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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里面有什么

作者:未知

  可笑。焦灼。悲哀。
  两个多小时一直处于这样繁杂而冷硬的感情笼罩之下,期间无数次冒出退出播放的念头,却又屡屡依依不舍。终于,当马大三凄惨地“含笑九泉”时,我也吐出了胸中憋闷已久的这股浊气。
  即便披着喜剧的糖衣,《鬼子来了》仍旧是一部彻彻底底的惊悚片。不论是占据绝大部分时长的黑白画面,还是无数角度奇怪的灯光,抑或屠村时日军的疯狂表情……细细数来,这些都是“惊悚”的证据。然而,真正被“害怕”压抑的,并不是我这个原本只是图个乐呵却深受打击的观众,或者说,不仅仅是观众,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恐慌者”,似乎正是影片中无数的角色。在思想武装程度上看来,从手无寸铁的村民,到孤假虎威的董汉臣,再到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上天入地独一份的二战战胜国们——人人的眼睛深处都透出一股浓浓的怪味——恐惧的怪味。
  追溯遥远的初中年代,年少无知的我曾带着“批判的眼光”欣赏过姜文的《让子弹飞》,看完竟然还敢觉得“不过尔尔”,真是罪过。如今看罢《鬼子来了》,伴随着深深的自我羞耻感,前者的一句台词猝不及防从记忆深处涌现:
  戴着墨镜的张牧之站在亮得晃眼墙头上自问自答:
  “怕里面有什么?”
  “有怒!”
  一方面,我震惊于姜文的专一。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大千花花世界里,他仍是那个秉持初衷、外形粗糙内心细腻的河北大汉。更令我激动的是,“怕”这一主题贯穿了姜文漫长的电影生涯——怕青春逝去,怕英雄迟暮,怕贼心不死。他拿着小导演的工资,操着力挽狂澜打醒万千国人的“鲁迅心”。而这长久以来的“怕”的背后,却也正是他的自尊、他的愤怒之所在。
  “怒”,是无助之怒,亦是狂妄之怒。
  这部凝结了姜文想象出的一千种恐惧的《鬼子来了》,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恐惧,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集体无意识所造成的悲剧。其中,尤为惹眼的正是那个神秘“我”——无处不在的“我”。
  “我”第一次出现在一个“月上柳梢头”的销魂夜。“我”拿着一杆驳壳枪威胁马大三看管俘虏花屋小三郎和董汉臣,并且埋下了故事的祸根。接下来,村民总是有人敲马大三家的门却不通报姓名,害得马大三总以为那个夺命的“阎王爷”要来找他要俘虏了。故事结尾,虽然“我”如约归来,却并没有提人,而是间接“提”走了挂甲台全村人的命,这之中自然包括报仇失败的马大三。战胜的国军带领盟军——即“我们”——借至高无上的“服从命令”的理由,杀死了唯一一个敢于紧握斧子反抗日军的老百姓。也不知這到底是喜是悲。
  “我”令马大三及其他挂甲台村民们万分恐惧,这个象征着权威、掌控生死的符号,一直是笼罩在村头的那片愁云。这是一种中国人普遍直观可感的恐惧,类似于阶级差异带来的血统压迫。愤怒吗?当然愤怒,可是这些人明明不是佛祖,却又胜似佛祖,民能如何呢?
  翻译官则代表了另一种“指间沙”型的恐惧。他像菟丝子一样攀附在日军这棵大树上汲取养料,自己的生死反而显得有些无足轻重——毕竟,只要日军过得好,翻译官日日似过年。他也会像村民一样畏惧日军的残暴,但更多的却是害怕“失去”,这种对失去的恐惧正如指间沙,握得越紧,越是徒然。董汉臣并不知道日军能否胜利,于他而言,这是件非常矛盾的事;然而我相信,不论胜利或失败,他都始终难逃被一枪了结的结局。
  另一条故事线中,“万物恐惧之源是生死”这个定律在花屋小三郎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花屋从被俘之初便一直“在口头上寻死觅活”:闲来无事明摆着石头不撞而撞一撞木头啊,动不动除了给吃白面不然绝食啊,在同乡面前深感羞耻意意思思地切腹自尽啊……花屋一直都处于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状态。终于,他无法真正去死而痛哭流涕向村民们求饶,我才痛痛快快在心里给他画了个叉。
  当然,电影里不仅仅正面表现了诸多恐惧,也借由一个“无畏”的人侧面加深了恐惧的讽刺色彩——疯七爷,一个谜一样的残废。在屠村场景出现之前,我一直将疯七爷当作这部致郁系电影为数不多的笑料,他总在出其不意的桥段里蹦出来一句唐山味儿的脏话,或者直接咬牙切齿地愤然表示“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刨坑儿埋了”——他是可笑的,更是可爱的。但当他“一手一个掐巴死俩”的场景真正出现在挂甲台冲天的火光里时,我才感受到了那种深切的、倍感无力的震撼:疯七爷用干枯的手臂紧紧扼住日军的咽喉,青筋毕露,眼神凶狠——这不单单是对懦夫消逝的讽刺,更是对强者出现的希冀。
  影片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暗讽,刘爷。不解内幕的马大三当真以为刘爷可以助他“借刀杀人”,却不晓得四表姐夫这段精彩的演说一语成谶。影片结尾,满怀悲愤的马大三在市场当众问斩,而执行者恰是他掏心掏肺伺候了半年多的花屋小三郎。他孤独的头颅在黄土飞扬中骨碌碌转了九圈,无力的眼皮眨了三下,镜头最终定格在鲜红的色彩中马大三“含笑九泉”的场景。对此,有句影评讲得很是有趣:“大概姜文最后的一笑意思是‘幸好我死了,这XX的世界我可不想活着’。”
  《鬼子来了》的人格乖戾、暴力影像等诸多元素至今令我惴惴,恐惧的蔓藤蜿蜒缠绕着我——这不仅源于作品营造的恐怖氛围,更是时代背景下现实主义作品匮乏所造成的、对未来方向迷失的恐惧。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冷漠令影片中的挂甲台村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依旧在重复这种悲剧。
  愤怒的星星之火,何时得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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