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之我见

作者:未知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当今的中国几欲被视为与美国一争高下的重要实体,整个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关注中国。然而,一直以来在以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世界里,中华文化长期处于弱势的边缘状态。如何准确、深入、有效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成为时代的当务之急。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人”,优秀跨文化传播人才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核心力量。当今,我国文化传播领域的优秀人才严重缺乏,难以满足世界了解中国的巨大需求与强烈渴望。面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使命,如何有效地在中华文化本土培养高质量的跨文化传播人才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以“将儒学介绍给世界”为己任的汉学家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在接见北大教授代表时,习总书记向一位满头银发、充满儒者风度的西方教授表达了亲切慰问。这位教授就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汉学家,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安乐哲(Roger T. Ames)。安乐哲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國儒学研究,并以学者身份向世界不遗余力地介绍与推广儒家智慧。在北大考察时,习总书记鼓励他更多地向国外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今,安乐哲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讲授中国哲学经典。同时,他还拥有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副主席、山东省“儒学大家”等头衔,在中国与世界积极推广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安乐哲说:“我的任务就是将儒学介绍给世界。”在中华文化的对外推广中,安乐哲为何被推上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中国有众多的儒学大师、国学大家,世界也拥有如此之多的汉学家,但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事业中我们为什么如此需要“安乐哲”?
  首先,安乐哲本身是一个西方人,又研究西方哲学,这使他拥有与西方世界对话与交流的天然条件。但是,安乐哲教授又不是一个普通的西方人。安乐哲自己说:“我是一个好奇的年轻人,对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他们之间的差异非常感兴趣。”自18岁从西方到香港游学受到唐君毅、劳思光等儒学大师的影响之后,安乐哲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安乐哲开始辗转世界多所高校研修中国哲学。一个西方人,在对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读和意识形态对立的西方世界,能够欣赏中华文化,并在对中华文化的探索中取得杰出成就,还突破重重非议,不断向世界宣扬中华文化,他是我们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盟友与资源。可以说,在我们明确制定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个国家战略之前,安教授就早已发自心底并愉悦地践行着这件事情。
  其次,安乐哲并不是单一地学习中国哲学。在世界文化新秩序的构建当中,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最恰当的位置”:既对话中国哲学,也对话西方哲学。在同时学习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安乐哲发现在西方世界接触到的中国文化与在中国接触的中国文化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让他树立起向西方澄清对中国哲学的误会的宏大理想。三十多年来,安乐哲与学术伙伴一直致力于纠正由原为传教士、后有汉学家所造成的中国文化基督教化和东方式玄妙化的误解。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哲学消除西方式误读和重建自身的目标正在实现着。
  再次,安乐哲是儒学的热爱者与弘扬者,他认为儒学是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智慧的重要哲学资源。安乐哲说,如今人类的科技十分发达,但是我们仍然面临全球变暖、环境破坏、收入不平等、恐怖主义等问题。要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安乐哲认为“我们的知识足够了,我们的智慧还不够”。基于“人是由关系构成的”核心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随着中国的崛起,安乐哲认为中国对于世界的责任会越来越大。要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靠推崇单打独斗的个人主义显然无济于事,必须要发挥中国儒学中“仁”这个概念的重要文化资源,世界相互依靠、相互合作,唯有人与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都携起手来,才能解决人类共同的困境。
  安乐哲教授是向西方传播中华文化的杰出学者。时代和历史的机遇将他摆在了沟通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位置。但是,安乐哲教授并不是终点。由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复杂性、微妙性以及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情感,来自中华文化本源的中国人最终需要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以世界能够理解的方式准确而深刻地解读自身文化。
  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人才匮乏
  从中国近代至今,在中国文化本源中也涌现出一些非常优秀的贯通中西的文化大家。“清末怪杰”辜鸿铭,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中华国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这些著作在西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先生,从中学时代起树立了毕生研究儒学的学术理想。他后来赴美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同时兼修西方哲学思想,成为贯通东西的儒学大家。与安乐哲教授一样,他也是儒学的热爱者与弘扬者。在哈佛大学,他是第一个把来自中国的儒学作为全校通开课讲授的老师,努力将儒学阐释为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同样受欢迎的思想,使儒学在哈佛学生中深受欢迎。如今,年近八十的杜维明教授仍旧在各地奔走演讲,不遗余力地传播儒学文化。
  来自中国大陆本土的田辰山教授,中年赴美师从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教授和新儒家成中英教授,获得哲学硕士与政治学博士。田辰山教授理解中西传统,多年来在国外从事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在美国和中国同时既讲授西方哲学,也传授中国文化。积近三十年地跨中西的学术与生活经历,田教授认为最大收获是“从一个更宏大、更广阔的全球视野观察中国及其文化。”田教授致力于以中西互鉴视角看待历史、世界与中国,对于东西方问题实行不同文化语义环境的阐述分析。这一学术途径,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失为有力的传播方式。
  然而,在来自中华文化本源的文化传播者当中,优秀如辜、杜和田者,实属凤毛麟角。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文化和政治上长期处于霸权的中心地位,导致了进入经济全球化以来,整个世界的文化交流都是向西方学习、全球西化的过程。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一样,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人文教育重西学、轻传统,很多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语境中患上了精神文化的“失语症”,对于中华文化“抱虚无感”,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缺乏主动意识,更缺乏自信。   中华文化“走出去”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一类人才是优秀翻译人才。但目前,合格的翻译人才严重短缺,优秀的中译外人才更是极度匮乏。我国目前对经典文化作品的翻译由于受到许多翻译者对中国文化本身解读能力的局限,很难翻译出能让别人赏心悦目的外文作品。而我国的翻译教学也一直没能真正建立起可以满足社会需要的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很多中国文化学者,其中不乏传统文化大家、国学大师,虽通晓中华文化,但是缺乏西方语言文化的学术训练,无法用准确生动的外语、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介绍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培养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人才,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
  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的四点建议
  通过分析以安乐哲为代表的杰出跨文化学者,并结合目前中华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优秀的跨文化传播人才应具备以下素質:首先,要热爱中华文化、拥有家国情怀,对中华传统文化拥有深厚积淀;其次,通晓西学,能够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来认识和解读西方文化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最后,在这个仍旧以西方语言文化为主导的世界中,必须熟练掌握以英语为主的一到多门外语。只有拥有得力的工具,我们的声音才能有效地发出去。
  综上所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培养博古通今、融贯东西、会讲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人才,建议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着力:
  一是在教育体系中加强传统文化比重。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学术体系严重缺乏本土文化继承,造成整个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危机。因此,应当进行内容设置的改革,我国目前大学的教育体系和教学课程体现的是西学,今后我们要把民族文化教育融入到学生接受教育的全过程中去,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分量,建立起完善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考评体系,为传播中华文化价值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逐步增强青少年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近年来,我国兴起以四海孔子书院为代表的国学教育学堂,从娃娃抓起开展经典国学教育,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自成体系,这是我国传统文化复兴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杰出举措。
  二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跨文化传播人才。国际视野是一种综合素质,是意识、知识、能力和经验的集成。具备国际视野,首先应该精通外国语言、熟知外语背后的文化语义、外国人的思维模式,从而能够以外国人理解的方式与其开展对话。同时,应熟悉掌握本专业的国际化知识、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的跨文化传播人才,通常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具有独立的国际活动能力、能承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不至于丧失中华民族的人格和国格。文化大师级人才的培养,应该是培养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能够深刻体悟中国当代时代精神并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大家。
  三是在国学教育及外语教育中加入中西比较文化教育。中西方思维方式本身就具有本质上的结构性差异。前者是一多不分的互系性思维,而后者是一多二元的个体对立性思维,不了解二者的本质差别,直接的文字对等翻译往往出现误译甚至扭曲。同时,现代“欧洲中心主义”也阻碍西方人对中国(和东方)的真正了解。“欧洲中心主义”长期占据强势地位,已经进入了西方人乃至东方人的潜意识。中西方思维结构的差异以及“欧洲中心主义”使得双方误会重重,难以通过对方的语言使自己获得充分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深刻认识下,田辰山教授呼吁“中西方思想比较应成为英语学习的必修课。这是个具有深思远虑战略眼光的议题,中国英语教育朝着这个方向改革,势在必行。”①安乐哲教授在访问四海孔子书院时,也提出殷切期望:“儒师院要开一门课程,那就是东西方文化比较,这样才能学到与西方比较阐释自己文化的能力,做到沟通彼此。”②
  四是加强翻译人才尤其是中译外的高端翻译人才培养。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翻译这一媒介。要想全面、准确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使中国文化“走出去”,首要问题是做好中译外工作。这需要一大批专业素质高、熟识中外文化的复合型中译外人才队伍。当前,优秀的中译外人才极度匮乏。周明伟在2014年7月29日举行的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仪式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中译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大会发言中提出:“中国翻译研究院主要围绕话语体系的建立和高端人才的培养展开工作,明确把‘中译外’高端人才培养提到重要位置,着力解决‘中译外’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差距以及高端‘中译外’人才短缺等这些影响和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的问题。”③优秀的中译英人才应当一方面传播具有民族性的中国文化,使传播到海外的中国文化能够保持其背后所蕴藉的文化基因和审美方式;另一方面,也要深谙中西方文化背后的思维传统差异,利用海外读者的话语习惯和审美诉求,让海外读者能够真正读懂和欣赏中国文化。
  「注释」
  ①田辰山:《文化的互鉴——英语教育必修课!》,一多不分网,http://www. yiduobufen.com/index.php/index/searchart/id/51.html。
  ②《儒学应该成为世界儒学——北京大学安乐哲教授莅临四海孔子书院讲学》,四海孔子学院官网,http://www.sihaishuyuan.com/archives/artical8446.html。
  ③周明伟:《建设国际化翻译人才队伍,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翻译》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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