1996-2006年的1%降至2007-2012年的0，5%，最近三年又进一步降至0%”，“IMF数据显示，自2007年至今，全球出口量每年仅增长3%，这是二战以来的最差的，远不及1986-2007年的7.3%的增长率”。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在现有的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所能够使世界不同地区发挥出的比较优势已经基本被挖掘殆尽了，西方国家也很难再通过这一进程大幅增加经济收益了。因此西方国家很难继续热衷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还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以中国乃至东亚国家为代表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发挥了自身在全球经济中比较优势，因此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有研究表明，全球一体化进程对世界不同地区带来的影响是：“真正的增长只出现在‘三极化’（Triadisation）的地区集团当中，即欧洲、北美和亚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没有能从所设想的‘全球’力量中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一些新兴经济体甚至开始加强研发工作、向国际高端产业链升级。这种情况就导致西方国家原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出现了相对性的下滑，其全球经济竞争力也出现了相对而言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就不会热衷于继续实现全球经济的自由化，而是会热衷于保护本国的经济。事实上，世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很强的时候，它自然会希望世界经济自由化，即促使其它国家向本国开放市场、投资机会;当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不足时，它自然会希望更多地通过政府的政策保护本国的市场和产业。特朗普上任后，其经济政策的显著特点是热衷于保护本国的市场，经济保护主义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对继续推动世界经济自由化问题三缄其口，这就表明西方国家正在向抗拒全球一体化方向转变。 第六，外来移民的涌入导致西方国家的民族矛盾突出。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使它们成为吸引外来移民的“磁石”，而全球一体化进程有助于全球人口的流动，而且发达国家原本的殖民地的人口往往较容易进入原宗主国。外来移民的涌入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社会问题加剧，进而产生族群对立情绪。随着新移民（包括非法移民、避难者等）纷至沓来，欧洲国家的一部分民众对此感到难以适应，这种情况就像“二战”之前许多欧洲人对本国的犹太人、吉普赛人群体感到不适应一样。在这种情况，西方国家的民族矛盾表现得日益明显，也成为了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西方国家会倾向于减少外来人口的涌入，排斥跨国人口流动这一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西方国家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态度的转变
第一，民间出现了反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渐成为西方政府奉行的主要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力量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将保证对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利用和分配。因此，资本应自由地流向它能得到最大回报的地方，这反映了它最有效的投资机会;将资本限制在国内市场将减少资本的回报，从而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西方国家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上述6方面问题，这些国家在21世纪初在民间自发地出现了“替代性全球一体化运动”“反全球一体化运动”，这些运动的目标是反对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替代性全球一体化运动”与“反全球一体化运动”的差异在于，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强烈地反对实现更大规模的全球性互动，前者所反对的是当前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所依赖的方式，即新自由主义方式。在出现之初，“替代性全球一体化运动”“反全球一体化运动”仅仅是一种代表非主流意见的运动，它们似乎仅仅代表社会中那些生活最困难的少数人群的利益，因此并未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然而，近些年来这种声音日渐增大，正在对西方政坛产生影响。
第二，政坛中出现了反对全球一体化的政党。在政治上代表这种声音的主要是西方的极右翼政党。当前西方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的极右翼政党又被称为“激进”右翼、“新”右翼、新法西斯党、“民粹主义”右翼。“激进”凸显了这类政党的主张的极端性;“新”是相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政党等极右翼政党而言的，新右翼政党的确与法西斯主义政党高度相似，甚至有些新右翼政党直言自己是法西斯主义政党的继承者;“民粹主义”的本意主要是指人民崇拜、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迎合普通民众的要求、抵制社会精英对底层民众的利益的侵犯，由于民粹主义政党迎合的主要是当代西方社会中底层民众的要求（例如要求政府对民众提供社会保障、限制外来人口进入本国以防止外来人口抢占工作机会及挤占社会福利等），因此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民粹主义政治现象主要指的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结合物，即以西方国家内部的主体民族为本、排斥外来人口特别是外来新移民的现象。
极右翼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全球一体化进程而出现的，它们是反对全球一体化的。极右翼政党的活动本质上是在操弄“身份政治”，也就是通过强调本民族内部的身份认同感，凸显本国的主体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的对立，使主体民族的部分民众对外来人口产生排斥情绪。例如，有些极右翼政党宣称是因为外来移民的增加导致了福利的难以为继，提出外来移民使本国社会的治安受到破坏、挤占了本国的资源、导致本国主体民族人口的生存条件恶化、对主体民族的文化构成了挑战。极右翼政党的这些宣传往往会引发普通民众的排外情绪。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外来人口越多，这种极右翼主张就相应越强烈。这一状况恐怕是任何存在大量外来人口的国家都容易出现的。迄今为止，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极右翼政党。到20世纪90年代，有些极右翼政党成功进入了政府。近些年来，极右翼候选人甚至在冲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宝座”。尽管目前这类政党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尚未造成决定性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这反映出西方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反对全球一体化的理念。
第三，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态度已率先发生转变。截至目前，西方国家在全球一体化问题上的态度的转变并不是同步的，例如热衷于保护本国经济的美国与选择了脱离欧盟的英国（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组成部分）是西方国家中在抗拒全球一体化进程方面的先行者，而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仍有所迟疑，当前，他们既不像2000年之前那样热衷于推进全球一体化，也不明确主张抵制这一进程，但本文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态度很有可能会步美国、英国的后尘，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当前欧洲国家纷纷收紧接受外来移民、难民的政策。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新兴经济体国家则正在转变为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倡导者。当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到目前为止仍未超过发达国家，因此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下定决心完全、彻底地否定全球一体化进程，并未下定决心明确举起经济保护主义的“大旗”，而仅仅是由积极推进该进程逐渐转变为消极阻碍该进程。
三、西方国家的上述轉变对我国对待全球一体化问题的启示
由于在此前全球一体化主要是一个西方国家向外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因此长期以来全球一体化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一种实践，与我国的关系并不大，故而“全球一体化”的概念也是西方提出来的。但是如果考察全球一体化兴起时的西方国家的情况就会发现，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的所处的历史阶段非常相似。相似点在于：西方国家经过1945年至70年代中期近30年的发展，积累了资金、技术，掌握着世界的主要工业生产线，成为世界工厂，由于成本的提高而需要向国外进行产业转移;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也需要积极向外寻找进行经济合作的机会。因此我国应当意识到：
第一，在当前我国积极参与、推动经济全球一体化是有利的。全球一体化的本质是全球经济自由化。对于那些需要寻找对外投资机会、需要扩展世界市场的国家来说，全球一体化是一个发挥本国的经济潜力的过程，因此是一个比较有利的过程。我国目前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问题，还要注意避免重复建设问题，因此在海外找到投资机会及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我国现在所处的阶段，正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处的那个阶段，我国应当积极推进世界经济的自由化。
第二，如前所述，由于在目前阶段西方国家对“全球一体化”已经变得比较敏感了，因此我国可以减少、避免使用该词汇，而可以使用以下说法：积极实现世界经济的“市场经济化”“便利化”“自由化”“取消贸易和投资壁垒”“扩大开放市场”等。
第三，中国在推进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发生西方国家曾出现的问题。首先，应避免本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应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在解决就业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方面的作用。中国经济永远要以本土为主，“走出去”工作要量力而行，应避免发生西方国家曾出现的产业过度向外转移、头重脚轻的局面。其次，应避免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中国应避免因外来人口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应积极采取措施打击、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民族问题一旦形成，将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再次，应避免中国经济受到它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应当注重维护自身的经济独立和安全，筑好经济防火墙，避免受到国际经济“病毒”的侵蚀。最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确保企业的海外收益能够为国家的税收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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