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梅城,你该知道的那些事儿

作者:未知

  “半朵梅花城”之谜
  “天下梅花两朵半,一朵在北京,一朵在南京,半朵在梅城。”
  这是从城垣的雉堞形似梅花而得名。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始建梅花之城,其城垛多为梅花状。后朱棣迁都北京,复建北京城为梅花之城,其城垛也为梅花形状。而早于“两京”之梅花城的严州古城梅城,有半座城墙的城垛为梅花状,因而有半朵梅花城之说。
  在中华传统文化里,梅花象征品德高洁,她既是“四君子”之首,又是“岁寒三友”之中坚。因而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和文人雅士,都对梅花之品格推崇备至,以致成为皇家瑞气之象征。特别至明代,从朱元璋建南京城为梅花之城为发端,此后只有京城才能建梅花城垛,作为封建等级规制,达到了无上的地位。而严州古城梅城,有半朵(半座)梅花城留存于世,至今仍然是个谜。
  “梅城”之名,最早见诸文字的是清初严州女诗人詹瑞芝,她在诗中写道:
  家住梅城门向南,
  画楼正对南山岚。
  詹瑞芝之父詹惟圣为清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进士,世居严州城小南门内徽州会馆一带。詹瑞芝自小在此长大,她诗作中写的“画楼正对南山岚”,与今天的梅城小南门的地理位置的山川地貌完全吻合。之后,在地理方志和文人杂记中,有关梅城的记载日渐增多。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梅城镇的全名记载才有了明确的记录。以此推论,梅城之名是“先有梅花城,后有梅城镇”。
  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重筑严州城时,为什么会留下半座梅花城垛?一说是因为李文忠功勋卓著,作为表彰他的功绩,而在他的“赐沐”之地严州,恩准建造“半朵梅花城”。一说是为纪念唐代四大名相之一的宋璟和他的文学名篇《梅花赋》,而留下梅城之说。宋璟才华横溢,十七岁中进士,在病中见寒梅初放,写下了千古名篇《梅花赋》。他的《梅花赋》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推崇。在宋璟被贬睦州刺史三百多年后的宋代,在严州府城的东北角,建有一座赋梅堂,内刻宋璟的《梅花赋》。乾隆皇帝特别喜爱宋璟的《梅花赋》,在他南巡驻跸沙河梅园时,专门书写《梅花赋》全文,并亲绘梅花图一幅,送给梅园作为纪念。作为曾经任职睦州刺史的宋璟,后人不仅在严州古城的“七贤祠”内供奉宋璟,还在府衙内建赋梅堂。严州府衙的赋梅堂,是严州府衙内七大纪念性建筑之一(其他六处建筑分别是:纪念范仲淹的府衙正堂——思范堂和潇洒园、潇洒楼,纪念杜牧的潺湲阁,纪念严子陵的高风堂和纪念刻印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青柯亭)。因此,可以推断,梅城之名渊源是出自大唐宋璟的《梅花赋》是可信的。
  千年牌坊“重见天日”
  要问严州古城——梅城辨识度最高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什么,那肯定是林林总总、矗立于梅城大街小巷、历经千百年风雨沧桑的严州古牌坊。
  据史料记载,至晚清,梅城的大街小巷共有114座石牌坊。这些石牌坊大致种类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标志性牌坊,另一类为纪念性牌坊。标志性牌坊主要为衙署坊、街巷坊、坛庙坊、寺观坊、祠堂坊、书院坊、会馆坊、陵墓坊、桥梁坊等;纪念性牌坊主要有功德坊、功名坊、忠孝坊、贞节坊、仁义坊、百岁坊等。梅城的石牌坊由基座、立柱、抱柱石、横梁、额枋、字牌和檐顶等部分组成。
  梅城的古牌坊,建筑雄伟,结构奇巧,雕樑画栋,十分精美。其建筑雕刻艺术都体现出当世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碑坊石刻艺术的集大成者,具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刻内涵和风范。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这些历史性标志建筑,在近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毁灭性的破坏,并且已经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荡然无存了。第一次遭遇破坏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太平军在战略要地梅城与清朝军队展开了殊死争夺,梅城的石牌坊半数被毁;第二次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飞机轰炸,梅城的古牌坊又三去其一;第三次是“文革”初期“破四旧”,梅城最后幸存的二十一座牌坊尽数被红卫兵推倒砸碎,并作为房屋建筑的填埋物,掩埋在梅城剧院的地基之下。2018年8月至11月,杭州市文保所组织专门力量,对被埋现场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考古发掘,共发掘各种残存石构件三千多件,其损坏程度让人触目惊心。
  严州古城——梅城的一百多座石牌坊,每一座牌坊都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和真实故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彰显那个时代的道德高地。曾经矗立在府前街的建于明中期的“三元坊”,就是为纪念明代著名宰相商辂三元及第而建。商辂为严州府淳安县人,出生于梅城,因其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名,成为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历史上唯一的三元及第的人才。而三元坊,不仅严州古城梅城有一座,在北京也有一座,省城杭州也有一座,淳安县商辂故里里商乡也有一座。这四座三元坊,是中国牌坊历史上的唯一,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历史的遗憾,终于在今天有了新的一扫阴霾的机遇。随着千年古府修保护工程的启动,梅城古牌坊的修复已经开始实施。相信在不久的时间里,这些重要的标志符号将会再现当年的风采,向世人诉说历史的沧桑。这不是很值得人们期盼么?
  45天的大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日寇攻打上海,杭州危在旦夕。鉴于紧迫的形势,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开始筹划学校西迁。1937年10月2日,竺可桢校长来到梅城,在梅城社会贤达和相关人士的陪同下,考察了府文庙、建德林场、中山厅、基督教堂、严陵祠等教学场地和教授学生的办公住宿点,为举校西迁做准备。
  1937年11月初,嘉兴、吴兴相继沦陷,局势进一步恶化,为保护中华文化的精英人才,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开始西迁,于11月11日抵达梅城,这也是浙大西迁的第一站。
  浙江大学西迁梅城,开始了著名的“文军长征”。辗转千里,历经三年时间,最后到达贵州遵义的湄潭县。当浙大西迁到达梅城时,小小的梅城镇,一时拥进了浙江大学一千多名师生,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浙大的师生在奔忙的身影。因为人多房少,师生们只能分散在各处居民家中居住。竺可桢校长居住在严州府衙前的孙家,教授们的办公地点则在宋家湖北岸的一幢民国初年建造的西式楼里。学校总部设在总府后街的方家,学生上课地点则主要集中在文庙、教堂、祠堂等七个场所,办学条件相当艰苦。梅城的社会贤达对浙大西迁也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援和帮助。
  就这样,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开始了在梅城的教学生活。在这支队伍中,有后来的“两弹一星”的元勋王淦昌等共和国的骄子,也有在梅城学习期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一线的十四位浙大学生。还有刚刚从美国留学歸来的章用先生,他是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独子。一次上课期间,突然警报声拉响了,一个学生问他:“警报响了,老百姓都躲飞机去了,我们还上课吗?”章先生反问他:“怎么不上课?”“那么,黑板挂在哪里?”这位学生又问道。章先生坚定地说:“可以挂在我的胸前。”浙大师生就是以这样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牺牲精神来对待当时的恶劣环境,这种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披肝沥胆,以血肉之躯的力量警示后人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浙大西迁梅城,前后共45天,从11月11日第一批学生登岸到达,到当年12月26日最后一批学生撤离,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是无可估量的,也是不可磨灭的。
  作者系严州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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