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态伦理视域下的“炼字”机制及其实践价值

作者:未知

  摘要:理应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语言应用“昭法式”的官媒等新媒体中赫然存在的乱象,是话语建构主体缺乏必要的语言生态伦理自律、欠缺践行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观念所必需的知识积累与实践自觉的明证。实质是在“意”“言”两种不确定性之间谋求精妙关联的“炼字”,既是建构适情适境的优质话语以促进语言和谐的根本技能,又是实现语言生态伦理自律的必要基础。依托特定语境,依据认知参照点,考察具体语言表达形式中的共现成分,可以深入探究“炼字”的内在机制与实践方法,这是实现语言生态伦理自律的必要前提,也是改善新媒体话语生态、促进汉语言纯洁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语言生态伦理;言语失范;炼字;语言和諧;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H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 2019) 01-0103-09
  一 新媒体环境下的话语生态乱象与相关主张
  1.问题的提出
  请看以下三例:
  (1)改革开放40周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盛大开幕。黄浦江畔的这场盛会上,习近平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
  (2)基辛格表示,很高兴在美中关系步人新阶段的重要时刻再次来华并见到习近平主席。在过去的几十年岁月中,我多次访华,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当前形势下,美中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我高度评价中方为此所作努力。[2]
  (3)对数字经济,习近平一直非常重视。在上一届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就曾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3]
  在例(1)中,从句法来看,作者似应将“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的时间背景信息予以交代,但是“改革开放40周年”并非语义相对自足的逻辑命题,在此语境中,应调整为“幸逢(或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或“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等表达形式;第二句开头的“黄浦江畔的这场盛会上”缺少引入处所的介词“在”,导致句法结构不合规范。在例(2)中,作者随意混用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述,且直接引述性话语缺乏言说主体和必要的标点符号;另外,“当前形势下”之中缺少介词“在”,至于“我高度评价中方为此所作努力”,除了“我高度评价”之说违反礼貌原则的语用规范之外,“努力”前还缺少定语标记“的”,致使句法结构不当。例(3)存在逻辑错误、句法失范、标点不当等问题。比如,依照句法规则,双引号标注的两直接引语,应充当“指出”的宾语,然而从逻辑上来看,“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这条直接引语,完全不应直接充当动词的宾语;再如,“在上一届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缺少核心动词结构,按照文理,“上一届互联网大会”不能直接充当“贺信”的领属语,前面应补上“发给”之类动词结构以纠正基本的逻辑错误。另外,言说动词“指出”与直接引语之间需加冒号,但文中并未加,有失严谨。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文从新浪网引来的这三篇依次排列的新闻稿分别源自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可谓最高级别的官方媒体,这些媒体理应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语言应用行为“昭法式”,岂料均赫然存在着明显的逻辑谬误或言语失范等违反语言生态伦理的现象。窥斑足以知豹,由此可以推知,在新媒体环境中,此类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对于这种问题不能不高度重视。
  早在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旗帜鲜明地倡导:“正确地使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对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利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鉴于上述赫然存在的话语生态乱象,可以说,60余年前的倡议至今仍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2.新媒体环境下的话语生态乱象与相关主张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然进入新媒体时代,所有人都可以非常自由地建构或生产话语,并能极其便捷地向所有人进行传播。这种变迁使得新媒体环境下的话语生态在涌现出大量富有创意的话语精品的同时,也呈现出愈发芜杂的状况,其中备受注意的是语言内容的粗鄙化和暴力化等等失范现象。对此,学者们多有评判,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的策略。
  韩丽国认为:“语言粗俗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和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起,并称为当今传媒界的四大公害。作为媒体人,我们肩负着规范媒体语言的重责,应做到不为迎合受众、挤进舆论圈而付出语言粗鄙化、过度娱乐化和错误表达的代价,更不能推波助澜而使低俗、不规范的语言绑架受众。”[4]‘P27-28)王洋、管淑侠认为,网络流行语日渐粗鄙化……为遏制这种具有破坏力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网络监管,建立“粗鄙词语过滤器”,对各类应用平台进行分层管理,加强语言检测,进行网络语言规范,引导青年正确使用网络,净化网络语言环境[5](P67-71)。葛剑雄指出,造成语言暴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归咎于某一方面,缓解、消解语言暴力,需要守住底线,语言像政治与道德一样,都有不可逾越的底线,在语言生活中,必须守住底线,如此才有利于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态,一个社会的和谐绝对离不开语言的和谐[6](P4-7)。
  抵制新媒体语言的粗鄙化、暴力化,构建健康和谐发展的新媒体语言生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为了维护汉语言的纯洁与健康,为了促进新媒体话语生态的良性发展,作为个体成员,我们不仅要强化语言生态伦理的自律性,自觉地抵制语言的粗鄙化、暴力化等倾向,而且要积极储备实现语言生态伦理自律所必需的知识,并大力提升践行语言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的实践能力。在叶圣陶先生看来,“语言的发生本是为着要在人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鸣出内心的感兴”[7l(P5),至于写作,“不论是事先的准备,或是当机的应付,或是过后的衡量,只要是希望满足写作的愿望的都得去做一番作文的讨究的功夫。可以说这也是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7](P3)。若要探究如何作文,则首先需要重视“炼字”,需要深入研析“炼字”的内在机制并探索其实践方法,原因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所言:“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位言日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8] (P426)综上可言,“炼字”是建构话语的根本,是践行语言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的必要前提;“炼字”能力愈强,才愈可能精准、明晰进而优雅地建构话语,才能妥善地实现信息交流、进行人际互动,从而切实促进语言生活和谐发展。   3.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亟需强化
  新媒体既是新兴的媒体形态,又是高度个性化的信息传播形态,还可谓是所有人向所有人实施信息交互行为的话语生态环境。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话语生态环境呈现出愈发纷繁驳杂的状态,虽然涌现出大量独具创意的话语精品,但也如大江奔流势必泥沙俱下一般裹挟着大量的话语次品、劣品,极大地损害了汉语言的纯洁与健康。
  在新媒体环境中,导致话语次品、劣品大量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性因素或许是由于话语建构主体缺乏应有的语言生态伦理自律,缺乏严谨而执着的“炼字”精神。所谓“语言生态伦理”,是“族群、国家语言(方言)发生、发展、传播和个体、族群、国家语言(方言)习得、运用的自然状态与人为痕迹关系的内心驱迫感”[9](P151);而语言生态伦理自律则主要是指语言使用者在建构话语的过程中,自觉地追求或守护“族群语言立法与语言道德的应当存在”[10](P146)的伦理本性。在综合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笔者曾倡导以语言质素为本位,对语言生态伦理的内在规定性进一步加以阐发:“语言生态伦理,是言语行为主体(可以体现为个人、族群、国家等)在特定的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或者是在特定的语际关系中,由于内在伦理驱迫感的推动而生发的语言道德律令,并因之自觉维护人类、国家或族群语言的多样性,自觉促进人际或语际情感思想信息交流的和谐性,自觉追求个体语言习得的充分性与语言运用的适切性。要言之,语言生态伦理即言语行为主体维护与推动语言生活健康、和谐发展的道德本性或伦理本性。”[11] (P143)基于这些认识,可以说,本文开头所引的三例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因为撰文者语言生态伦理自律性偏于淡薄,因而未对话语进行严谨而精细的锤炼。
  若要妥当地锤炼语言,除了需要强化语言生态伦理的自律性之外,还应进行必要的知识积累,并充分发展相应的语言实践能力。潘世松认为,知识经验积累与因之而形成的技术能力是实现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的必要前提。他说:“知识积累是践行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的技术性条件。技术即知识经验的实践必要。如果个体、亚族群、族群、国家(政府机构)等语言人不具备知识经验积累的技术,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的言语行为化就无法谈起。”[12](P7)在当下的语言生态环境中,严格遵循语言生态伦理的学理探究与技术实践,显得尤其迫切,原因正如李宇明所说:“近些年,中国的各项改革都进入‘深水期’,语言矛盾易于由少增多、由隐转显、由缓变锐,许多社会矛盾也可能以语言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中国也可能进入了语言矛盾容易激化甚至容易形成语言冲突的时期。”[13](P1O-11),本文在语言生态伦理的视域之中,结合具体实例,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探究“炼字”的内在机制与实践方法,从而为改善新媒体话语生态环境、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提供助益。顺此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炼字”与传统的“炼字”内涵不同,并非字词的反复筛选,而是重在探究如何“淬炼语义”以趋近“不可移易”的理想化表达的境界,从而为实现语言生态伦理自律提供前提性条件。
  二 “炼字”的困境与导致困境的内因
  1.传统修辞创造中的“炼字”
  表情达意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分章、立句将内在的情思、意志进行言语转化的过程;该过程的旨归在于将内在的情思、意志进行妥当安置,而关键性的基础则在于“炼字”,原因正如刘勰所说的那样,即“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段、章、篇都建立在“炼字”的基础之上,这是由于话语建构深受语言符号“线性一维属性”制约的结果。对于“炼字”的重要意义,陈师道有明确的看法:“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14](P13)这个观点既点出了构成诗歌的核心要素,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准则与方法。由此可见,无论是著文还是作诗,都必须高度重视“炼字”。
  事实上,在传统的修辞创造领域,“炼字”一直备受重视。关于“炼字”的佳话与口号,可谓纷呈迭出、流播广泛,如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如贾岛的“推敲”“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如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再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然而究竟如何“炼字”,我们往往苦于找不到明确易行的具体策略。我们所能知道的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则境界全出”[15](P2);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究竟何种因素以何种方式支撑起“境界全出”的美妙局面?其内在机制与规律是什么?我们所能知道的是:王安石在拟定“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过程中,前后更换了十数个字眼(如“到”“回”“满”“入”“过”等);我们所不知道的,正如苏东坡所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吾不能知也。”[16]( P192-193)传统的“炼字”主要是基于个人经验的“内省式”词语筛选,即便可以像苏东坡那样达到神乎其技的创作境界,对于“炼字”的内在机制,也仍可能遭遇“其他吾不能知”的困顿。
  对于苏东坡所喟叹的“其他吾不能知”的困顿,刘亞猛根据对西方修辞思想的梳理(特别是对伽达默尔阐释哲学思想的分析),指出:“由于言说在一个根本意义上与人类自身及其生存密切关联,也由于它跟人类的基本社会实践以及(与‘理论理性’相对立的)人类‘实践理性’之间存在着难解难分的关系,我们无法将它彻底客体化,或者说无法完全将它当作一个外在的事物进行客观观察,因而也就无法对它进行充分的理论抽象。”[17](P4)这也是我们难以全面深入理解“炼字”的动态过程及其内部规律的重要原因。
  2.导致“炼字”困境的深层次矛盾
  除了大脑内部运作机制难以被客体化的黑箱效应之外,“意”与“言”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导致“炼字”存在巨大困境的重要因素,“炼字”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因而也难以识解。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阐发的现代语言学理论视角来看,“炼字”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之所以不易破解,“炼字”的任务之所以难以精当地完成,其深层原因主要在于“意念的多维性”与“能指的线条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意念的多维性”,是指意念的多维错综的属性。或许正是由于意念的这种属性,在思维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地在广袤无垠的时空之中自由地进行思维的跃迁。这种自由奔冲、灵活跃迁的思维形成极为模糊而复杂的语义网络。索绪尔说:“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18]( P157)因为思想本身模糊不定,难以捉摸,难以离析;所以若想将之压制到妥当的语言符号之中,必然要遭遇巨大的困顿。   若要讨论“能指的线条性”,则必须先说明“能指”的内涵。“能指”是现代语言学范畴的经典概念,指的是与某个概念具有稳定关联的音响形象。在建构话语的过程中,能指形象只能逐一相连、渐次展开,而绝不可能同时发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响形象。索绪尔认为:“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a)它体现为一个长度,(b)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线。……它跟视觉的能指(航海信号等等)相反:视觉的能指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发出,而听觉的能指却只有时间上的一条线;它的要素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我们只要用文字把它们表示出来,用书写符号的空间线条代替时间上的前后相继,这个特征就马上可以看到。”[18](P106)正因为能指具有借自时间的两大特征,所以作为能指的音响形象只能在时间线性一维的向度展开,而绝不可能像航海信号那样,可以同时朝多个向度展开。音响形象只在时间向度展开的一维性就是“能指的线条性”。
  虽然内隐的意念情思是模糊不定的,但是外显的音响形象并不比它更为明确固定,音响形象也不是意念情思必须与之严整地配合的模型,而只是一种可以因需塑形的物质,它本身又可以被切分为更小的部分,从而为意念情思提供更为精细的可资负载的能指。在韵律层面很容易找到证据,比如熊子瑜和林茂灿关于“啊”的研究就可资证明。他们认为,在自然会话中,“啊”的韵律表现具有巨大而鲜明的差异,语流中“啊”的韵律表现与其交际功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话语的韵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交际功能制约,他们按其交际功能,将“啊”区分为叹词、助词和话语标记词等三种类型[19](P116-127)。赵元任早在此前就认为,“啊”可以分为助词和叹词两种情况,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助词“啊”与叹词都没有固定的声调,但助词是轻声,而叹词非轻声,且具有各种模式的语调;(2)助词是黏着的,在语音上需要附着于前一个音节,在语法上需附着于前边的短语或句子,而叹词是自由的[20]( P353)。赵元任还指出,助词跟叹词之间还具有跨类的情形,在“早点儿回来啊”中,“啊”是助词,而在“早点儿回来,啊”中,“啊”是叹词。在书面语中,由于使用了可以标示语句边界的形式标记(即标点符号),作为助词和叹词的“啊”很容易区分开来;但在自然语流中,由于沒有直观的显性标记,致使口语中的叹词“啊”和助词“啊”有时不易区分。
  “炼字”无可避免地要遭遇意念情思的多维性和能指的线条性的巨大矛盾。选择特定的语言要素表情达意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言说主体在修辞意图的支配下,将多维复杂的意念情思压制到能指的线性链条之中的过程。言说主体需要尽可能明晰地将浑沌复杂的意念情思和并不更为固定明晰的音响形象关联起来,并力求实现某种近乎精妙的确定性。对此,索绪尔有一番妙论:“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因此,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质化,也没有声音的精神化,而是指这一颇为神秘的事实,即‘思想一声音’就隐含着区分,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我们试设想空气和水面发生接触:如果大气的压力发生变化,水的表面就会分解成一系列的小区分,即波浪;这些波浪起伏将会使人想起思想和声音物质的结合。”[18](P157-158)索绪尔所说的大气的压力与言说主体尽可能全面而精妙地实现修辞意图的内驱力,具有本质的相似性,可以视作具有异质同构属性的两个认知域,相互参照理解。
  综上可知,受修辞意图的内在驱动、选择合适的语言要素表情达意的言语建构,其核心基础在于“炼字”,其实质则是在浑沌复杂的意念情思与并不更为固定明晰的音响形象之间谋求某种近乎精妙的确定性,这无疑是一种无比艰巨的任务。前文所讨论的新媒体话语乱象证明,在建构话语的过程中,如果不高度重视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稍有不慎,则会出现种种谬误与失范问题。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炼字”的内在机制,以便帮助话语建构者提升践行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观念的能力,从而为改善新媒体话语生态提供助益。
  三 “炼字”的内在机制及其实践价值
  陈望道先生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切实的自然的修辞,必定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生活的表现,为达成生活需要所必要的手段。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21](P11)由此可以说,修辞绝不应是细枝末节的语辞的调整修饰,而是要综合考虑特定的题旨情境和整个话语的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还要扭住社会生活这个核心,以坚韧的“炼字”精神,结合具体的题旨情境,反复锤炼语言,如此方有可能趋近或达到“不可移易”的理想境界。在陈望道先生看来,若想达到此种境界,需要在两个向度上穷心极力、孜孜以求:“第一是题旨情境的洞达,这要靠生活的充实和丰富;第二是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这要靠平时对于现下已有的修辞方式有充分的了解。”[21] (PlI)由此可见,若想达到修辞创造的理想境界,对于修辞建构者来说,有无数工作需要潜心探究、研磨,绝非单篇论文所能言明。
  仅仅要实现“对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就必须面临无尽的探究空间。即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词语,譬如“杯子”,若想真正规范、精准进而富有创造性地运用它,首先就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其内部形式、外部形式、词汇意义、语法意义等。现将相关信息简要描写如下:
  (4)杯子
  内部形式:合成词——附加式——词根+词缀;
  外部形式:bei·zi;
  词汇意义:盛饮料或其他液体的器具;
  语法意义:实词——名词,常充当主语和宾语,能受数量词修饰,不能作谓语、补语、状语,不受副词修饰。   从建构话语的角度来说,通晓上述信息只是保证我们正确使用“杯子”这个词语的基本条件。这里所说的“杯子”还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杯子”,而每个语言使用者大脑词库中的杯子更是关涉无比丰富、复杂信息的“具体的杯子”。这些具体的杯子除了拥有共同的“必有特征”之外,往往都具有各不相同的“可能特征和不可能特征”[22]( P4-24)。若要准确规范地应用“杯子”来建构话语,首先就需要全面而精准地把握“杯子”的必有特征,因为任何词语实质上都是一系列必有特征(或语义特征)的集合,比如[+无生]就是“杯子”的必有特征之一,因此对于“杯子”来说,“大声呐喊”“轻轻吟哦”自然就是不可能特征。因而,在现实世界中建构话语时,就不应有“杯子大声呐喊着”和“杯子在轻轻地吟哦”之类的组合形式。然而在童话世界,如此组合则又可谓是富于创造性的。由此可见,通晓语言文字的可能性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值得也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究。叶圣陶先生认为:“(至于)探究的方法,不外乎之于我们平时的经验。自己的,他人的,一样可以用来作根据。自己或他人曾经这样地作文而得到很好的成绩,又曾经那样地作文而失败了,这里边一定有种种的所以然。如能寻出一个所以然,我们就探见一条道路了。”[7](P3)
  基于这种理念,本文拟结合具体实例,管中窥豹式地探讨“炼字”的内在机制与实践方法,尝试探究可资促成“意”与“言”之间实现精妙关联的某种“所以然”,从而为话语建构者提高践行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观念的能力提供或可有益的借鉴。请看下面三组语例:
  (5)a.他开始觉得昏昏沉沉的,就要睡着了。对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来说,经过这一整天的兴奋,晚上应当是很容易就入睡的。比他小一岁的妹妹伊娃睡在他旁边。当他在床垫上转身时,常习惯性地用手抓着床沿。他看到月亮高挂在对街高楼的上空中。就在将入睡的那一刹那,他忽然觉得他的床摇晃起来,仿佛他还在船上似的。[23](P1)
  b.他开始觉得昏昏沉沉的,就要睡着了。对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来说,经过这一整天的兴奋,晚上应当是很容易就入睡的。比他小一岁的妹妹伊娃睡在他旁边。当他在床垫上翻身时,常习惯性地用手抓着床沿。他看到月亮高挂在对街高楼的上空中。就在将入睡的那一刹那,他忽然觉得他的床摇晃起来,仿佛他还在船上似的。
  (6)a.站在我前面的老王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
  b.站在我前面的老王翻过身来看了我一眼。
  (7)a.站在我前面的老王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
  b.站在我前面的老王翻过脸来看了我一眼。
  笔者对150余名母语者做过调查。95%以上的受试者认为,例(5)a的說法不合适,应调整为例(5)b的形式;而所有受试者均认为例(6)b与例(7)b的说法不可以接受。
  如果没有上述三种语境,单独来看,则“转身”“翻身”和“转脸”“翻脸”均无问题;但是为何在语境例(5)中,“转”与“翻”几乎不可替换,而在语境例(6)和例(7)中,“转”与“翻”则绝对不可替换?为何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深层次的原因何在?如何认识这种差异?在上面三组语料中,因为a、b两句的语境完全相同,所以可以说,问题在于“翻”和“转”本身的不同。那么,为何“躺在床垫上”的时候,一般不能用“转身”而要用“翻身”,但在行为主体“站在前面”的状态下,则又绝对不能用“翻过身来”呢?
  张志公认为:“从静止的角度看,每个词语都有它固定的意义,这是词典里注释出来的意义。但是语言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的,因而词语的意义在实际使用中随语境的不同而千变万化,许多意义是词书解决不了的。”[24](P240)要想精准地提炼词语所蕴含的语义内容,把握其实际传达的语意信息,必须结合具体语境,尤其是要精细地辨析与之稳定共现的成分,从而提取所欲分析的对象内在蕴含的最精妙幽微的语义信息。
  例(5)与例(6)的语境差异,关键在于动作行为主体一个处于横向平躺的状态,一个处于纵向站立的状态,正是这两种存在状态,将“翻”与“转”的实际语意分化开来。若要进一步辨明这两个动词的语义差异,就有必要引入“认知参照点”这个术语。“认知参照点”最初是由心理学家Rosch明确提出来的。她认为:“在众多的知觉刺激中,有一些类型在知觉过程中是可以发挥理想的锚定点作用的”;进而,她又提出语义原型( prototype)的概念。此后,针对颜色、长度以及数字等研究对象,Rosch通过一系列非对称比较,发现原型范畴往往能够发挥“固定维度”( anchoring dimension)的效应,有利于判断非原型成员。这些研究证实了认知参照点的巨大作用,并证明原型“可以作为判定范畴内其他成员的认知参照点”[25](P532-547)。这种崭新的视角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迅速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
  对于提炼语义来说,认知参照点富有启发意义。综合上文的语境,可以认为,“翻身”之所以与“横向躺着”的存在状态配列共现,是因为它所蕴含的认知参照是“横向的(轴线或平面)”;相应地,“转身”内在蕴含着的认知参照则是“纵向的(轴线或平面)”。基于这种语义提炼,可以认为:例(6)b之所以不合语法规范,正是因为老王处于“纵向站立”的状态,该状态与“翻身”所蕴含的“横向的(轴线)”认知参照相冲突、不兼容;例(7)b不合语法规范的理由也如此。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例(7)b“站在我前面的老王翻过脸来看了我一眼”不符合语法组配规范,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恐怕还有其他的制约因素。请看例(8):
  (8)a.站在我前面的老王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
  =a,.站在我前面的老王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b.站在我前面的老王翻过脸来看了我一眼。
  ≠b'.站在我前面的老王翻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对于母语者而言,无须论证即可确认,例(8)a所表达的语意信息与例(8)a’相同;换言之,可以说,在例(8)所提供的语境中,“转过脸”与“转过头”意义相当。从认知语言学的眼光来看,用“转过脸”表达“转过头”,实质上是一种语法转喻/转指现象[26](P3-10),是基于认知框架和显著度而实现的以部分表征整体的灵活用法。另外,根据认知参照的理念可以认为,“转过头”虽然是头部的整体转动,但是身体的主体部分并未转动,具体而言,则意味着在这个语境中,“转(脸/头)”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相应地,如果行为主体的身体全部转动过来的话,母语者在表达这个事件时,则不会采用“转过头来”而会倾向于采用“转过身来”的句法组合形式。在解析“翻(过)脸”这个语言片段时,母语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翻脸”的影响,而表达“生气变脸、对人的态度突然变坏”等语义信息的“翻脸”,则蕴含着变化幅度相对较大的信息,有彻底改变“脸孔或面目”的涵义,基于认知参照点的理念可以认为,头部整体上并无位移和转动等变化,只有面部表情发生巨大变化。例示如下:   (9)新婚丈夫突然翻脸不认人,对自己疯狂吼叫。怀孕妻子莫名其妙询问其原因,直到重翻婚礼影像发现奇怪迹象。[27]
  通过例(9)中的共现成分“疯狂吼叫”,可以推知“翻脸”所蕴含的面部表情剧烈变化的信息;而根据母语者共同的认知经验可知,人们在生气吼叫的时候,往往只会冲着发怒的对象发作,通常并不会转动头部对着其他地方。
  根据例(5)至例(9)的分析可以看出,“翻”与“转”在语义上具有精妙幽微的差异,若想精准地应用它们表达某种题旨情境,必须首先考察它们已然出现的具体语境,分析与之稳定共现的成分,淬炼出其语义内涵,并把握其语用规则。此外,还需明白“技巧是临时的、贵在随机应变,应用什么方式应付当前的题旨和情境,大抵没有定规可以遵守,也不应受什么条规的约束”[21](P11);这一点既会给以“炼字”为根基的修辞创造制造困境,又能提供无限自由的创造空间。基于语境,如此这般审慎地“炼字炼义”,进而谋求精准妥帖的遣词造句以建构适情适境的话语,是语言族群内每个成员的使命与责任;唯有每个成员都以高度的语言生态伦理自律重视“炼字”,我们才能形成合力,不断改善新媒体话语的生态环境,促进汉语言纯洁健康地蓬勃发展。
  对于“炼字”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还有必要充分提高认识。可以说,以“炼字”为根基的新媒体话语生态改良工作,事关社会语言生活和谐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大业。正如刘艳娥所言,新媒体的非线性、草根化、碎片化和泛自由化的传播现实,在带来受众“知沟”与“智沟”分化以及新媒体话语意涵的互动性与解释性差异等问题的同时,导致意识形态话语环境、话语主体、话语受体、叙事方式与表达风格以及沟通效果等诸多方面的异化,不可避免地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弱化的风险;借助于新媒体多元化的信息传播平台、工具与渠道,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对民间舆论场的主导,将成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28](P60-65)。李书磊则认为:“语言从来就不仅仅映射现实。它还塑造现实、塑造社会、塑造我们群体乃至多个个人的生存。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我们依靠语言建立秩序、借助语言定义世界与自我、根据语言展开我们最重要的行动……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29](P112)
  四 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新媒体时代的话语生态呈现出日益驳杂的状况,在富于创新性的话语精品大量涌现的同时,包含不应有的逻辑谬误和言语失范现象,乃至具有“粗鄙化、暴力化”乱象等严重违反语言生态伦理的话语成品也层出不穷,甚至连理应为社会成员语言应用“昭法式”的最高级别的官媒,所刊发的文章都存在诸多问题,这是广大话语建构者缺乏必要的语言生态伦理自律、缺乏严谨的“炼字”精神与相应的实践能力并因而较为随意地应用母语的明证。如果任由其发展,会严重妨碍汉语言的纯洁健康发展,甚至会影响社会语言生活和谐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大业。
  话语建构的根基是“炼字”,其实质乃是在浑沌复杂的意念情思与并不更为固定明晰的音响形象之间谋求近乎精妙的确定性关联。“炼字”既是建构适情适境的优质话语以促进语言和谐的根本技能,又是实现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的必要基础。本文结合具体实例,深入探究炼字的内在机制,并讨论了其实践价值,目的是为了帮助话语建构者提高践行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观念的能力,从而更加审慎地应用母语,妥当地建构话语,促进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作为新媒体时代的语言应用者,我们更应该具有这种认识高度与重视程度,自觉地强化语言生态伦理自律并努力提高践行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观念的实践能力,合力实现汉语言纯洁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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