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者:未知

  内容摘要:译者主体性决定译者文化取向,进而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译作的语言表达。我们研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2首及屠岸和辜正坤的汉译本(含修订本),受益颇多。研究发现,译者所处时代影响翻译策略选择,译者文化背景影响译作语言使用,文化能力增强推动重译质量提升。文化取向影响了翻译心理和翻译过程。文化又因翻译而得到交流与传播、传承和创新。
  关键词:莎士比亚第12首十四行诗;文化取向;屠岸和辜正坤
  Abstract: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determines their cultural orientations and influences the strategies and expressions. We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the study of Shakespeare’s Sonnet 12 and Tu An’s and Gu Zhengkun’s Chinese translations (including revised edit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fluenc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or’s cultural background has an impact on translators’ use of language in translation. Improvement of translator’s cultural competence leads to better retranslations. Cultural orientation influences translator’s mind and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ure is also inherited, innovated, exchanged, and developed due to translation.
  Key words: Shakespeare’s Sonnet 12; cultural orientation; Tu An and Gu Zhengkun
  Authors: Li Zhengshuan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zhengshuanli@126.com. Wang Xin is MTI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15230809291@163.com
  一、引言
  莎士比亞十四行诗创作于16世纪90年代,诗集最早、最完全的“第一四开本”出版于1609年。这是莎士比亚唯一用第一人称创作的作品,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声音。虽然诗中的说话者“我”不一定是诗人自己,或者说“我”既是诗人也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但是较戏剧而言,十四行诗更为清晰地反映了诗人和那个时代的心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 起步阶段(1839-1978);2. 发轫期(1979-2000);3. 快速发展期(2001年至今)(申玉革 122)。屠岸于1950年翻译出版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开启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汉译的时代。从屠岸1950年开始到2018年底近70年间,共有26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的重译本出版,重译次数居莎士比亚全部作品之首。通过翻译,诗中所蕴含的文化被不断挖掘和传播。本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2首为例进行研究,认为:译者所处时代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文化背景影响译作语言的使用,文化能力增强推动重译质量的提升。
  二、译者所处时代影响翻译策略选择
  翻译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完成的。译者不是孤立的个体,受所在时代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译者会选用“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直译或意译的翻译方法,以满足当下读者的期待。“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注定为读者而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马萧 47)。
  异化策略“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 240)。归化策略则“遵守目标语言文化目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准则、出版潮流和政治需要”(240)。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交锋,国家实力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也起决定作用。身处不同年代的译者屠岸和辜正坤就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屠岸在1943年便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歌颂友谊的诗歌纪念张志镳。1950年春,他译完154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翻译过程中,屠岸把“客体感受力”创作原则运用于翻译实践,坚持“融入到原文中,拥抱原文,拥抱原作者,全身心地去体会原文的文字、思想和意境,体会原作者的创作情绪”(丁振琴 57)。译者忠实于原作,还原原作风格,传递原作韵味,追求最大程度地与作者实现精神共鸣,表达作者真正的心声,把作者意图与读者期待融为一体。他还奉行“古典的抑制”(classic restraint)原则,“抑制自己的主观情感,去努力理解原作者的情感,体验原作者的创作情绪,把原作中的那种精神实质表现在译文里”(57)。这与“客体感受力”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主张最大限度地走近作者,使读者感受原作风貌,尽量减少译者介入或不去过多地发挥译者个人主体作用,把译者置于隐身地位。屠岸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与原作对等的理解,译谁就得像谁,抑制个人情感,避免过度翻译,竭力保留原作内容和风格。这是一个忠实于原作和尊重原作者的策略。   屠岸一贯主张“尽可能把原作的诗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174)。他信奉“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的翻译策略。他认为“译者虽然在‘戴着镣铐跳舞’,但是非常合乎节拍,把原作的神韵都传达出来了,那个镣铐也就不翼而飞了”。“以顿代步”很难,但是“译者还是应该知难而上,尽最大努力做到形神兼备”(丁振琴 59)。无论是节奏还是韵脚安排,屠岸都追求忠实于原作,保留原作“风味”,采用“异化”策略,传真式地呈现原作真实文化。屠岸所用文字平实晓畅,摈弃中国式成语或套话,让读者看见的还是英国的莎士比亚,而不是中国化了的莎士比亚。
  辜正坤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于1998年出版。此时,改革开放已过去二十年,中国对外开放力度更大,综合国力逐渐提高,学者们从“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信”发展。辜正坤融通中西文化,发展了自己的翻译观。他熟谙中国文学,书画皆通,对中国古典诗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影响了他诗歌翻译的理念和原则。他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进行了创造性翻译,辞藻华丽,采用一元韵式,与前人译本风格迥然不同。他认为“翻译行为和翻译理论的走向常常受制于翻译者或翻译理论创建者的个性或人格”(辜正坤 408)。他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认为翻译的绝对标准是原作本身,永远不可企及,但最高标准(最佳近似度)可尽量靠近绝对标准,即译作尽可能近似原作。他还认为,“凡英诗中格律谨严,措辞典雅,短小而又多抒情意味的早期诗作以古体汉诗形式摹拟译出,效果自佳”(357)。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过程中,他选择“在讲明原诗韵式的情况下,用中国诗的韵式来创造一种音美,力求译诗音美效果的强烈程度能和原诗接近”(425)。他采用了符合传统中国诗中较通行的一韵到底的韵式,尊重中国诗歌传统,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国化”,采用“归化”策略,使读者感受诗歌的音美效果,欣赏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使中国读者“得意忘形”,陶醉于译文之中。
  由于屠岸和辜正坤两位译者具有不同的文化取向,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译本呈现也大不相同。下面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2首为例,原文如下:
  When I do count the clock that tells the time,
  And see the brave day sunk in hideous night;
  When I behold the violet past prime,
  And sable curls, all silvered o’er with white;
  5  When lofty trees I see barren of leaves,
  Which erst from heat did canopy the herd,
  And summer’s green all girded up in sheaves,
  Borne on the bier with white and bristly beard,
  Then of thy beauty do I question make,
  10  That thou among the wastes of time must go,
  Since sweets and beauties do themselves forsake
  And die as fast as they see others grow;
  And nothing ’gainst Time’s scythe can make defence
  Save breed, to brave him when he takes thee hence.
  (莎士比亞,《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98) 24)
  屠岸译文(1950):
  当我计算着时钟报出的时辰,
  见到可怕的夜吞掉刚勇的白天;
  当我看见紫罗兰失去了青春,
  貂黑的鬈发都成了雪白的银线;
  5  当我见到那昔日曾经为牧人
  遮荫的高树只剩了一根秃柱子,
  夏季的葱茏都札做一捆捆收成
  载在尸架上,带着穗头像白胡子;
  于是我就开始怀疑你的美丽,
  10  想你必定也要走入时间的荒夜,
  本来可爱与美丽终须放弃自己,
  一见别人生长,自己就快凋谢;
  没人敌得过时间的镰刀,但子孙
  敌得过他,在他吞灭你的时辰。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 26-27)
  辜正坤译文(1998):
  当我细数报时的钟声敲响,
  眼看可怖夜色吞噬白昼光芒;
  当我看到紫罗兰香消玉殒,
  黝黑的卷发渐渐披上银霜;
  5  当我看见木叶脱尽的高树,
  曾帐篷般为牧羊人带来阴凉,
  一度清脆的夏苗现在被捆打成束,
  载上灵车,连同白色坚脆的麦芒,
  于是我不禁为你的美色担忧,
  10  你也会迟早没入时间的荒凉,
  既然甘美的事物总是会自暴自弃,
  眼看后来者居上自己却快速地消亡,
  所以没有什么能挡住时间的镰刀,
  除非你谢世之后留下了儿郎。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98) 25)
  屠岸在1950年译本的代跋中写道,“要把原诗的抑扬格五步音诗‘译’成中文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国语文的差别太大。于是我只能用一种含有比较不太刺耳的自由节奏的散文来代替‘抑扬格’,和每行十三、四字(至多不超过十七字)中所包含的五或六个重读(一个重读可能是一个字,也可能是一个词)和轻读来代替‘五步’(十缀音)”(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 348-349)。屠岸用一字顿、二字音组和三字音组来代替原文的音步,每行字数为12至14个,乐感和谐,节奏感强,译本整饬,又参差有致。韵脚方面,译本基本遵照原文,韵脚安排是ababacaccdcdaa,尾韵结构接近ababcdcdefefgg,尽管没完全移植,但这种移植也很不容易。   辜正坤认为“西诗的押韵格式趋于多元韵式”,“这与汉诗常见的一韵到底的一元韵式泾渭分明”(辜正坤 21),由于英语单词多为多音节词,频频换韵是不得已的选择。而汉语单字有四声声调,所以汉诗在用韵方面有先天优势,能够用一元韵式的同时还表现抑扬顿挫。这样看来,音美的表现方式会随着语言的改变而改变,他指出“莎士比亚原诗的韵脚音美是根本无法翻译的”,“人们只可能在目标语(译语)中另创一种音美,但那绝不是原作的音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汉对照》(2007) 8)。他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一元韵式(双行必押韵,且多为相同韵)来创造音美,使译诗音美效果的强烈程度尽量和原诗接近。本诗“光芒”、“银霜”、“阴凉”、“麦芒”等双行末尾均押“ang”韵。这种创造也非常艰难,非常人能为。屠岸和辜正坤译文的音韵安排各有千秋,都是佳译。
  三、译者文化背景影响译作语言使用
  译者的文化背景影响译作语言的使用。语言使用与风格传递对翻译来说也尤为重要,诗歌翻译之难,难在意象转换,更难在风格传递。译者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学背景决定了其风格传递也各具特色。屠岸从小习诗,大学时开始翻译诗歌。他一生写诗、译诗、编诗、论诗,将诗歌融入了自己的生命。
  屠岸的诗歌创作“没有拼凑的痕迹,犹如一幅幅清淡的水彩画,其中也受到中国古诗的影响,有音韵、节奏感”(屠岸,《深秋有如初春:屠岸诗选》 401)。他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掺杂本人的语言习惯,诗歌创作的语言风格也渗透到其诗歌翻译当中。他反对用文言文对应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时期英语,主张用当代白话文翻译。屠岸坚持“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他认为“‘雅’就是要在译文中体现原文风格”(丁振琴 57)。他“用既不陈腐又不俗滥、明白晓畅而又优美典雅的汉语来传达原著的语言风貌和丰富内涵”(屠岸,我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缘起及方法 7)。通读屠岸译本,可以发现他使用的语言通顺流畅,而又饱含诗味。
  辜正坤“幼承家教,陶然于国学,十五可将《老子》‘倒背如流’”(孟凡君 49)。读书是他最大的乐事,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他都涉猎。他说,“欧阳修好像說过他看书有三上:枕上、厕上、桌上。我看书则多了一上:那就是路上”(刘昊 4)。广泛的阅读为辜正坤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师从杨周翰、李赋宁,研究莎士比亚,获得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以莎士比亚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为他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打下扎实的基础。他提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理论,认为文体风格有朴实、华丽、雄辩、晦涩和明快之分,主张以原作为具体标准,追求最佳近似度。他深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语汇丰富,用词洗练,比喻新颖,结构巧妙,音调铿锵悦耳”(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汉对照》(2007) 3),所以他主张译诗也须相应华丽,与原作辞气契合。他没有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成古体诗,但注重词汇用语雅致,与大白话保持适当的距离。他还提倡用元曲、散曲的风味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并善于使用四字格,文白结合,气息雅致,古风洋溢。
  关于两位译者语言风格,且看几例。第二行“And see the brave day sunk in hideous night”(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98) 24),屠岸译为“见到可怕的夜吞掉刚勇的白天”(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 26),语言直白、晓畅,接近莎士比亚口气,忠实还原原作对白天的赞美之情,称其“刚勇”,并与“可怕的夜”形成对比,强调“夜”力量之大,表明时间无情,引出主旨:只有结婚并留下后代才能与时间这把镰刀抗衡;译文使我们看到一个英国的莎士比亚。辜正坤译为“眼看可怖夜色吞噬白昼光芒”(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98) 25),用词古雅,中国味道浓厚,文采飞扬,传递出很强的画面感,勾勒出夕阳西下之时白昼光芒被漆黑夜色吞噬的画面。译文使我们看到一个中国化的莎士比亚。第三行“When I behold the violet past prime”(24),屠岸译为“当我看见紫罗兰失去了青春”(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 26),采用平实的语言表达出花朵从尽情绽放到走向衰败的过程,展现时间的无情。辜正坤译为“当我看到紫罗兰香消玉殒”(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98) 25),将这一过程比作年轻貌美的女子告别人世,对花朵的凋谢深表惋惜。第四行“And sable curls ensilvered o’er with white”(24),屠岸译为“貂黑的鬈发都成了雪白的银线”(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 26),将人年轻时乌黑亮丽的秀发与年老时仿佛丝线一般干枯的头发进行对比,突出表现时间力量的强大,以及人的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渺小和不堪一击,突出黑变白的颜色之变。辜正坤译为“黝黑的卷发渐渐披上银霜”(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98) 25),通过更加唯美、富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译文让读者体会时光的流逝,感慨岁月的蹉跎。最后两行“And nothing ’gainst time’s scythe can make defence / Save breed to brave him when he takes thee hence”(24),屠岸译为“没人敌得过时间的镰刀,但子孙 / 敌得过他,在他吞灭你的时辰”(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 27)。从语法结构上看,他译本采用了欧化的语言,依照原语序将状语放在了最后。辜正坤译为“所以没有什么能挡住时间的镰刀, / 除非你谢世之后留下了儿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98) 25)。他采用了反译法,巧妙地将最后两行的翻译难题解决,且将“被时间吞噬生命”之义用汉语委婉语“谢世”一词传达出来,典雅至极,颇具中国特色。
  通过对两译本语言风格的比较,可以看出译者翻译理念的不同。屠岸采用通俗平实的语言汉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为了便于当时的读者接受西方文学作品。他更侧重于读者对原汁原味的接受。辜正坤采用具有古风的语言进行翻译,不仅是鉴于原诗语言的华丽,更是为了将汉语的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一并呈现出来。两译本诞生于不同年代,呈现不同风格的语言,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文化体验。   四、文化能力增强推动重译质量提升
  译者文化能力的增强推动重译质量的提升。文学翻译过程中,文化传递十分重要。“译者要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还要考虑在译文中如何体现这一文化信息,架好沟通的桥梁,帮助译文读者理解或接受”(李正栓 39)。在英诗汉译时,不仅要了解作者的创作背景和风格特点,更要深入研究其所处的西方文化环境,并在译文中将原作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传递出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亦是如此,诗歌通过对友谊、爱情、时间等主题的描写表达了莎士比亚进步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洋溢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饱含对生活的赞美。在翻译时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中文的优势,如何使译本更适应当下汉语文化环境,为读者提供质量更佳的译本,是每位译者都在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每位译者的重译都展示了其文化能力的不断增强。
  屠岸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自1950年初版后,截至2017年,共重印28次,居所有重印译者之首”(谢桂霞 27)。他分别于1955年、1981年、1988年、2008年和2012年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的译本进行过修订。每次修订,他必精益求精,使用简洁流畅风格的语言,体现时代文化,使译本为不同文化背景和时代的读者所接受。他在不断地与自己竞赛,与时代共呼吸,但对原文的忠诚从未改变。
  辜正坤的译本自1998年来共被重印5次(27)。重印次数仅次屠岸译本,说明也受读者认可和欢迎。在2017年的修订本中,他使绝大多数诗歌汉译本的行字数保持一致,从“建行形式视象美”(辜正坤 14)的角度让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期待,使译本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现以屠岸2012年译本和辜正坤2017年译本为例,分析两位译者依据其雄厚的文化实力在译文质量提升上所做的努力。
  屠岸修订后的译本更精确地还原了原诗的音乐性。他恪守“以顿代步”原则,以一字顿和四字音组为破格,以二字音组和三字音组为合格。该译本破格现象明显减少,在节律上有明显的提升。内容方面,一些用词更加高雅、准确,例如,“tells the time”(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汉对照》(2012) 24)改译为“算出的时辰”(25),更准确地强调了时间无情这一主题,生动形象;“hideous night”(24)改译为“阴黑夜”(25),画面感更强,更能体现出黑暗带给人的恐惧之感和时间力量的强大;第七行“green”(24)几经改译,终用“葱绿”(25)。最后两行,屠岸将其译文改为“没人敌得过时间的镰刀啊,除非 / 生儿女,你身后留子孙跟他作对”(25)。更符合汉语的语序和表达习惯,将“死了”改为“身后”,更委婉,更具文学性,将“breed”一词的译文改为“儿女”,改变前译“子孙”重男轻女之嫌,避免了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提出异议。
  辜正坤修订后的译文每行字数相等,均为11个汉字。韵式仍为一元韵式。但字数缩减,语言更为凝练。在内容方面,第八行的改动较大,译者将“white and bristly beard”(威廉·莎士比亚 27)的译文改为“白硬须芒”(26),虽然译者仍未将“beard”一词直译,但在书末的注释部分,译者写道,“‘束端露白硬须芒’指禾物(例如小麦之类)被捆打成束后,禾物一端的须芒(例如麦芒)露在外边,暗喻白胡须老人死后的胡须之类”(316)。他认为屠岸译本语言通顺流畅,读起来颇具诗味,但原诗的华美风格稍有减弱。所以他“另辟蹊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汉对照》(2007) 12),采用华丽的语言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且精雕细琢,追求译诗“语形视象美”(辜正坤 11),为读者带来不同的审美体验。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随着译者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他们采用重译的方式为译语读者提供质量更为上乘的译作。这是译者对个人严格要求的表现,更是作为跨文化交际使者的责任与担当。许渊冲曾经说过,“文学翻译,尤其是重译,要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说,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再说具体一点,一个一流作家不会写出来的文句,不应该出现在世界文学名著的译本中”(许渊冲 56)。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传递在翻译中也变得原来越重要。譯者不仅担有语言转换之责,更负有文化沟通之任。只有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才能推动两种语言所在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五、结语
  由于译者身处不同的时代,其文化功底、语言能力、审美情趣、翻译目的和对原文的理解都不尽相同。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取向不同,不同译者对同一作品可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屠岸坚持采用异化策略,用平实的语言将原文呈现,不断修改润色译本,力求与时俱进,使译文符合当下读者的品味。辜正坤始终采用归化策略,但仍保留原作意旨,将西方文化与中国古体诗风格语言相融合,做出用律诗和词曲体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积极创新和尝试。可见,只要忠实于原文本,不同策略皆可产生理想的效果。在当今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翻译早已经超越了其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转换功能”(王宁 5),在文化之间起到协调沟通和桥梁纽带的作用。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编码”和“解码”,还决定了以何种方式将源语文化呈现在译语读者的面前。翻译家不仅是文字工作者,更是文化传播者。优秀的翻译必将推动文化间的交流,促进文化的传播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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