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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文化精准扶贫的内涵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深入,精准扶贫理念的成熟,文化精准扶贫进入公众视野。在经历了早期的早期专项扶贫的技术教育投资阶段,到常态化的文化福利分配阶段,再到超越器物层面的文化造血初步阶段,向关注贫困群体文化,释放贫困地区文化资源的新阶段,我国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化扶贫的认识,文化扶贫也由制度化的专项行动上升到一种普惠性和个性化结合的精准文化扶贫。
  关键词:新时代;精准扶贫;文化扶贫;贫困文化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提出“贫困文化理论”,提出贫困现象不单纯是经济因素引发的社会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层面的社会复杂现象。80年代社会学家辛秋水在安徽省贫困地区调查研究后,指出贫困的原因不完全在于物质因素,而是人,“提出要文化扶贫”[1],对人实施“扶智、扶文”,在实践层面践行了“文化扶贫”理念。1993年文化部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文化扶贫具有了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场合提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等论断,并强调“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2],“文化扶贫”开始具有新时代脱贫攻坚层面的战略意义。
  一、从文化扶贫到文化精准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进步完善与扶贫实践的全面深入,我国的扶贫方式和侧重点进行了不断地调整,由早期专项扶贫的技术教育投资阶段,到常态化的文化福利分配阶段,再到超越器物层面的文化造血初步阶段,向关注贫困群体文化,释放贫困地区文化资源的新阶段,我国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化扶贫的认识,文化扶贫也由制度化的专项行动上升到一种普惠性和个性化结合的精准文化扶贫。
  1.专项扶贫的技术教育投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国家在扶贫领域重点关注的是贫困群体的吃饱穿暖问题,但主要集中于加强乡村科教、劳动技能培养的扶贫理念,也逐渐在国家政策制定中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提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3],文化事业开始纳入国家五年计划。1987年社会学家辛秋水以大别山岳西县莲云乡为文化扶贫试验地,提出文化扶贫新理论。1993年,文化部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专门负责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工作[4],标志着我国首次提出文化扶贫概念。这一时期的文化扶贫工作主要是关注乡村技术教育,以输入专项知识文化为主,缺乏对当地贫困主体的自身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关注,但已经迈出了文化扶贫的第一步。
  2.常态化的文化福利分配阶段
  20世纪90年度,随着文化扶贫制度的進一步成熟,文化扶贫的专项行动成为常态化模式。万村书库、送戏下乡、报刊下乡、电视扶贫和城乡小朋友手拉手帮扶活动等一系列文化扶贫专项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同时跨地域的送科技、送人才、送文化等文化扶贫协作从制度层面向各个贫困地区输送。这个阶段的文化扶贫仍然是立足于经济扶贫思想下的将文化作为一种福利,侧重于向贫困地区进行文化供给,贫困主体在扶贫中的内生动力仍然缺乏关注。
  3.文化造血初步阶段
  21世纪初期,随着文化扶贫实践的深入,贫困地区的自身资源开始受到关注,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农家书屋工程等一批关注贫困主体的精神层面措施开始了初步尝试,文化扶贫逐渐成为全方位扶贫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这个阶段的文化扶贫已经开始了造血式扶贫的第一步,即便其本质上还是作为以经济扶贫为中心的附属品。
  4.精准文化扶贫阶段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扶贫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开启了“文化精准扶贫”的新阶段:2014年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的印发、2015年《“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的出台、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等等,都意味着文化扶贫正逐渐成为三大攻坚战中精准扶贫的新动能,呈现出文化扶贫的普适性与个性化的精准结合的新局面,贫困群体的主体性真正得到彰显。
  二、文化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随着精准扶贫向纵深领域的发展,文化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1.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可行性方案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扶贫的目标也由相对单一的经济目标,转变为更复杂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复合目标[5],脱贫攻坚进入到关键时期。文化精准扶贫作为立足于转变贫困群体精神层面“贫困”的扶贫方式,重点是培育贫困主体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观念,引导贫困群体从“等靠要”的传统观念中走出来,实现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
  2.是将“贫困文化”转化为“文化资源”的有益尝试
  贫困文化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所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念上的使贫困本身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固定文化模式,[6]这种文化现象导致了我国扶贫领域中返贫问题的产生。而文化精准精准扶贫则摆脱传统的器物扶贫模式,深入了解贫困地区的特定的文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特色文化框架,鼓励贫困主体参与发掘当地特有的异质性文化资源,进一步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释放贫困地区个性化文化资源的开发潜能,形成新的文化资源积累,进一步凸显“贫困文化”中特定的文化体系向“扶贫文化资源”发展的转变。
  3.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必然选择
  贫困群体会形成具有固定性的文化圈层,在这个文化圈层中,文化的传承模式是一种前喻文化模式,“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整个社会的变化十分迟缓微弱”[7],在这种文化模式的引导下,贫困理念会深植于贫困主体的价值观中,并通过子承父业的形式代代相传。文化精准扶贫通过准确把握贫困地区的个性化文化发展,采取定点滴灌的方式加大对教育的投资,精准转变贫困地区的前喻文化模式,使子代贫困群体能够跳出贫困文化圈层,扩大社会视野,形成新的文化认知,从思想上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文化精准扶贫的对策
  在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更要注重发挥文化的力量,从根本上做到扶贫先扶智,扶贫必扶志。
  1.注重文化精准扶贫的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支撑是文化精准扶贫的脊梁。贫困地区一直存在着文化人才缺失或流失严重的问题导致普惠性扶贫与个性化扶贫无人开展,贫困主体内生动力难以激发的现实困境。因此健全文化精准扶贫的人才队伍建设显得更加迫切。需要国家从制度层面完善贫困地区选人用人的激励保障机制,鼓励支持乡土文化骨干和返乡文化人才,实现内部培养和引起来相结合的联动机制。
  2.立足于当地的特色文化
  贫困地区因为其经济不发达等多种因素,一定程度能较好地保存本地区的特色文化。文化精准扶贫就是要以普惠性文化帮扶为保障,重点开发贫困地区的个性文化,打造以精神价值带动经济价值创作社会效益的文化创意品牌,使贫困群体对自身的优秀文化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文化精准扶贫要致力于构建贫困地区文化供给与消费的畅通渠道,鼓励贫困主体投入到文化创意品牌的生产中,形成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良性循环的形式,真正实现勤劳致富。
  3.加强对子代贫困群体的重视
  鉴于贫困文化所具有的代际传递性,文化精准扶贫必须加强对子代贫困主体的重视程度,通过有效的措施拓寬其社会视野,积累其社会经验,增强其劳动技能,最终达到转变其价值观念的目标,使贫困主体逐渐获得自我发展与修复的能力,从根源上实现脱贫。教育是引领子代贫困群体摆脱原生贫困状态的最重要途径,不仅要重视知识技能的传授,更要重视从思想上拔“穷根”。通过关注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扩大子代贫困主体与外界交流的渠道,打破贫困地区的前喻文化传递模式。
  文化扶贫是国家扶贫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文化精准扶贫理念应运而生,为当前脱贫攻坚战的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指导理论,并逐渐成为一种自觉地文化扶贫专项行动,凸显出新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辛秋水.来自莲云乡文化扶贫的报告[J].江淮论坛,1996(6)84-89
  [2]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216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3(3)307-410
  [4]程天赐.文化扶贫:一个全新的社会视角[M].文化扶贫五年(1993-1998).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9-11
  [5]章军杰.中国文化扶贫四十年:从专项扶贫到精准文化扶贫[J].甘肃社会科学,2019(2)53
  [6]宋镇修、王雅林.农村社会学[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7](美)玛格丽特 米德、周晓红.周怡译.文化与承诺 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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