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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人类未来(上)

作者:未知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实践,其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回顾历史,总结教训,应当合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必须遵循“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特别是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我们更需要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人类未来的走向。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基础;上层建筑;第四次科技革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章编号:2096-5982(2019)05-0005-07
  
  引言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实践。应该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但总体上说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时代还在前进,思想并未熄灭,现在正是我们认真按照实践的检验,坐下来实事求是地、仔细地鉴别梳理,以求革故鼎新,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理论调整间歇时期”!
  一、历史的简短回顾
  1.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由来
  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潮,大致起源于16世纪20年代。运用“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在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初,首先在英、法两国知识界流传。“共产主义”一词,最先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尔后逐渐发展成为反映无产阶级要求的政治派别。最初,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了既消除社会病痛又不伤及资本与利润而提出的一个概念,而那些主张根本改造社会的人则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恩格斯说:“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① 到了1872、1873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又第一次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②。又过了两年,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解释说,他们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19世纪70—9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是同义语。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但并没有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到1916年7月,列宁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第一次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1917年8—9月间,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又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样,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才有了明晰的区分和关系③。
  2. 莫尔的遗产
  (1)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与相对性
  人类现有的科学实践证明,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中,“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同理,人类主观对客观的认识,也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和相对的,所以才有物理学中“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飞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知的宇宙——现在认识可及的客观世界——之外,或者还会有更大的宇宙!科学界已经有人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能做出合适的解释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历史上曾成定论的科研成果与理论范式,必须与时俱进,进行“辩证的继承”:正者易其不足,负者拾其珠玑。因为,正者虽应主流继承,但其中必有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向之不足(历史局限性);负者虽应总体舍弃,但其中也必有某种非主流之(符合人类长周期客观实际的)珠玑。这就是“辩证的继承”,就是客观科学的态度。
  (2)莫尔的《乌托邦》
  莫尔是批判资本主义、主张“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人。对于莫尔,我们也应抱着上述态度,即负者拾其珠玑。莫尔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见证人。他痛斥了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指出了当时出现的“羊吃人”的怪现象。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还不可能进一步分析到,这会成为后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立与繁荣的历史前提。因而,他建立在“否定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对未来“合理社会”的想象,必然就是一种“乌有之乡”了。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再重读此书,却仍有一些有益的启迪:
  第一,关于“财产公有”问题。这是莫尔所主张的乌托邦的主要价值。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以及消除不安与战争。这一点,后来就成了一切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价值取向,影响极为深远。但是,经过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特别是近20年的科技创新,现在回过头再看看,对于这个理论命题,我认为的确值得我们着重地、认真地进行反思。
  过去,一切社會主义者——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其所以认定“社会主义=公有化”是受到了历史上一切的私有制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血腥贪婪的史实的局限,忽视了马恩另一个同样具有“基础性”的理论命题,即:一种生产方式,当其发展生产力的潜力尚未用尽以前,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以后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发展生产力上仍然具有很大的潜力!无视这一事实仍然坚持推进“全面公有化”、乃至“全面国有化”,理论上的原因就是“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以为人类——特别是“自觉组织起来的人”,可以在条件还不具备时,“创造一切条件”。而这个以认定“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为前提的“创造”一旦“异化”为利用国家强力“消灭私有制”,其后效就是人所共知的了。
  第二,莫尔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是“财富公有,按需分配”。“财富公有,按需分配”其必要的前提是“产品非常丰富”。后来的共产主义者,补充为“产品极大的涌流”。这从字面上来说,或从未来社会的理论预期来说,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作为“行动纲领”,见诸行动,就会立即碰到一个大问题:社会生产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称得上是“极大的涌流”、“非常丰富”呢?事实上,对这一目标的评估是存在历史“局限性”的。由于理论创始人们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可比较的参照系,特别是横向参照系,难以明晰地说明“极大”的具体“矢向”。同时,又受到当时那种“历史爆发期”的“错觉效应”的影响,如1865年时,西欧最富有的英国,其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一下增长到60亿英镑④。这在当时,简直不得了了!——必然会大大低估了达到“非常丰富”与“极大涌流”的历史过程。   第三,莫尔主张要解决“贫困的根源”,而不是无条件地反对富裕。这一点,有其合理的内核。不过在当时,他只看到私有制造成两极分化的方面,而没有想到“穷”的根源除了私有制之外,还有另一个根源,甚至是主要根源,即生产力落后!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消灭私有制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会延缓其发展。具体地说,消灭私有制虽能在“存量”上暂时实现社会公平,“平溢”贫富,却难以在“增量”上扩大社会公平,实现“全民富裕”。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它的“市场竞争”机制,是一个巨大的促进科技与生产力革新与发展的“原动机”。这可以从近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效得到说明。而这种生产力发展,是增量的扩张,不像存量的平溢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是要假以时日的。
  第四,莫尔十分重视“人的发展”问题。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很有可能,后来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伟大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的。此外,莫尔还主张城市化应该有节制。这对今天的“大城市病”与农村衰落,无疑也是十分有益的启迪。
  3.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这方面的问题,笔者过去已经写过多篇论文。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文章多是针对不同的主题而写的,并没有集中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来进行评估。在此,我想从这个角度(暂不考虑当事者的责任问题),来探讨一下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在“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的是非问题。因为,“实践问题”归根结底是由理论问题造成的。不在理论上厘割清楚,就很难分清真正的是非。当然,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一家之言,可以讨论。
  一般地说,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已经形成的理论一旦掌握了大众,便可反过来成为实践的指南,在一定时期内决定实践的走向。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功功过过,有功有过。但最终是失败了,说明还是过大于功。这个过,首先是理论上的“过”,也就是在“消灭私有制”问题上的错误理解与执行。由于没有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条件的警示,和他们晚年的嘱咐,在苏联过早地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粗暴地推行全面消灭私有制的农业的集体农庄化,工业的国有化,消灭市场经济,推行全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消灭市场”(除微量的集体农庄市场在外)的政策,以国家命令的形式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分配与调度的制度。我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这是苏联必败的基本性原因。之所以称其为“基本性”原因,是因为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内因”大多是源于这个“基本原因”的。
  第一,缺乏市场竞争机制,成为苏联经济转型的致命伤。应该肯定,苏联经济在前半段表现是很不错的。几个“五年计划”下来,在一个在欧洲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基本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并以此为基础,战胜了法西斯纳粹,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辉煌胜利。同时,经济上也实施了初步的“全民福利”。这都应该属于它的功绩。但是,平心而论,那种高度集中的“全民体制”,在“外延型工业化”阶段——即模仿性工业化阶段——的确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然而,由于没有市场的“多元竞争机制”,它的“创新生成机制”,或者说“原创型创新”也会被大大抑制!它的“路径依赖”性的保守趋势,必然就会惯性地、不断地膨胀起来!须知,没有社会多元性的创新,只靠单一的“国有经济”,要想由“外延型工业化”过渡到“内涵型工业化”,由“数量型增长”跳跃到“质量型增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多元经济主体的高度一元化的经济,从根本上就丧失了社会竞争的原动力。同时,这种单一而集中的计划经济,也是造成苏联产业结构单一化——直到今天,俄罗斯依然如此——弊病的主要原因。在当今世界,一个大国,如没有产业比较齐全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就难以保障其独立性,更不用说强大的国力了。所以我认为,苏联失败的首要原因,就是由于其经济体制无法跳出这个增长方式大飞跃过程中的“陷阱”。从而在国家实力上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在社会福利上,更无法与周边富裕国家媲美。
  第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必然导致高度集权的政治专制。在当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发展又很不平衡的苏联,那个庞大的经济体,由于缺乏“市场”这个“自动润滑剂”,又要贯彻“计划就是法律”,经济的运行必然面临严重的挑战。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恢复市场,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肯定属于“离经叛道”,想都不会去想。所以剩下只有另一条路——大力强化“党国体制”:通过党的组织机制,将计划作为政治任务,层层落实;通过政府的行政机制,将计划作为法律规定,层层调拨,保证完成。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上层建筑)。历史地看,这种体制,在當时的数量型增长阶段,在追赶式发展阶段,起到了集中有限资源发展优先项目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的效果甚至在市场经济自发配置的条件下也“望尘莫及”。但是,这种体制的最大弱点,就是偏离客观需要(受到少数计划上层主观偏好左右)和机制的单一化、机械化、固定化。且由于缺乏“市场”这个客观自发的多样化的“矫正机制”,思想上也极易趋向保守化,乃至回归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所以,到了苏联的后期,病态就日趋显现,与人民的需要、时代的呼唤和国际竞争的要求,渐行渐远。
  第三,大一统的体制造成了社会精英的犬儒化、弱智化。长期在一个封闭的、严酷的、一元化的环境中工作、生存,政治精英的才智能力必然会一代一代地退化、弱智化;知识精英则必然会趋向“玩世不恭”、是非不露的犬儒化。这种弱智化与犬儒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大问题:政治精英的弱智化,对内无法治理好国家和社会;对外难以应对复杂而吊诡的国际斗争。一遇到突发事变,必然束手无策。这从苏联解体前后,其领导层的慌乱失策的窘态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知识精英的犬儒化,必然会使一个民族失去灵魂与脊梁,其衰败更是一泄千里的。可以看到,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时,全国竟然“鸦雀无声”,这种“沉默”太可怕了!   综上所述,苏联的解体是历史的必然。固然有许多内部与外部的政策与策略方面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是错误地或教条地理解与粗暴地推行了“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这个理论所造成的。不解决这个理论上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今后還会出问题!
  其实,今天如果我们仔细地来研读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以及他们晚年的遗言,就应该领悟到他们并没有把话说死。特别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一再提出私有制是不能“立即消灭”的,是要达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生产力的潜力已经“用尽”的条件时,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指明如何消灭私有制的方式方法。在我看来,这正应该是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继续灵活探索与创新的空间!或者可以设想:有限度的国有经济,如果辅以外部对等的非公有经济的竞争,也是可能激发起竞争机制的。如果苏联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能继续长期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后面的局面可能就会不一样?当然,历史就是历史。
  4. 中国的宝贵经验
  由以上苏联的教训反观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可以说,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正是矫正了苏联在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上的误解——至少是经济体制上的错误而取得的。
  第一,在经济领域纠正了社会主义必须立即消灭私有制的理论与政策,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新,在政策上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模式。
  最近,在网上看到,西方的学者们研究“中国威胁论”,他们得出了一系列积极的结论,认为中国其所以“可怕”,首先是“坚持社会主义,但不排斥资本主义”、“既不是公有制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是一种“适应型经济模式”,认为这种“混搭模式十分有效”。我认为,他们这种说法可以倒过来说: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私有制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因素。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初级社会主义,是吸收了苏联的教训而做出的理论与战略决策。
  做出这一决策的先导是在推广安徽一个生产队的“包产到户”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农村改行了联产承包的家庭责任制,解除了大集体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容许自由贩运。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十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完全符合经济学的普遍规律:把农民从中世纪的“土地樊笼”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劳动力”,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回想当时,城市的街道上,一夜之间,由原来的冷冷清清,变成了一片片“鱼山”、“肉山”!简直就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神奇般地迸发”出来了。后来,又将这种政策趋向扩大到城市。城市中的小商小贩、各种“批发市场”也如雨后春笋,日新月异地发展了起来。
  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马恩所说的私有制在它发展生产力的潜力未用尽之前不能消灭;也证明了列宁所说的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还说明这一“解放农民”之举,正是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打破了对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禁锢,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改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从“经济基础”上由“盲目追求大一统的公有制”退到更符合马恩列原意的“混合型经济”——奠定了坚实的依据。这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石破天惊”之举,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它开启了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先河,为我国后来改革开放40年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及其辉煌成就确立了前提与基础。因为,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我认为,中国的这个非常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是不能改变也不应改变的!否则,我们就会动摇发展社会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继续向前发展的根基!我们所追求的未来的“共产主义”(关于符合马恩本意的共产主义,我在后面将会粗述),至少在中国,则是永远也不可能到来的!
  第二,在政治领域,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改变,原来那种只适合高度单一而集中的“计划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形成党的集体领导下的以民主、法制为核心,兼顾效率、激发活力的政治体制。
  这一带根本性的政治体制的改变,能够适合“有市场的多元化”的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避免高度集权、信息封闭而造成的决策失误。回想4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取得,就在于承认并坚守了这一改革方向,为党和国家留下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调整空间与时间”。我认为,苏联那个过于集中一统而且呆板的政治体制,之所以长期难以改变而不可自拔,与它缺少了市场经济这一基础是分不开的。它没有了调整(改革)的动力,没有了调整的空间与时间。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在今后的继续改革过程中,千万不能忽略这一点!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中间有过这样那样的摇摆,但作为目标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并未动摇。
  其实,西方学者们所说的那15条优点,除了我们这个民族本身的文化渊源之外,大多与上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体制分不开。例如,“举国体制”。苏联也是举国,但是和我们的举国则大不相同:因为没有市场,没有多元化竞争,没有“举国性”的大创新,虽然在“模仿型工业化”阶段,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却无法闯过“经济转型”这个生死存亡之大关!而我们现在的举国体制,和苏联乃至共和国的前30年就不一样。我们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一元化的公有制,而是“一主多元化”的经济基础,有大规模的民营经济,有比较发达的市场和竞争。最近,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禁止垄断的国家,这更是一大进步。老实说,我们中国其所以有信心闯过经济转型的大关,决定性的条件就在这里。如果没有一主多元化,没有发达的民营经济,没有经济竞争,那就和苏联一样了。今天的民营经济,已占到我国GDP的60%、就业的80%、新增就业的90%。而这新增的就业中,就有大量的高科技产业。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创新型产业,已经开始喷薄出世了!这就是中国必会实现经济转型的主要依据。如果像苏联那样,也是国有(公有)经济唱独脚戏,那必然也会重蹈覆辙!当然,我们的改革力度还不够。我们的市场法制化还很不到位,政府的干预还过多,公权侵蚀私权现象经常发生,特别是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还较弱。这也是官员设租寻租的大缺口,是造成腐败猖獗的主要原因。这些都说明我们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还有很大的距离,它们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迫切任务。   第三,这种经济基础与政治体制,就其未来渐趋成熟的状况来估量,在重视政权合法性、保持政策长期稳定性、动员资源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以及解决社会某些“陈年痼疾”的果断性等方面,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确实显露出既优于苏联体制又优于西方体制的潜力。
  西方学者认为的中国“官方一心为民,世界罕见”,这是以他们的多党代议民主制为坐标来评价的。在西方,竞选时漫天许诺,执政后“赖账不还”,下台后不了了之,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而中国的特色体制,“一党主政”决定了责无旁贷,无可推卸;同时,又有“多党监督”(协商机制)。执政党必须掂量“民情冷暖”(包括“用脚投票”),否则就失去了合法性。最后,还有党内任期推荐选举制,它使得国家领导人在全党范围内选贤任能成为可能。而且,这种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像西方政体的那种机会主义以及受利益集团的影响,相对较少。
  西方学者还认为中国“有罕见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把问题想到几十年后”。这也是事实。老实说,这一点西方的政治体制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是“短命政府”又是“小政府”。当然,究竟什么是短与长、小与大的合理区间?这是我们继续改革探索使之日趋完善的任务,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有不同度量标准。
  在西方,一些社会顽疾长期无法解决,如禁枪问题、贫民窟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等。因为在那个体制下存在着利益集团的控制,有着两极分化的机制,有着白人优越感的积习,而且又是一种崇拜高度个人自由的价值文明。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是在今天的中国体制下,有的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有的是假以时日就可以解决的,有的是通过教育可以得到解决的。因为我们是强有力的政府,我们基本不存在成型的利益集团,我们是可掌控的自由,我们是无歧视的中华民族。
  第四、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体制虽然还在探索之中,还未定型,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从发展的视野看,它确实为避免人类毁灭而走向共同发展和实现真正自由解放的“最大公约数”开显了一线希望。
  这一点,我将在本文后面展开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二、新的“时代潮流”
  1. 问题的提出
  我始终认为,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伟大学说,是打开人类社会宏观现象“魔盒”的一把金钥匙。尽管在局部或微观领域,会有这样那样偏离或特例,但是在人类整体进程和“中位数”以上的领域,确实是我们揭开谜团的不可或缺的理论武器。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在难解难分的复杂局面面前,容易把它忘记。
  近10年来,科学技术按“摩尔定律”实现的超速革新与发展,简直是光怪陆离、目不暇接!人类似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里程碑时刻,而且比前三次更迅速、更猛烈、更全面、更具有颠覆性!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纳米技术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走上历史舞台。所到之处,无不迅速地改变、甚至颠覆原有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劳动方式、生产方式、运营模式乃至各种各样的上层建筑和思维方式。甚至,有些科学家还预言,人类本身也将改变自己,逐步“神化”了?!
  在这瞬息万变、难以琢磨的历史时刻,一切有人类责任感的人们,都应该认真地思索:我们应该有什么思想准备?
  2. 上一轮人类社会变迁的简单回顾
  我们不妨先从上一次的几百年前的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时期说起。那时,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回想当时的科技与工业革命所追求的价值,大体是:(1)开拓财富增长的空间,摆脱农耕文明对土地与自然动力的依赖,用人造动力与机械取代人力与畜力;(2)提高财富生产的效率,摆脱农耕文明受季节、土地与人身自然力的限制,在同等时间生产更多的财富,并不受季节与土地的限制;(3)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要有充足的劳动力并将其集中到大工厂中生产,为此就要求打破中世纪的土地制度,把农民变成“无拘无束”的自由劳动者,建立起资本主义自由雇佣的生产关系;(4)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出来的产品远远超过了本厂本地“使用价值”意义上的需求,从而必须开辟广阔需求的市场,以实现资本在全国范围的“价值的增殖”,这就成为整个国家上层建筑革命的基本催化剂,出现了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5)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生产出来的产品,本国也消费不了了,而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生产已不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资本的永恒增殖”,于是就出现了帝国主义,用武力征服殖民地,开拓全球市场;(6)为了推动资本更好的全球发展,进一步演变出较文明的国际协调组织(如今天的WTO),通過规则与标准来沟通国际范围的供求关系,规约国际贸易的秩序等等。
  由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主导的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300年。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在过去把人类文明较中世纪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今后应该还有相当的余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发展已经是“过山车”了。种种迹象表明,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上层建筑)已经开始显露出它容纳不下生产力级数式发展的张力了!以美国为代表发动的“贸易战”只是一个信号,而它所出的“招数”,简直就是同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对着干”的!不要小看了今天美国的“技术封锁”,它是一个划时代“大信号”。它标志着工业文明这个时代已经显露出“保守化”的疲态了!
  3. 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价值趋向
  回顾人类上一轮“基础与上层建筑”演进逻辑的客观过程,是为了依此来发现今天第四轮新的生产力(以科技革命为先导)革命将会对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怎样的价值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来探讨我们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应该注意的“矢向”。
  在这里,我有自知之明,我的知识结构远不能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我只是限于“趋向”或“矢向”,即属一种大致模糊的“猜想”,是本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尚未到达高峰时“仰望星空”,不可能做出什么确切的定论。总的来说,我隐约地感到,这一次的科技革命与以往的三次相比,具有极大的差异。首先,是具有更大的爆发性。其来势之迅猛令人瞠目。人类的科技发明,可能到了集中迸发的阶段,显示出明显的“串联效应”,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单项突破”。其次,是“技术更新周期”极大地缩短了。“摩尔定律”是12个月,现在已大有突破之势!从智能手机的升级换代就可以感受到其频率之快。再次,以上两大趋势,对于社会管理层的挑战,肯定会愈来愈全面、愈来愈强烈、愈来愈紧迫!在这种千年一遇的历史大转变关头,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一定要牢记“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逻辑,有责任审时度势、虚怀慎断,判明人类继续前进的大方向、大趋势。要更多地“向前看”,而不是“留恋既得”,更不应“复制过去”!   从一种“隔雾看花”的视觉,我隐约觉得,这次新的科技革命,对于我们人类的社会影响,可能具有如下的价值趋向:
  第一,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高度网络化的条件下,“信息”必将成为最普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是很难垄断的。因为它是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来传输的。尽管会有这样那样的“管控”,但是反管控的技术也会与时俱进。这种平溢性与共有性,虽然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效应,但推动经济与社会的爆发性进步必然是其主要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为文明的普及与提升,为科技与思想的进化,提供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跃迁的大平台!它使马克思所预想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让每个人的发展成为一切人发展的条件”成为可预期的现实。
  第二,要求权威的集体化知识化。在这种信息平溢与共有的条件下,首先“愚民”是很难的,其次压制更具有很大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任何少数决策者(更不用说是独裁者),哪怕他们是杰出的天才,在如此千变万化又繁杂纷呈的时势中,也不可能具有复杂多样的知识结构和判断能力。也就是说,这种时代必将是“独裁专制”走向式微,集体决策走上舞台的时代。“先民主议事(取得共识),后集中执行”,这将不可逆转地促进权威的集体化与知识化。
  第三,管理的数字化催生广泛合作。大数据技术的普及运用,革命性地解决了过去不可能解决的从海量数据中找出其“相关关系”的问题。这种“数据石油”,必将加速推进管理的精准化革命。大到国家治理,小到案件侦破,必将颠覆性地提高其功效。但是,这种大数据技术,不仅需要大面积的合作与搜集,而且更需要社会的,包括国际的大合作才可能见效。故科学家预言:大数据本身就是一个“推动人类大合作的催化剂”。
  第四,推动社会的离散化开放化。整个新的科技革命,可能会带来人类在“虚拟空间”更加紧密化,在“实体空间”则趋向离散化,而总体上会趋向开放化。在这种时代大趋向下,任何逆流而为想“掩天下耳目”者,最终必会是徒劳的!
  第五,大飞跃与大危机并存。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人类科技发明,往往都是机会与危险并生的。不同的是,今天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其颠覆性与不可预知性方面,在要求预防的国际合作的紧迫性上,则是空前的!这已为世人所共知。问题在于,人类现行的上层建筑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而且这二者在过去近百年里,曾经水火难容,相互追求全球“一元化”。目前,虽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一方作了某些重大调整,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一方依然“我行我素”。“丛林法则”的幽灵,依然在深处支配着他们政治家们的行为。这就蕴含着极大的危险!人类,是实现飞跃,还是走向毁灭?正愈来愈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待续)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237页。
  ②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页。
  ③ 以上内容均参考了戴清亮等:《社会主义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参见斯塔夫里阿若斯:《全球通史》下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页。
  作者简介:夏振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胡  静)
论文来源:《社会科学动态》 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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