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千钧一发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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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柏杨当年有个发现，那就是不拘海内与海外，只要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对不起”这句话的使用频率便非常低。柏杨先生所举的都是大街上或公共汽车上这些公共场所，原本屁大点事，由于吝惜一句“对不起”而酿成事端的例子。
　　我的观察却和柏杨先生颇有不同。也许是中国的社会的确在进步吧，我发现现在大街上或其他公共场所，“对不起”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这意味着在大街上面对陌生人，人们并不吝啬于释放自己的善意。但到了单位、家里，情况就不同了，“对不起”的使用频率依然很低。熟人之间、同事之间、夫妻之间说句“对不起”怎么就这么难？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一段话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在大街上，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在单位里，一件事却是三件事;到了家里，尤其是夫妻之间，一件事就是八件事了！
　　钱锺书的《围城》中最具现场感的描写，在我看来当数方鸿渐和孙柔嘉之间的吵架。方鸿渐与孙柔嘉在赵辛楣家偶遇方鸿渐的昔日情人苏文纨，回到旅馆后——
　　方：“回来了。”
　　孙：“身体是回来了，灵魂恐怕早被情人带走了。”
　　“你这人真是蛮不讲理。不是你自己要进去的么？事后倒推在我身上？并且……人家临走时还拉了你的手——”
　　“我太荣幸了！承贵妇人的玉手碰了一下，我这只贱手该从此不敢洗了！”
　　“何必跟她计较？我只觉得她好笑。”
　　“好宽宏大量！你的好脾气、大度量为什么不留點在家里，给我也享受享受？”
　　一件事就这样被说成三件事，乃至八件事。别人我不知，反正我每每读到这里都掩卷苦笑。
　　上海作家周宛润写过一部名为《五妹妹的女儿房》的小说，里面有个细节我一直很难忘。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罗五妹和王革生结婚后不久就有了第一个女儿安妮。在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的内心都开始有了他们都没察觉到的变化。他们不再一味地任性使气，努力学会了理性和克制。他们第一次说“对不起”是在一场争吵之后——“他们对看了一会儿，忽然异口同声地向对方道歉：‘对不起！’”这声“对不起”把两个人都弄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在这对弄堂男女的语言世界里原本是没有给文绉绉的“对不起”这三个字留一席之地的。在这以后，他们两个人当然还是会争吵，吵完再互相说“对不起”。对这对没什么文化的弄堂男女而言，“对不起”就是他们理性的象征了——“事态千钧一发之际，就靠它来挽回”。这部小说当然不及《围城》写得“聪明”，却比《围城》多了些温暖和明亮，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理由。
　　（摘自《今晚报》   图/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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