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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行为中的刑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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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从“虐童”行为概述、虐童案件的相關问题以及“虐童”行为在我国司法中的其他问题进行分析,希望能为其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虐童”行为;刑法问题;行为概述
  一、“虐童”行为概述
  (一)虐童的定义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思想根深蒂固,很多人认为自家小孩打一下并无大碍。这其实就是我国在刑法领域对于“虐童”行为规制面临的难题之一,在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中,规定的“虐待”行为也并没有具体释明。我国是联合国《儿童国际公约》的签署国,WHO对于“虐童”的定义是“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做出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及对其经济性剥夺。”当然,我们不能一味照搬国际上的定义,对于我国刑法中的“虐待”,我认为具体是指经常以打骂、冻饿、捆绑、强迫超体力劳动、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各种方法,从肉体、精神上迫害、折磨、摧残正常生活。为了区分一些类似与我国传统教育中的“敲打”,刑法上所规制的“虐待”应该有一个特点,这种行为应该具有持续性,“虐待”行为应该是一贯进行或者是经常进行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是,这个行为的出现甚至是没有缘由的,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二、虐童案件的相关问题
  (一)关于虐童案的不作为犯罪的认定
  对于不作为犯罪,运用陈兴良教授的观点“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的,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对于我国不作为犯罪,我的理解是当你有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时,如果你不履行,造成法律上的后果,那么将应该承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我国经典的不作为犯罪有“遗弃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我们可以看出,在不作为犯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义务”,是否有义务将会决定着在不作为时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在携程幼儿园虐童案中那些当幼儿遭受虐待时袖手旁观的幼师构成不作为的“虐待被监护、被看护人犯罪”。一个幼师当着其他幼师的面殴打儿童,喂食芥末,这是于幼师义务相违背的。我们知道,这里不作为犯罪里所说的“义务”是法律上所规定的,是合同里面所签订的。家长在把孩童送到幼儿园时,就等于把自己的看管监护的义务派生延续给幼儿园,这里的一种延续是通过合同来实现的,然而合同的另一方幼儿园就达到了保证人的地位,该保证的是孩童在幼儿园期间受到合同所规定的待遇。民法规制的是社会的民商事活动,但刑法规制的是社会底线,如果只是违反一般的履行义务,幼师仅仅只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违约责任。如果当儿童正在遭受虐待时,负责看护的幼师不理不问,无动于衷,这种行为将违反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中的看护监管作为义务,这是最底线的义务,也是最基本的义务。如果负有阻止虐待行为的义务但却任由其放任结果,这就和父母看见他人虐待自己小孩不阻止一样,都违背了刑法规定的最低义务标准,这个“他人”是谁我们在所不论,因为在刑法中并不因为“他人”的身份义务而有所改变。从另一个方面看,负有义务的幼师不阻止“他人”对被监护儿童进行虐待,就算没有实际行动的帮忙,但是在心理上依旧给实行行为人一种“鼓励”,这种鼓励是一种默认,所以笔者认为,在虐童案中负有看护义务但是不作为的幼师或者园长等人,应该承担与相应的不作为犯罪的刑事责任。
  三、“虐童”行为在我国司法中的其他问题
  (一)我国在“虐童”方面司法制度遇到的问题
  现如今我国在“虐童”方面的建设还在处于发展当中,这其中面临这许多问题。
  1.我国举报机制不够完善。有研究表明,在2008-2013年媒体报道的697例未成年人遭受家暴案件中,医务人员、教师、民警等为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专业工作者报案率仅为10.61%。可以看出社会公职人员对于“虐童”行为的关注度不高,并且并没有举报的意识,这与我国传统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国传统思想是外人不管家事,很多人认为孩子被父母打、被老师打是孩子家庭的事情,外人不可干涉,这就导致了很多情况下出现了“虐童”问题但是没办法得到司法部门的介入。
  2.《刑法》相配套的解决机制缺失。我国在“虐童”方面的法律建设是不完善的,相关的法律只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律其实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刑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衔接问题,但是通关整个保护法我们可以发现,保护维权性条款仅具有宣示效果,而缺乏有效的执法平台,换句话说,该法律规定并没有实质解决问题的机制,只是表现了我国反对“虐童”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立场,在《刑法》方面也仅仅提供了一些刑法处罚机制,但是事后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建设合理的社会监督机制才是我国目前需要的。
  (二)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的建议
  1.我国应该完善配套的社会监督机制。应该确定政府职能的分配模式,对于青少年问题应该有专门的政府职能机关解决。并且明确公职人员报道制度,发现疑似虐童行为便立刻报告。
  2.我国应该加大立法机制。加强关于保护青少年问题的解决机制,不应该仅仅把问题解决放到最后的处罚问题上,应该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全方位的进行立法保护。
  3.开通绿色通道,建设保密机制。在青少年成为被害人后,应该为其开通快速解决的通道,保障其在诉讼期间的合法权利以及人身安全,加快解决诉讼程序,缩短审期,并且因对青少年的身份进行保密,防止未来生活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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