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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百家诗选》浅析王安石唐诗观

作者:未知

  摘要:王安石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学家、政治家,其在诗坛上的创作与理论,对整个“唐音”转“宋调”的过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创作与诗学思想与王安石对唐诗的评价与接受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他唐诗观的演变也随着他的政治生涯发生着显著的改变,这种唐诗观的改变不仅影响着王安石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影响着整个北宋诗坛诗风的变化。作为王安石初期唐诗观最好的呈现,也是作为其整个唐诗观的基础的一部唐诗选集,我们从《唐百家诗选》可以探其一二。
  关键词:王安石 唐诗观 唐百家诗选
  整个北宋的诗学发展是一个由宋初三体到王禹偁、欧阳修提出学杜学韩再到苏轼、黄庭坚确立“宋调”的过程,也是宋人在追寻自我、寻找区别于唐人而只属于自己的诗学风格。就是在这追寻自我、区别唐人的过程中,对唐人、唐诗的认识便附带地成为宋代诗人的一大课题。所以唐诗学在宋代的发展超过了历朝历代。这当然也与宋太宗立下祖训“不杀士大夫”的崇文风尚有关。
  就在“唐音”轉“宋调”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在期间起到了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上承欧梅,下启苏黄,“实导江西派之先河”。他就是北宋中期的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
  王安石作为北宋神宗熙宁时期的政治领袖,领导变法,其争议颇多。其声望从1104年的顶峰——“一道诏书称他为孔门第三个圣人”,到南宋一落千丈,甚至有人指责北宋灭亡,靖康之难的缘由便是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如此,但这些人“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博文“博及群书’”。
  王安石自己的诗风与唐诗观的变化可以很明显地划分成三个部分,大致是第一次入相前(1027-1067)、执政变法时期(1067-1076)、退隐钟山(1076-1086)。
  而在王安石唐诗观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第一次入相前,这一阶段的唐诗观是其一生唐诗观的基础阶段,往后王安石会因为政治上的挫败而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可总体思想架构逃脱不了他在这一时期所建立起的唐诗观。所以,当我们要研究王安石的唐诗观时,王安石初期的唐诗观则变得尤为重要,而要探究初期唐诗观的途径便是通过王安石在这一时期所编撰的一部唐诗诗选——《唐百家诗选》,“世谓介甫一生好恶,拂人之性,此选亦然”,荆公作为一个改革家,其性格、喜恶、思想通过他的言语、行为、文字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我们必然可以通过《唐百家诗选》的选诗旨趣来一探荆公之唐诗观。
  《唐百家诗选》成书于王安石入京前。清蔡上翔考证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于嘉祐五年(1060)。书中共选唐代诗人104家,诗歌1260余首,所选诗人多为中晚唐的中小诗人。所有所选的诗人中,初唐5人,诗歌15首;盛唐12人,诗歌293首;中唐46人,诗歌577首;晚唐39人,诗歌382首;而中唐诗人中,大历诗人30人,诗歌347首。大历诗人皇甫冉一人就被收录85首,仅次于王建的92首,另外司空曙、戴叔伦、郎士元、卢纶的诗歌也大量录入。“《百家选》偏得晚唐刻削为奇,盛唐冲融浑灏之风者戛戛焉无几”,《唐百家诗选》大量收入中晚唐诗人的作品是其十分明显的特征之一。其实不只是《唐百家诗选》,宋人选唐诗的倾向大多如此。清人王士稹对此作出解释,“意初唐、盛唐诸人之集,更五代乱离,传者较少故耶?”如此说来,这个特征不过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而非王安石所特有,也就不能以此为依据来说明王安石的唐诗观了?并非如此。一个人必定受到他所在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脱离历史去单独研究他必定有失偏颇。所以我们讨论王安石的种种,就必须要把他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
  我们不否认王士稹的假设,可能是因为技术、战乱以及时代远近等原因导致宋人能更容易地获取到中晚唐诗人的作品。但除去这些原因,我们再看那个时代,五代人带着对晚唐的景仰和怀念进入北宋,致使北宋人对晚唐诗有着天生的好感与榜样作用。宋初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所效仿的对象无不是中晚唐的诗人。所以“宋初三体”不仅仅是宋人在摸索属于自己诗歌模式的过程,更是对中晚唐诗人和诗歌推崇的表现,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要关注宋代本身与盛唐的差别。盛唐诗风可以归纳为“浑成”二字,通常将其称作“盛唐气象”,盛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加之以开放的环境与对外关系,国力之雄厚,后来者无人可及。正是个人、民族、国家这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氛围造就了诗歌上的“盛唐之音”,这种“盛唐之音”的具体表现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获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满怀抱负,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这些无不需要在一段欣欣向荣且没有拘束的历史中才可能出现。显然,整个有宋一代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能够理解王安石,甚至是北宋其他文人,他们不能够体会到盛唐气象的高傲与猖狂。相比之下,他们可能更能体会得到中晚唐的苦涩与柔婉。
  所以作为一个处在北宋中期这么一个历史时期中的王安石,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人文背景让王安石在选诗时有了如此偏重中晚唐而略盛唐的表现。正是大量的选录了中晚唐诗人的作品,尤其是大量的大历诗人的作品,表明王安石对大历诗人创作的肯定,特别是以大历诗人为代表的,追求格律之工稳,诗风之清雅,讲究体格、情韵和雅逸这类诗歌的推重。这亦是王安石唐诗观中非常重要的主题。
  《唐百家诗选》中很特别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无一录入,杜、欧、韩、李的诗被王安石录入《四家诗选》中。很遗憾《四家诗选》女口今不可得,致使我们没法了解到王安石对这些唐代大家诗选的情况。虽“不选大家亦选家之一法”,然“荆公别裁甚精,凡所选诸家,皆能尽撷其菁华”。虽然没有这些大诗人的诗作,可王安石选录的这些诗人,其中很多甚至是不知名的小诗人,都是取其最精华,而这些诗歌也是最符合自己的唐诗观。为何王安石要从茫茫诗海中去捞起这些当时的“无名之作”?那必是因为这些诗作的诗学风格与审美诉求是王安石所需要的,所欣赏所推崇的,其研究价值更大。   严羽在《沧浪诗话·考证》中提到“前卷读之尽佳,非其选择之精,盖盛唐人诗无不可观者。至于大历以后,其去取深不满人意”。后人对荆公在中晚唐诗人的诗作中进行删选时有很大的争议,就如宋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提到的“(皇甫)冉诗如‘残雪人林路,深山归寺宿’,‘那堪闭永巷,闻道选良家’,如‘借问承恩者,双峻几许长’,皆不在选”。不选大家可以说成是“选家之一法”,为避其争议也可以理解,可是王安石对一些已录作家的名作,人们普遍认为的佳作反而不录入就十分费解了。那么王安石的选诗之旨究竟是什么?这就需要去分析荆公对于诗作的“选”与“不选了”。
  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会通过比较的方式,与别的诗选相比较来进行研究。而与别的选本比较的时候,大多数都在研究选本相重合之处,而忽略了其未重合之处。那些其他选本所选的,而《唐百家诗选》未选的,抑或是《唐百家诗选》中选中的而其他选本未选的诗不应该更加具有典型性吗?从这些诗的特点上我们才更能分析出王安石的唐诗观。本文所选的比较对象则是《才调集》。
  《才调集》是由后蜀的韦毂所编,所选百八十余位诗人,一千首诗,是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选诗最多最广的一部诗选。对于他的选诗标准,用韦毂的话来说便是“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即语言华美,情韵优胜。而内容多日常生活情境以及男女之情、妇女生活的艳情诗为主。所以韦毂的选录中,韦庄诗最多,温庭筠、李商隐、杜牧、李白、白居易则次之,却出乎意料地未选杜甫、韩愈诗。
  这样一本唐诗选,与荆公的《唐百家诗选》所选唐诗风格迥异,相差甚大,以至于两本总共收录的两千多首唐诗中,只有72首是重合的。那么既然两者差别如此之多,将两者相比较的理由是什么?原因在于两者既有不同,又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一,两者对于整个唐代的诗歌都有涉猎,无论是初唐、盛唐、中晚唐直至五代。其二,两者都更倾向于中晚唐的诗人。选录中晚唐诗人的作品明显多于其他时期。其三,都收录了很多中小诗人,有部分甚至是文学史上不知名的作者。其四,两者除了序言外,对于所选的唐诗没有像《河岳英灵集》那样更多的评语能让研究者更好地把握作者的选诗标准和诗學思想。
  有了这样的合理性,我们再来将两者比较。举几例两书中都选录的作者却不重合的作品。
  《唐百家诗选》收录韩偓59首,在《才调集》中收录5首,有4首重复收录,有一首只收录于《才调集》中,《夜深》:
  恻恻轻寒翦翦风,小梅飘雪杏花红。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烟雨中。
  《唐百家诗选》收录李群玉7首,《才调集》收录2首,没有重合,而《才调集》收录的这两首分别是《同郑相并歌姬小饮因以赠》:
  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风格只应天上有,歌声岂合世间闻。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怜赋客,争教容易见文君。
  《戏赠姬人赋尖字韵》:
  骰子巡抛裹手占,无因得见玉纤纤。但知谑道金钗落,图向人前露指尖。
  《唐百家诗选》收录杜荀鹤4首,《才调集》收录8首,有两首只收录于《唐百家诗选》中,《雪》:
  风搅长空寒骨生,光于晓色报窗明。江湖不见飞禽影,岩谷时闻折竹声。
  巢穴几多相似处,路岐兼得一般平,拥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
  《哭贝韬》:
  交朋来哭我来歌,喜傍山家葬荔萝。四海十年人杀尽,似君埋少不埋多。
  从这几首诗来看,不难看出,只被《才调集》选录的诗却如韦毂所说,“韵高”“词丽”,而其描写也非常细腻,无论是从意象的使用,比如“小梅”“杏花红”“烟雨”“桃花酒”“金钗”等,还是从诗中所写的内容来看,都是侧重于感情的流露,在格局上显得秀气玲珑、典雅华丽,明显地,韦觳在选诗上追求的是“缘情绮靡”,追求的是情感内涵的轻松愉悦。所以这也可能就是虽然韦毅在序中推重杜甫却未选杜诗的原因。
  再看只在《唐百家诗选》所录的杜荀鹤的两首诗,诗中的用词“寒骨生”“杀尽”“哭”……充满着肃杀之气,这些诗用最真实的词语,最冷静的笔调,反映着真实的现实生活。结合《唐百家诗选》中的大多数作品,许多都是类似的揭露社会黑暗动荡,社会矛盾突出,人民生活困苦的诗歌。这些选诗表明了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的立场,也就是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在编写《唐百家诗选》时正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而王安石不仅作为这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运动的推行者,更是作为宋人将“唐音”转“宋调”,确定宋诗范式的关键人物,推行儒家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王安石个人诗学思想的范围内了。
  可是既然荆公如此推重的是这类诗,那《唐百家诗选》中选录了有着《香奁集》的韩惺的诗歌将近60首,相比之下,《才调集>不过5首,岂不是自相矛盾?《唐百家诗选》中选录的韩惺诗有《冬之夜作》《秋霖夜忆家》《寄湖南从事》《小隐》等,细细品来,他们不同于《才调集》中所选,这些诗歌表达的都是人们最真挚朴实的情感,例如思乡、友情、亲情等,也有的是自己思想、情感的表达。
  综上来看,《唐百家诗选》所反映的王安石在看待唐诗时,更倾向于反映民间疾苦、社会矛盾的具有美刺作用的符合儒家诗学的诗歌,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清新平淡的唐诗,他会更推重情感和人格力量的流露,更看中它内涵的深远而不仅仅是无病呻吟的华丽的辞藻。南宋刻本倪仲傅《唐百家诗选>序中的一句话可能可以更好地概括王安石的这种唐诗观:“清古典丽、正而不冶”。
  宋诗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议论化、散文化、学者化”。回看宋人在思考如何对待唐诗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人从模仿晚唐到学韩学杜,这都是一种追寻自我特点的过程。创新,开辟出一条与唐人不同的道路,这是宋人始终追求的。
  面对强势的唐诗,宋人必须求变,而当时的大背景——思想文化的进步以及文化大融合——促使宋人创新。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宋人到了不得不推陈出新的时候了。
  王安石的意义在于,他用他的博闻强识,用他在文坛的威望,给宋人树下了一个可以改“唐韵”为“宋调”的标杆,由此,宋诗自成一体并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与王安石的唐诗观密切不可分开。作为一个时代转变的关键人物,通过研究王安石的唐诗观,我们可以更好地,以更加辽阔的、更加多角度的视野来审视整个宋代唐诗学的演变及其内涵。
论文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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