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

作者:未知

  【摘 要】中央高层提出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和魂,发展了过去“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多元一体表述,从多元找共识,由多生一,建立文化共同体,既是高层的意图,也是社会和睦的应然愿景。基于皮尔士理论的指号人类学有“三合一”的观照,和道家“三生无限”的理念遥相呼应,对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有理论价值。人是指号,人群也是指号,人和人群的本质体现在“三合一”的日常生活之中。扩展来说,“中华民族互联体”是构筑和认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目标和关键。
  【关键词】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互联体;文化交互认同;民族团结;“三合一”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1-0008-008
  一、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大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继续那场“中华民族是一个”①的讨论。将近30年过去,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有市场经济冲击,另一方面有各种极端思潮侵袭,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都进入了新格局。中央高层不失时机地提出中华文化认同的主题,号召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新发展,它更加强调“共有”和“共同”,在承认“多”的前提下强调“一”。费孝通先生晚年思考文化自觉问题,思考“人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他为此提出从“科技兴国”到“文艺兴国”的构想,与目前“文化自信”“美好生活”的主流口号契合,颇具现实性和前瞻性。根据比较流行的解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是“政治一体,文化多元”,文化上属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中央高层在全新的形势下提出文化认同,提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保留美美与共的同时,似乎更强调“和而认同”,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要求文化认同,建设文化共同体成为国家“重点课题”,是涉及“根”和“魂”的“大工程”。
  今天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统合体,经历了绵延不断、曲折发展的历史,有碰撞,有分裂,有统一。“中国是惟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1 ]2葛剑雄根据于省吾《释中国》的论证,认为中国的“國”通“或”,原指“城”“邑”,城里称“國”,城外称“郊”。[1 ]23“中国”作为专名出现于周武王时代,西周居中土,有别于周边之国。[2 ]1515-1524“中国”最初指周王所居住的丰和镐(今陕西境内);周灭商,将相当于今日河南境内的商朝京师之地也称为“中国”。《禹贡》划分“九州”和“五服”,《礼记·王制》区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建构了“天下”与“四海”的人文地理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于省吾引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虽然表现了“重中轻外的传统积习”,且“中国与四夷还没有对称”,但毕竟在认知上有了虽然是不平等的“多元共生”的端倪。秦汉在中原地区集权农耕国家,而在同一时期,匈奴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建立“引弓之国”;蒙古族和满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和清朝,为今天的中国政治版图奠定了基础。清末“列强犯华”,朝廷式微,国势衰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担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2月12日,清朝隆裕太后签发退位诏书,提到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合为“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没有完全吸收苏联经验,没有严格按照斯大林的“四要素”来识别民族,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土实践相结合,总结历史,承认现状,靈活变通,创造性地发展出自己的“民族”模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纲》等文献中规定少数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物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1}
  二、民族区域自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
  有人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要搞了,民族自治区可以同其他省市实行一样的体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我再次明确说一遍,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们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这个源头变了,根基就动摇了,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3 ]41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确立了围绕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核心理念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框架,致力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共历届领导人都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性,例如胡锦涛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4 ]2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来之不易,是各个利益相关方长期协商最终取得共识的结果,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即兴发挥。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事务有一个从初步认知到成熟把握的过程,这可以从最初允许“民族自决”{2}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看得出来。毛泽东在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就联邦制问题征求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与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应该实行“行政自治”,这是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当时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大散局,小聚居,况且中国不象苏联那样用“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型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而“是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没有经过民族分离”。{3}中共在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关中和陇东建立了回民自治区、乡;后来又发动和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建立了统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自治运动的同一领导机关”,并于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这些都为由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转变准备了思想基础,积累了可贵经验”。[5 ]   《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于1952年颁布,从1955年至196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先后成立。198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固定下来”,从法律上保证了民族区域自治。截至2011年末,全国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7个自治县、3个自治旗,共计155个自治地方。[6 ]192
  抚今追昔,自1950年至1952年中央派出4个访问团奔赴少数民族地区,到1979年最后一个民族基诺族被确认,近40年过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入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阶段,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各民族彼此认同,互守尊严,爱国如家,这是自上而下的愿景。
  三、“多”与“一”
  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 [7 ]1这是“同文同种”的政治表达,一般来说,“同文同种”会上升到“同文同种同国”的愿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族中心主义的驱动,更是市场经济标准化、高效率的需要。不过,历史、现状与发展告诉我们,语言、文化、民族、国家的边界难以一致,一国多语、一国多族、一语多国、一族多国,迄今是普遍现象,将来也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中国有56个官方确认的民族,有许许多多民间分类的人群,还有各种各样的“新族群”{1}。非裔和欧裔的美国人都说英语,说英语的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和文化的边界并不一致,同国不“同种”,同文不同国。中国有30个跨界民族,从东到西,从北到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都分布着跨界民族,包括朝鲜、鄂温克、赫哲、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塔塔尔、维吾尔、回、藏、门巴、傣、彝、哈尼、景颇、傈僳、拉祜、佤、德昂、怒、布朗、独龙、壮、布依、瑶、京等民族,人口在6600万以上。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20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的语言》,收集了129种语言资料: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藏缅语族5个语族46种语言、侗台语族23种语言、苗瑶语族6种语言;包括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10种语言、蒙古语族7种语言、满-通古斯语族5种语言;南岛语16种;中国南亚语系9种语言;印欧语1种;混合语5种。然而语言多、民族多、国家少的现实,并不能让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放弃“同文同种同国”的努力,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
  在一战时期,列宁根据“苏维埃标准”提出民族自决主张,威尔逊根据“欧洲标准”也提出民族自决主张。他们虽然都主张民族自决,但立场不同,视野也不同。列宁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现民族联合,主张被压迫民族自决;威尔逊从人民权利和民主原则出发支持民族“自治”,他后来改变立场,转而支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支持民族“自治权”转向支持国民“建国权”。[8 ]178-180
  战败的德国失去了13.5%的领土和10%的人口,丢掉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多达数百万德意志人被安排到捷克、罗马尼亚等国,违反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奥匈帝国被肢解为6个国家”,奥地利人口不足650万人。[8 ]184
  并非每一个民族都有机会获得“民族自决”,“天时地利”很重要,尤其是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作用不容忽视。“国”与“族”可分可合,分合取决于大势,两次世界大战带来“国”与“族”关系的大调整,尘埃落定之后,现代国家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战胜国得势,战败国失势,大而强的民族建国,小而弱的民族加入,以国统族,多元共生。查尔斯·泰勒对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解释比较合理。他把民族和国家区分开来,认为民族可以出现在现代国家之前,也可以游离于现代国家之外;有的民族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国家,有的民族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民族不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9 ]191-218当今世界上200多个現代国家,至少有2000多个民族,5000-7000种语言,族群的数量远远多于民族的数量。不同的民族和族群,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只能在同一个国家里共存,“文化多元政治一体”“民族多元国家一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种族”和民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无论是“想象的”还是“制造的”,它们总会制造“铁血”的事实,以官方或者民间的途径证明自己的存在,用肢体行动、政治话语和经济利益为社会打上自己的印记。杜波依斯曾经说,二十世纪是种族的世纪,[10 ]3那么,二十一世纪就是“种族”“民族”和“族群”的世纪了。现代化、网络化、数字化推动下的交往交流,不仅没有能够实现社会和文化的均质化,反而生成更多的差异、更多的个性和更多的碰撞。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互相依存、互补共生、互通有无;差异、个性和碰撞培育了重叠共识的人间智慧。
  民族国家或者国民国家{1}是联合国的“合法单位”,没有国家的民族和族群只能加入有国家的民族或者族群,取得用主权定义的合法性。从印度到俄罗斯,从南非到尼日利亚,从越南到中国,国家是“一个”,民族有多个,语言多,文化多,如何解决好“一”与“多”的关系,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个人群甚至每个人所关心的问题。
  四、中华民族互联体
  中国是“一个”,中国的民族有多个,语言多,文化多,“一”和 “多”的关系是什么?美国曾经推行熔炉理论,试图解决“一”与“多”的问题,把各个不同的族群融合为一个“美利坚民族”。但是,熔炉政策并不成功,最终被迫放弃。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都实行不同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近些年来虽然受到恐怖主义挑战,造成民族主义升温,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而过去那种一刀切的同化主义显然是行不通的。
  从国际经验看,要解决好“一”和“多”的问题,不能复古,不能偏激,只能另辟蹊径,从实求真,更新认知。在承认“多”的前提下追求“一”,维特根斯坦关于“绳索共同体”的隐喻为我们提供了“中庸之道”。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认同列夫·维高茨基(Lev Vygotsky)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有关分析:人类用“连锁丛”(chain complex)为事物分类,一环连接一环,环环相扣,形成整体。[11 ]在这个环环相扣的互联体中,事物的关键特征逐渐变化,意义也递进出现差异,就像一条纤维制成的绳索,虽然绳索的强度和韧性不会来自某根单独的纤维,但是大量纤维拧成一股绳之后,强度和韧性就产生了。纺绳的纤维互相缠绕,许多根纤维重叠交织,产生强度和韧性。[12 ]46中国各民族、各族群的语言多样,文化多元,习俗多彩,交织成为维特根斯坦式“纺绳共同体”。   绳索纤维缠绕,重叠交织,股股相反,比次递进,把两端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各民族就是这样的绳索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民族和各民族文化,交叉重叠,相邻相似,两端殊异。中间相似的递进过渡把殊异的两端联系起来,让它们有了联系。[13 ]
  把中华民族理解为民族互联体,语言交结,文化互鉴,符合中国传统上的合和之道,也符合互守尊严的情理之义。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美美与共,和睦相处,形成各有特色、紧密交结的连续统。
  中国是复杂共同体②,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扮演过重要角色,有的少数民族还入主中原,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这尤其不同于美国的历史——外来移民占有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各种资源,以外来语言和文化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作为中华民族的互联性体现在各民族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补共生关系。
  各民族文化互为条件,互为环境。“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本民族文化认同可以上推到中华文化认同,两种认同分属不同层面。[13 ]
  民族互联,交往交流,互动互学,取长补短,重叠共识。中国各民族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从本土生出,和合发展,对外交流,创新变通,产生认同。相邻民族有语言文化过渡带,彼此交融,非甲非乙,亦甲亦乙,难分甲乙。例如新疆的蒙古族很多人兼通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有许多锡伯族也兼通汉语、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年纪大一些的人还懂满文。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虽然不说蒙古语,说卡佐语和汉语,但他们与蒙古族主体保持着认同,就像生活在甘肃和青海一代的“汉回”“蒙回”“藏回”,各个不同的人群总会有某种“区别性特征”互相关联,彼此之间得以环环相扣,重叠互联。各民族在饮食、服饰、住居等方面互相关联,南北互通,东西相连,形成民族互联体。
  需要特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自上而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价值观构筑,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首位,形成了各民族精英共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上至中央,下至基层党支部,从媒体宣传到中小学教材,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交织在一起,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保障了中国民族互联体迄今为止的稳定,使各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和而不同、彼此认同、美美与共成为可能。不过,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社会和民族格局的变化,传统的民族共生和民族同治的方式需要创新发展,需要不断更新,需要有活力的民族生态,要实现这些,全面民主法治是大势所趋,依法治国是民族互联体联而不分的根本保障。
  五、跨文化认同
  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关键是各民族彼此认同,尤其是语言文化的彼此认同。大民族要认同小民族及其语言文化,小民族也要认同大民族及其语言文化,各民族共同认同中华共同体。小民族认同大民族比较容易,大民族认同小民族需要努力。受机械进化论和我族中心论的影响,人们容易抬高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地位,降低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地位,认为自己的民族是先进的,别人的民族是落后的,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族语言文化。
  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生计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等,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单独拿来说事,例如文化嵌入经济之中,经济涉及社会文化分类,因为社会文化分类涉及哪些东西有价值,哪些东西没有价值,应该开发什么,不应该开发什么,这些都和社会文化有关。中国人的经济活动离不开请客送礼,情理和钱财互相融入,就像中餐西吃不容易实行{1},用不讲感情的规矩做买卖,难以持续。同样道理,各民族之间的跨文化认同,不仅仅是看中对方能歌善舞,美女帅哥多,自然资源多,还要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化,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了解对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跨文化认同就是各民族之间的彼此认同,只有各民族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彼此认同,才能谈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构筑跨文化认同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有三点很关键:第一,中华民族不是一两个民族的中华民族,而是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第二,中华文化不是一两个民族的文化,而是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的文化复合体;第三,建设中华文化共同体不能靠同化,只能靠各民族互学、相助、共生,靠平等团结的老传统,更要靠法制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然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之“魂”,那么,跨文化认同就十分重要——跨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心心相通的一把钥匙。可以说,跨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之“魂”。
  跨文化认同要建立在互守尊严的基础之上。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学者说:“彼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是主位观,一个是客位观,二者结合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进得去,也出得来”。我们在跨文化交流的时候,愿意说守望相助,也愿意说守望尊严。不过,由于外来者的文化优越感{1}和其他优越地位,守望相助的结果是帮助了自己,守望尊严的结果是守望了自己的尊严,本土人没有得到多少帮助,他们的尊严也没有得到多少守望。所以,守望相助要首先帮助本土人群,想其所想,急其所急,助其所需;守望尊严要提升到互守尊严的层面,大民族要主动守望小民族的尊严,换来小民族守望大民族的尊严,进而实现各民族互守尊严。
  六、“三一论”
  马克思讲物质第一,近年来人类学也有物质化、具身化的转向。山川会唱歌,器物会说话。皮尔士传统的指号人类学讲究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的“三一论”,讲究过程和试推,暗合于中国古老的道家思想,对我们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有借鉴意义。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础;这些五官的感觉,在“感官技术”{2}的帮助下,指向其他现象,形成物物相指;物感物觉和物物相指进入文化的解释,形成“三合一”,也许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吧。
  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要从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合一”做起,从类似于鍋碗瓢盆的物感物觉,到类似于“云往南水漂船,云往北晒棉被”的物物相指,再到类似于父慈子孝的象征意义,要合在一起,这是第一层;各民族的“三合一”叠加在一起,就变成了超级“三合一”,无论是一族“三合一”还是多族“三合一”,都要遵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的“硬道理”。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曾有过“三合一”时代。中国古代的贵族要通“六艺”,“六艺”指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识字)、数(计算)等六种科目;西方的自然哲学起初包括文理学科,后来才逐渐分出数学、逻辑学、物理、化学、语言学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名词术语、概念巧辩成为“统治者”,日常生活、民间文化、具身活动反倒成了“奴仆”,可谓不用脚踩大地,就可以仰望星空。
  要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就要恢复“三合一”,让心与物重新关联起来,避免空洞的符号游戏和闭门造车,避免夸大其词和无中生有,欢迎“物的困扰”,欢迎“三生无限”,反对“一生无限”。就像一首歌里唱到的那样: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
  总想听听你的声音
  总想住住你的毡房
  总想举起你的酒樽
  我和草原有过约定
  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
  如今踏上了归乡的路
  走进了阳光迎来了春
  看到你的笑脸如此纯真
  听到你的声音如此动人
  住在你的毡房如此温暖
  尝到你的奶就如此甘醇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
  如今迈进回家的门
  忍不住热泪激荡我心
  ……
  何谓“三一论”,这首歌的歌词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
  要构筑好中华文化共同体,除了关注我族的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还要看他族的笑脸,听他族的声音,住他族的毡房,举他族的酒樽,还要祭拜他族心中的神。汉族的方形四合院、方块字,蒙古族的圆形“蒙古包”和“古列延”,可以落实到“國” 的四平八稳和oron(蒙古语的“国”,词根為“进入”)的居无定所之上,二者结合起来,就符合圆表变化、方表稳定的天方地圆观。抽象的宇宙观一定有具象的形气感支撑,建国方略也要有扎实的民族志基础。民心相通,首先是语言相通、文化相通、形气神三通。只有在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合一”的基础之上制订国策方略,才能避免“符号垄断”,避免“概念霸权”,才能接地气、连草根。同样道理,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要从精神上构建、物质上构建,还要增加物物相指,三元一体,而不是三元隔绝,精神归精神,物质归物质,互不关联。中华民族的构筑者要关注我族三元和他族三元之间的关联,建设共有的“大三元”。
  七、结 语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根基,具有“一生下来就有”的“原生性”,母亲和父亲把胎儿做成 “社会人”,母语伴随它降生和成长,祖国为它提供社会和文化上的熏陶。现代国家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不是“与生俱来”,不是自然而然,而是多族聚合的产物,有分合的挑战,也有维稳的焦虑。如果能够把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相结合,让语言和文化的心理边界和国家的政治心理边界重合起来,那就容易应对分合的挑战,降低维稳的焦虑,提高自信,促进自觉。把“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多元一体表述,发展为政治一体、文化认同的共有一体表述,是新一届领导人对原有多元一体格局表述的继承和发展,从多元找共识,由多生一,建立文化共同体,目的在于让各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实现全面认同。当然,从“中华民族不等于汉族”这样的表述出发,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不能靠淘汰“非我族类”来实现,不能靠语言和文化的同化来完成,而只能靠语言互爱、文化互认、民族互尊来实现。在这个网络化、数字化的世界,个性会越来越张扬,国民的自主意识也会越来越强,结社入群的积极性也会越来越高,各种亚文化层出不穷,网络上的各类虚拟群体如雨后春笋,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其差异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而不是相反。包括民族在内的共同体要靠关联和互联来凝聚人心,靠万象共生的理念和互守尊严的精神,来保持和加强民族团结,而不是靠同化或者消灭达到这样的目的。
  从和而不同寻找重叠共识,“中华民族互联体”是构筑和认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目标和关键:每个民族都有某种或某几种语言文化要素与其他民族共享和共有,各民族通过这些共享和共有的语言文化要素,把不共享、不共有的语言文化要素串接起来,关联起来,合为一体,形成更大、更高的认同体、共有体和共同体。互联而非同化,互通而非隔绝,这是中华民族互联体的基本特征,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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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 A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Naran Bilik , Terile
  Abstract: The central high-level proposed that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s the root and soul of national unity, and developed a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the past. To find consensus from multiple sources, creating unity from diversity, to build a cultural community, is both an intention of high-level and a vision of social harmony. Based on Peirce's theory, the semiotic anthropology has a "trichotomy" view, which echoes the Taoist concept of "three life of infinite" and has theoretical value for build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People are the index, the crowd is also the index, the essence of people and crowd is reflected in the daily life of "trichotomy." In terms of expansion, the interconnection of Chinese nation is the goal and key to building and recogniz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Keyword: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Interconnection of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Interaction identification; national unity; ‘tricho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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