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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四记

作者:未知

  一、织毛衣
  董根对于我不会织毛衣这事一直耿耿于怀,董根说,不会织毛衣的女人,那能叫女人?我觉得莫名其妙,不会织毛衣怎么就不是女人了?
  第一次见董根,绿军装里套的就是一件藏蓝色的家织毛衣。我暗笑:真土。我从小到大穿的毛衣都是我妈给我买的,我妈说她忙,没空织,再说自己织的毛衣样子不新潮。董根说,买的毛衣不暖和,自己织的毛衣才暖和。董根说,他家弟兄姊妹五个,从小到大的毛衣都是他妈妈亲手织的。
  董根说他当兵的时候,周五晚上回家,周日晚上再赶回部队。一进家脱下毛衣,妈妈三下两下就把毛衣拆了。曲曲弯弯的毛线按进盆里,洗净,沥干,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就坐在窗下织起来。等到周日下午,临上车,收起最后一针的毛衣,必然已经套在了董根的身上。一米八二的董根,是个大个子,一米八二的大个子董根的毛衣,拎起来像一只长长的布口袋。董根说,我妈织毛衣可快了。
  没有见到董根妈妈之前,我就被这位未曾谋面的婆婆吓到了。
  真的见到了,才发现能吓到我的不止婆婆一个人。大姑姐、嫂子、姑姑、姨、大娘、婶子,街坊邻居的女人们,通通把我吓到了。正是西北初冬的天气,东辽西的大人孩子们早就穿上了棉衣棉裤,可女人们的怀里腋下仍旧夹着一团或大或小的毛线。问起来,女人们说,织明年春天的毛衣毛裤。坐在家里,走在街上,去串门,去逛街,随处可见织毛活儿的女人们。 整个初冬我都坐在一群织毛活儿的女人当中,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我坐在一堆毛线当中。我挓挲着手,无措地张望这些女人,张望她们飞舞的手指,张望各色毛线在她们指缝间穿过,在一根根或明亮或粗笨的衣针尖缠绕,张望这世间最神奇的魔术。
  然参演者众多,独我是观众。那个初冬,我真切地体会到了董根说的,不会织毛衣的女人不叫女人。至少是不完整的女人。
  然而,我依旧不会织毛衣。
  因为,婆婆。
  如果说东辽西的女人们擅长织毛衣,那么我婆婆绝对是这些织毛衣的女人们中的战斗机。婆婆心灵手巧,商场里的毛衣样式看一眼,回家就能仿着织出来。一年到头,婆婆的身边总堆着花花绿绿的毛线。手里织着的毛活儿不光有自己家的,多数时候是街坊邻居的,亲戚朋友的。
  和董根结婚以后,我的毛衣毛裤婆婆就当成了自己的任务。每年总是早早的就寄来了。后来有了女儿,有了儿子,我们一家人的毛活儿都在婆婆心里。十几年下来,竟然积攒了满满的一柜子。
  我仍旧不会织毛衣,我只会帮婆婆缠毛线。
  走在小区里,婆婆的人缘是最好的。年纪大的年纪小的,见了面,老远就和她打招呼。时不时,还会有人送来一些时鲜的瓜果蔬菜。婆婆说,都是穿过她织的毛衣的人送来的。婆婆说,那些年日子苦啊!一个寡妇带着五个半大孩子,在城里无亲无故,谁能帮咱?都是靠着两只手,东家一件毛衣,西家一条毛裤,积攒起来的人情。
  董根说,记忆里的妈妈总是勾着身子坐在床头织毛衣。董根说,床头有一个坑,是妈妈几十年,坐出来的。
  二、大大娘
  凌晨的时候,老四打来电话说,大大娘过世了。
  “大娘”是东辽西对大伯母的称谓。依次可以是大大娘,二大娘,就像乐乐依着董根在家里的位次喊我二大娘。
  第一次见到大大娘,是在我和董根结婚后第一次回去认亲。正是初冬的天气,肃杀的村庄街道显得异常宽阔,冗长。大大娘迎风站在街门口,紧俏的衣裳将她的身子包裹得愈发单薄,却也格外的爽利。张口虽然也是浓重的山西口音,却多着几分经风历雨的气派。比如,别的婶子大娘会咋咋呼呼地问起我这个“京城”里来的女孩子,京城是个什么模样。完全不顾我家离京城还有几十里的距离。大大娘不同,大大娘不问这些,而是抓起我的手,仔细摩挲一番,又将一双圆溜溜的杏核眼搭在我脸上,而后幽幽地咂嘴:是个能干的闺女,俺家二鬼有眼力。说着,便牵着我的手,进院,进屋,招呼我坐在沙发上。那是一九九四年,西北农村刚刚出现成套的布艺沙发,大大娘殷勤地招呼着,说,在别家坐不到。话说着,还不忘指使靠在西屋门框上的儿媳妇赶紧摆碗筷。
  认亲里的一套必要流程就是挨家的請饭,下了这桌上那桌,出了这家进那家。大大娘说,别认生,想吃啥吃啥,殷勤的筷头一次又一次落在我的碗里。大大爷则猫在角落里抽旱烟,除了头上的白羊肚手巾,已看不出当年劳动模范的模样,只是一味地抽着烟,偶尔抬头漫无目的地望向一桌子闹哄哄的人。整整一顿饭,都是大大娘一个人在说。说生活的不易,说家事的琐碎,说她这个家,说她自己,一家之主的位置在她的话语里逐渐凸显出来。三星西坠的时候,大大娘率领全家又站在街口,把我的手放进董根手心里,殷殷地嘱咐,小心啊。在我背上拍一下,算是示意我们离开。
  回来的路上我和董根说,大大娘没给见面钱。董根说,许是说话多了,忘了。
  婆婆娘家也在本村,兄妹九个,加上公公这边弟兄六个,再加上同族的哥哥姐姐,我和董根在东辽西的认亲,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半个月,其间,也见过大大娘几次,有时候是在街上,有时候是在谁家里,可是不管在哪儿,大大娘都会把我的手放在她自己温润的手心里,问长问短,却从不提起见面礼的事。我和董根都以为是大大娘忙忘了,然而,就在我们要离开东辽西的那个晚上,大大娘却敲开屋门,塞给我五十块钱。
  那个时候村里礼都不大,大多是二十三十,只有大大娘一个人给了五十。
  十年后,我再回东辽西,大大娘却坐在炕上。晚年丧子,让大大娘苍老了许多,她因为腿疾而不能下炕招呼我,说了许多歉疚的话。我也试图宽慰她几句,然而只几句,我就再也没有机会插进去话了。
  大大娘仍像十年前一样,给我讲,讲生活的不易,讲家事的琐碎,讲这个家,讲她自己。
  十年的光阴里,大大娘用她的话语继续捍卫着她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似乎,她住在丧偶再婚的儿媳妇家里,对她的地位不曾产生丝毫的影响。虽然,院子里不断传来儿媳妇大声呵斥鸡狗的声音。   那次离开东辽西,我听说了一件事,大大娘去了所有亲戚家,用各种方法打探出他们都给了我多少见面礼钱。
  光阴荏苒,又是十年,我没能有机会再见到大大娘,不知道,这十年里,她又是个什么模样?只愿逃离尘世羁锁,大大娘能够做个轻松的人。
  三、红糖水
  乐乐第一次喊我二大娘的时候,我都笑翻了。
  小时候看评剧《花为媒》,印象最深的就是里面的二大娘 。一张大扁脸,一对小圆睛,嘴边一颗黑痦子,脑后一个紧巴巴的小发髻,一根长长的烟杆舞得像极了孙悟空手里的金箍棒,整日里东家保媒西家拉纤;怎么看,和我的形象也不可能连在一起,可是按规矩乐乐就得喊我二大娘。
  二大娘就二大娘吧,谁让咱长在畦背(辈)上了呢。
  在老家也有个二大娘,是董根的二大娘。
  我们半上午的时候去看她,隔着窗子,就看见二大娘独自一个人坐在方桌前打麻将。她先在上家摸了牌打给下家,再到下家吃牌打牌,跳过对家又去庄家碰牌,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一局终了,又从各家数出桃核筹码,放到赢家盒盒里。桃核的纹路已经很浅了,个个油光锃亮。
  见了我们,二大娘赶紧站起身,招呼我们坐,问吃了不,问渴不渴。董根大咧咧地把带去的礼品放在麻将桌上,二大娘赶忙跑过来,抱起礼品袋子放到炕上,复又把躺倒的麻将牌一张张扶起来,再招呼我们也坐到炕上。远远望去,麻将桌上仿佛有四个看不见的人正在打麻将。气氛很诡异。
  二大娘倒是很高兴,似乎还给了见面礼,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二大娘沏的一碗红糖水,甜甜的,热热的,暖暖的。虽然后来知道,二大娘的红糖水,是因为东辽西的葡萄虽然很甜,可是水缸里的水却又苦又涩。
  喝了一碗,二大娘又端来一碗,还是甜甜的,热热的,暖暖的。殷殷地催着,喝吧,喝吧,天冷。我就听话地又灌下一碗。
  二大娘说,晌午在这吃,可不许走啊!语气里像是在下命令。我俩就信了实,嘴里嗯嗯地应着,却又见二大娘慌慌的眼神直往窗外飘,扭头,就看见大门口一个老婆子探了下脑袋。董根赶忙说,应了去二舅家。二大娘就说,娘亲舅大,先去舅家。咱是一家人,哪天来都行。说着便抓起窗台上的门锁。我和董根赶紧往门外走。
  在门口就遇见了探头的那个老婆子,董根叫婶子。董根说,这么早就下场啊。那个婶子就笑,打一座再回来做饭,算是把地盘占下了。说着,和二大娘两个急火火地就走了。
  自此,东辽西的记忆里,二大娘一直是一个急慌慌的背影。
  隔了十年,这回,是婆婆带了我和乐乐的妈妈去看二大娘。婆婆说:二大娘小脑萎缩了。
  又是隔着窗子,我看见二大娘坐在床沿上,屁股下的床单子湿了一大片。看见我们来,她几步扑到窗前,拍着窗玻璃和我们打招呼。婆婆问:认得我不?二大娘灿烂着一张无邪的笑脸频频点头。婆婆说:心里明白着呢……不敢放出来,放出来就四处乱跑,只好锁着……
  我认得门上挂着的那把锁。
  我和乐乐妈说,二大娘和婆婆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现在你我的样子吧?乐乐妈没说话,婆婆却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出村的时候,婆婆指着一趟杨树林,说,村里的公墓。隔着树林,我没有看到公墓的样子。印象里,东辽西的水碱大,杨树在这里总是长得委委屈屈,然而这一趟杨树林却繁密得遮人眼目。
  没多久,老家打来电话,说二大娘过世了。董根说,去了好啊,免得受罪了。我突然记起那次在二大娘家好像喝了很多红糖水。
  年前的太阳一直很好,窝在沙发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电话铃响了,乐乐说:二大娘,我想你了。
  四、照片
  公公的遗像是一张三寸多的小照片,摆在婆婆卧室进门拐角的桌子上,照片前还放上了一个小香炉,每到初一、十五,香炉里都会燃起一支香。
  我没见过公公,董根十岁的时候公公就因为车祸去世了。我见过的只有他的照片。
  我胆小,从没端详过公公在照片上的模样,只是大概一掠。掠得粗略,所以实在看不出家里的弟兄四个哪一个更随爹。想着老三老四随婆婆多些,老大老二不大像婆婆,應该是随爹了。婆婆说,二鬼更像些。二鬼是董根。公公死的时候不到四十岁,又是车祸,按村里老人的说法是横死,于是,我更加不敢多看了。
  儿子小的时候,每次回老家都会生病,经常是年三十了,我们还在诊所里输液。后来邻居有个老奶奶说,爷爷爱了。孩子小,受不住。说得我后背凉飕飕的。儿子是家里的长孙,又是这一辈唯一的男丁,如果爷爷活着,爷爷一定是十分珍爱的。
  再后来,再回老家我就会给儿子揣上一个朱砂包。可是儿子依然生病,依然输液。
  儿子八岁那年,董根独自带儿子回老家。没了我看管,董根放了胆子,第一次带儿子去祭祖坟。儿子就是从那一年起学会了学舌。儿子给我讲,上坟的路怎么走,爷爷的坟是什么样的,太爷爷的坟又在哪儿。儿子说,大伯烧了纸,爸爸就让我在爷爷的坟前磕头,让我和爷爷说,让爷爷保佑我快快长大,再不生病。我问,你磕头了吗?儿子说,磕了,四个。我问,爷爷怎么说?儿子说,爷爷在坟里,没说话。
  那一次,儿子没生病。自那以后,儿子回老家也再没有生过病。
  公公的照片始终摆在小桌上,我出入的时候,依旧还是直来直去。
  这次回家探亲,婆婆让我睡在她屋里。
  第一晚,相安无事。第二晚,半夜的时候我竟醒了,隔着窗帘,街上的灯火隐隐地投进来。一歪头,我就看见了床旁边桌子上的公公。这时的我,就隔在婆婆与公公之间。
  左侧,婆婆的鼾声此起彼伏。右侧,公公沉默不语。
  窗外应该是起了风,灯影突然摇曳起来,窗帘也被鼓荡着,飘上飘下。暗夜里的卧室渐渐有了不安宁。夹在中间的我,开始觉得胸闷气短。我紧紧闭上眼睛不敢张开,仿佛眼前也正有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耳边,仍旧有风,仍旧有婆婆的鼾声,只是没有公公和我的声息。   苦熬到天亮,我把夜里的事说给董根听,董根听完,斜睨我一眼,一脸的鄙夷:你呀,写小说写魔怔了,人都神经了,没事都能让你琢磨出事来。
  是这样吗?
  走在小区里,婆婆喜欢牵着我的手。邻居们问,谁呀?婆婆就嘎嘎嘎地笑一阵,后说,二媳妇。 婆婆一米七几的大个儿,牵着一米五几的我,像牵着家里没长大的孩子。
  婆婆不觉得,仍旧牵着我的手,一路走,一路哼唱着新学的歌。婆婆嗓门亮,唱歌好听,还爱跳舞。兴起了,不管在哪儿,即便走在马路上也会扭几下。被她牵在手里,我也只得跟着扭几下。
  我说要给她买新衣服,她说不要,要鞋子。于是,我们俩就牵着手去逛鞋店。鞋店里,她把新鞋套在脚上让我看,问,好看不?我摇头,说,不好看。换一双,再问,好看不?我说,不好看,脱下来。婆婆就顺从地脱下来。另一家店,婆婆指着一双红鞋和一双黑鞋,问我,哪个好看?我歪头看看,都好。都好?婆婆问。都好,都试试。婆婆撇撇嘴。都试了,果然都好。婆婆穿上红鞋走两圈,又穿上黑鞋走两圈,哪个都不舍得放下。我对店员说,都要了。婆婆骂我,败家娘们儿,两双得多少钱!我说,咱娘儿俩饿两顿,钱就省出来了。店员乐了,说你闺女真有意思。婆婆摊摊手,我儿媳妇。
  傍晚,婆婆踩着新鞋子,哼着歌,在厨房里做饭。我看见小香炉里燃起了一根香,公公的照片前还摆上了一个红苹果。我记得今天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啊。我忍不住凑过去端详起公公的照片,竟然发现,照片是彩色的。照片里的公公小平头,长脸,细眼睛,高鼻梁。上了彩的照片上,公公的脸蛋是粉红色的。再看,公公竟然在笑。
  后记:路
  东辽西村东有一条田埂踩成的路,二十二年前那個初冬,我就是踩着这条路走进村子的。这是董根的故乡,村子里住着董根父辈的兄弟和子侄。
  我曾匆匆走进他们的家门,也曾匆匆记下他们的模样,而后这些面孔便在我的脑海里混淆成乱糟糟的一片。多年以后,当年那些被我张冠李戴了的面容,有些已经苍老,而有些已经远去。
  一桌子围坐的是一群当年年龄相仿的妯娌姊妹,她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有了白发,大把的白发。不是那种隐藏在黑发间的白发,而是跳出黑发,跃然而上的白发。
  与黑发一起溜走的还有当年的矜持。当年那个坐在炕沿上,捻着衣角,红着脸蛋说话的小媳妇,而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当初腼腆的小媳妇而今穿着红绸裤褂把大鼓敲得震天响。汗水洒到衣襟上,也不过是随手抹一把而已。
  她们大声地说笑,用当地的土语,夸张的表情把一张张锈色的脸牵出无数条各种走向的褶皱。
  如果当年,我也留在村里,我是否也会像她们现在一样?我没有想过。
  一场秋雨,淅淅沥沥直挨到天明,远望村东的土路,不知哪一年已修成了柏油马路。路在村口兜了一个弯,一甩头就扎进了村子。我想走过去,一抬脚,高跟鞋的鞋跟却扎进脚下松软的泥土里。
  作者简介:
  王东梅,河北省作协会员。2016年度全国小小说十大新锐作家。迄今已在《芒种》《小小说选刊》等刊发表作品上百篇,作品多次获奖并入选各类年度选本。中篇小说《舞事》获河北省第二届网络文化“五个一”作品奖。出版作品集《山坡上有块地》。
论文来源:《大观·东京文学》 201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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