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孩》的写实和想象

作者:未知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并不是文学世界里的“儿童”。它和字面上看似与它呈对立之势的所谓成人文学一样,都是从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萌发、演变的腹地和主轴线上,确立起自己的精神品质和文体形态的。在承载深切的精神寄托和庄严的社会使命方面,它扛起的分量,相较于严肃的成人文学,并没有质的落差。甚至不止如此,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论思考和创作探索,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最初阶段,既发挥过开拓全局的起步作用,也参与了民族文学和国家文学发展远景的蓝图设计。无论是作为实实在在的出发点,还是作为憧憬和期许中的目的地,儿童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角色担当,从一开始就是成人化的,推动和支撑儿童文学创作的心理和观念机制,也一直是成熟的和长辈式的。
  或许也正因此,即便到了当代,以“儿童本位”“儿童经验”“儿童视角”等概念相张目的种种“去成人化”的说法和方法,已在谈论儿童文学的理论话语圈里渐趋流行,但对于进入具体创作环节的儿童文学作者来说,一篇作品的构思创意,究竟是顺着从成人和长辈的眼光去观察、揣摩孩子的那种感觉去展开,还是反其道而行,努力去寻求呈现一种未被成人和长辈的认知习惯所覆盖和阻隔的孩子们的本色本真?仍然还是一个必须面对和首先解决的紧要问题。
  经历过《维克多的焰火》等童话创作的周敏,近来转向写现实题材的中长篇少年小说。继反映“京疆小记者夏令营”活动的《红柳花开》之后,讲述初中生校园成长经历的《北京小孩》的问世,更明显地强化和延伸了这一转向。与此相应,是着力于写出成人和长辈所理解和希望的孩子,还是着力于写出孩子本身的成长状态和成长取向?这个在《维克多的焰火》那样主要凭想象成型的动物童话的创作过程中,还显得不那么突出和不那么难以处理的问题,随之也变成了决定作品的艺术位阶和影响作品的社会价值的头等重要、头等关键的大问题。
  所有的现实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所有形式和体裁的少年文学创作,都同样处在必须接受类似问题的考验及评判的境地。而之所以非得这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儿童,从来就不曾与儿童文学所依托的成人化和理想化的儿童形象和儿童人格相吻合;同时,告别了儿童阶段、正迈向青年阶段的少年,实际上在人生道路和人格成长两个层次,都抵达了一个过渡和复合的阶段,儿童的一面和成人的一面都同时存在、同时体现,但也都同样不可能完整、不可能纯粹。这意味着:婴幼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创作比少年文学的创作,需要更多地依赖想象力。少年文学的创作,则需要在运用想象的同时,更多地仰仗和利用来自现实生活的素材。
  唯有凭借想象,才能把儿童、少年的形象和题材扩展、提升到足够的深度和高度,使之具备与成人文学对话、与成人世界关联的意义。但对于身心状态和生活境遇已经开始向成人转化、融汇的少年来说,他们在文学世界里的独特光彩和独特价值,又必须从他们实际成长的生活土壤和时代背景中提炼。《北京小孩》在这一点上,做了以往很多少年小说都有意无意回避的一种选择。它把故事的主场景和情节主线都集中到了校园和教室里。开篇登场的主角,北京一所重点中学初一六班的女生赵晓萱,作为叙述视角的支點和故事情节的推进者,在作品中所展现的一系列言行和思绪,也从始到终都生发于一种渴望要向老师、家长和同学们证明自己足够优秀、足够能干的执念。而晓萱的这种执念,在作品的叙事框架内,所能找到的直接来由,又恰在校园生活中的核心项目——课业成绩,一度给她造成的打击和压力。
  班干部改选,每次考试都稳居全年级第一的学霸型班长因病住院,住院后的班长莫名其妙的竭力推荐,几位同学误打误撞的提名,几个因素的偶然交集,特别是再加上晓萱本人的积极争取和班主任老师的大力支持,一举把在数学课上挨过老师申斥、数学学习也比较吃力的晓萱,推上了副班长和代理班长的位置。由此,整个故事跨过了前半程的一番曲折,沿着几乎笔直上升的方向,一路推进到了晓萱成功带领同学组成各课辅导小组、顺利沟通了严厉过分的数学老师,并且圆满地组织班级文体活动连连获奖的皆大欢喜的结尾。其中,仅夹杂了两个很快就不了了之的小波澜,一次是有人给校长写了质疑晓萱当代理班长的匿名信,一次是一位数学成绩好但有点自私的同学起先不愿意参加辅导小组。
  就总的故事脉络看,《北京小孩》最终写出的,实际上是一位在赢得老师、同学的肯定和家长满意的过程中,找回了自尊和自信,焕发出了阳光般的人格暖意的校园少女的一段成长经历。它的取材、取景和人物、情节设定,都越出了许多正趋于经典化的现当代少年小说不约而同却又仿佛整齐划一的常规路数。它没有把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引向校园外,也没有让学生身份的少年远远地游弋到街市乡野的开阔地带,甚至也没有为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家庭剧戏份和亲情桥段留出宽裕的篇幅。——尽管严厉、刻板得简直有些“可恶”的个别老师的形象,很值得做更细致更立体的审视和剖析,而那位影影绰绰总不肯露正脸的爸爸,对于晓萱这样已经在学校生活中无辜“受伤”的孩子,也确实是无可替代的精神依靠和人生导师,对他在作品中的缺席,照常理完全有必要再多做几笔交代。
  通过这些有意无意的规避、削减和留白,《北京小孩》把自己锁定在了对当下中学校园生活的现实情境和在这情境中老师和学生都依旧不得不围绕着应试教育的轴心费力旋转的现实,进行正面强攻的姿态上。论切入现实的力度和勇气,这无疑非常可贵。但与此同时,《北京小孩》的主题立意和故事架构,也有了落入以简单肯定成人对于少儿、社会对于个体的教化功能和教化意义为旨归的“教育小说”窠臼的风险。
  好在,对此《北京小孩》已从一些关键的细节设置上,有意无意地做了防范和补救。最醒目也最耐人寻味的一处,就是主角晓萱得到当副班长并且代理班长的机会,首先不是出于代表成人社会的学校和老师的安排,而是出于和晓萱同属学生身份并且对数学老师的冷峻“风姿”也和晓萱颇有同感的班长辛羽的提议。据周敏在书后所附的创作谈中介绍,这个细节不是得自纯粹的虚构,而是实有所本,从她女儿当选班干部的真事中来的。这正可从一个局部说明,《北京小孩》的品貌底色里满是写实的质地。不过这么一看,这个细节消抹和弱化“教育小说”模式的效果,又由于全书只凸显一位主角和只容纳一条线索的人物和情节设定,而受到了极大局限。为了给当上副班长的晓萱,提供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展示她的能力,班长辛羽以忽然生病住院的方式,早早地从故事前台退了场。
  类似曹文轩的《草房子》里的那种在多重人物关系深掘少年成长的复杂面相的手法,或者张之路的《羚羊木雕》里即使在简明的叙事布局中,也能以看似一详一略、一主一次、一浓一淡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情态的描摹,达成彼此映照、相得益彰的群体心理和群体性格刻画之效的手法,在《北京小孩》这里,还未得到本该顺势而为的大胆借鉴和灵活运用。有这点遗憾,并不妨碍《北京小孩》作为一部试图近距离地把握现实,并且率直无讳地切入现实问题的诚意之作和善意之作的价值。事实上,从《北京小孩》的得与失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有才气的童话作家,带着她惯熟的想象力装备和谨慎的写实责任感,向艺术难度更高、现实意义也更强的少年小说的创作沉稳挺进的步伐,更可以看到近现代以降的儿童文学创作传统深深浸润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的鲜明印迹。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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