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作者:未知

  中图分类号:F713.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户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下简称CFPS)2010-2016年数据建立平衡面板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收入差距扩大显著推高地位性消费占比,不论是使用收入基尼系数还是消费基尼系数,不论是考虑省级层面还是县级层面收入差距。进一步的,地位攀比存在“非对称性”,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受到的影响明显高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而后者系数往往并不显著。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更为精准地优化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降低农户因地位性攀比而返贫的可能性。
  关键词:收入差距  农户消费结构  地位性消费占比  非对称性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引言
  一直以来,我国居民风险防范意识突出,呈现储蓄偏高、消费偏低的特点。2016年《世界概况》显示,中国总储蓄率居世界第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6-2015年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足40%。然而当将储蓄定义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扣除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时,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率为18.1%,虽然高于其他国家,但对于我国国民储蓄率升高的贡献并不高(冯明,2017)。因此,居民消费率可能并不能很好地涵盖居民消费行为,消费结构同样重要。当将消费基于相对地位划分为地位性消费和非地位性消费时(Hopkins & Kornienko,2004),地位性消费有助于构建社会网络,缓解信贷约束,使得农村居民越来越重视能够用于体现自身相对地位的这部分消费(刘雯、杨晓维,2016),从而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一直较大。2016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比2015年略有升高,且2009年以来均高于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不仅如此,《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6-2017)》显示,虽然目前城乡居民差距持续缩小,但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变化较为复杂,其中,农村高、低收入组相对差距有所扩大。如果农户用于参考和比较的对象多局限于本地,那么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值得进一步关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依然较高,不能以近年来收入差距下降特征掩盖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和复杂化情形。
  目前国内对于收入差距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较少,且并无统一定论,也未直接提及如何影响基于相对地位的消费结构。本文试图构建收入差距影响消费结构框架,借助CFPS数据库2010-2016年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建立平衡面板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做回归分析,深入探讨收入差距对于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
  本文可能贡献在于:区分地位性消费和非地位性消费,直接使用地位性消费占比解释不同收入位置农户受到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更清晰地说明收入差距影响农户消费结构的机制;同时从省级和县级层面,借助收入和消费两个维度度量收入差距,试图缓解参照组不同与收入不稳定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模型构建
  本文借助地位关注理论(Hopkins & Kornienko,2004)研究收入差距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理论机制。此时家庭可用于表征经济社会地位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收入、财富和消费。三种表征地位的方式之间存在相互替代,此起彼伏。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均值发生变化,家庭自身与所在地收入水平的相对位置改变,会使家庭效用水平发生变化。考虑到为了实现更高地位,家庭可以采取如下两种方式:通过积累更多财富获得更高地位认同感,特别是那些能用于表征地位的财富,如房产,这意味着缩减当期消费支出,提高储蓄水平;通过增加更多地位性消费获得更高认同感,此时又可能产生两种结果:如果总消费支出随着地位性消费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则体现为收入差距扩大使得消费支出增加,储蓄率下降;如果总消费支出未变,只是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此时地位性消费占比增加。因此,收入差距对于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结果。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
  H1:收入差距会影响家庭地位关注动机,进而改变家庭消费结构。
  进一步的,金烨等(2011)在研究收入差距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时发现,由于存在俱乐部效应,不同收入阶层的个体在面对收入差距扩大时,储蓄率受到的影响并不相同。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
  H2:地位攀比存在“非对称性”,不同收入家庭消费结构受到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
  因此,本文所设计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i代表家庭单位;t代表年份。 cit为非地位性消費, xit为地位性消费,ginit 为家庭所在参照组收入差距度量指标,wit 为家庭资产,yit 为收入水平,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uit为随机扰动项。
  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0-2016年每两年实施一次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该数据库涵盖了中国内地除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海南以外的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3000余户家庭,具有丰富的各类别消费支出数据,为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变量说明。本文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地位性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用于说明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对于收入差距变量,本文主要使用基尼系数衡量家庭所在各省市收入差距,考虑到家庭规模间的差距太大,如果直接按照家庭收入得到基尼系数,可能存在虽然收入高但人口也多的情况,此时该家庭不能算富裕家庭。因此,本文主要使用人均家庭收入计算得到基尼系数。
  此外要说明的是,为了得到更为稳健的结果,本文不仅引入以人均收入测算的基尼系数,还引入基于常用来代理持久收入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进行测算的基尼系数,用于缓解由于隐性收入存在而产生的测量误差。不仅如此,考虑到农户存在参照组不同的情况,本文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家庭所在县/区层面基于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试图得到一致结论。   另外,主流消费理论均认为,理性个体当期消费行为会受到当期收入水平的影响,本文引入城镇家庭当期收入水平作为影响当期消费的重要解释变量。文章还涉及的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水平,取值1-8,代表从文盲到博士层面;性别变量:性别=1为男性,=0为女性;婚姻状况=1代表已婚或同居,=0代表未婚、离婚或丧偶;户主是否参与社会组织(这类社会组织包括中国共产党、民族党派、县/区及县/区以上人大/政协、妇联、工会、工商联、共青团、非正式联谊组织、私营企业主协会和个体劳动者协会):参与=1,不参与=0,以及家庭人口规模、户主年龄等。
  (二)收入差距与农户地位性消费占比
  研究收入差距扩大是否对农户地位性消费占比产生影响,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区分不同消费类别。在地位关注理论中,收入差距影响消费行为的不同作用可能归结于消费支出能在某种意义上表征地位,例如炫耀性消费。由于数据受限,没办法将消费进行细致分类,因为对于每类消费,没有绝对的地位和非地位区别,而是相对地位和相对非地位。本文借鉴刘雯(2018)的分类方法,将衣着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划归为地位性消费,其他为非地位性消费。
  此时,部分消费存在地位表征能力,收入差距对于不同类别的消费影响不同。当收入表征的相对地位下降时,地位性消费可作为替代手段,缓解由此产生的认同不足。因此,即使消费支出总体而言并未受到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家庭可能会选择缩减不具有可视性的带有必需性质的消费类别占比,而增加消费支出中可用于表征地位的地位性消费占比,从而改变消费结构。
  表1各列以农户地位性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1和模型2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省级层面收入基尼系数,模型3和模型4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省级层面消费基尼系数。
  可以看到,除了基于2010-2016年农户调查数据构建收入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时,地位性消费占比并不显著外,其他情况下地位性消费占比受到收入差距的影响均显示出一致结论。即使是基于2010-2016年调查数据,系数取值的大小仍然与显著时一致。即当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对于地位性消费占比的影响显著为正,且高于收入水平较低情形,后者可能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对于收入位置较低农户,所在地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得该农户地位认同感下降,从而显著增加可用于表征地位的地位性消费占比。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农户可能存在参照组范围的不同,本文在表2中引入家庭所在县级层面收入差距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核心解释变量。可以看到,即使将参照组范围缩小到县区层面,家庭所在地收入差距对于不同收入位置人群地位性消费占比的影响仍然是一致的,无论使用收入基尼系数还是消费基尼系数度量收入差距。此时,收入差距对于地位性消费占比影响的人群差异性更为明显。对于收入水平较低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于收入水平较高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从而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研究结论
  本文使用CFPS2010-2016年家庭调查数据建立平衡面板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收入差距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扩大改变农户消费结构。在区分地位性消费和非地位性消费后显著推高地位性消费占比,不论是使用收入基尼系数还是消费基尼系数,不论是考虑省级层面还是县级层面收入差距;地位攀比存在“非对称性”。收入水平较低农户受到的影响明显高于收入水平较高农户,而后者系数往往并不显著。
  考虑到地位性消费偏好虽然会造成社会福利的纯损失,但对于农村家庭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而言,可能有助于构建社会资本,作为居民的一种潜在“保险”方式,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地位性消费越低越好,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减弱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收入差距扩大正是家庭地位性消费存在的重要背景。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会使中低收入阶层个体为了融入更高社会阶层付出更多努力,包括借助选择更多的地位品显示更高的地位。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减少农户由于攀比而产生的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更为精准地优化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降低由于地位性攀比而返贫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冯明.农民工与中国高储蓄率之谜——基于搜寻匹配模型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7(4)
  2.金烨,李宏彬,吴斌珍.收入差距与社会地位寻求:一个高储蓄率的原因[J].经济学(季刊),2011(3)
  3.李晓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消费差距的非线性关系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19)
  4.刘雯,杨晓维.中国农户地位寻求-储蓄动机研究——基于房地产财富积累视角[J].经济评论,2016(1)
  5.刘雯.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农户消费[J].中国农村经济,2018(6)
  6.王茉.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分析——基于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的比较[J].商業经济研究,2018(20)
  7.HOPKINS E,KORNIENKO T. Running to Keep in the Same Place:Consumer Choice as a Game of Statu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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