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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娱乐化转向

作者:未知

  摘要: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越来越呈现出娱乐化转向趋势。这种转向以娱乐性文化活动为手段,刻意迎合人们的娱乐化需求,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将历史作为娱乐对象,恶搞、戏谑历史,消解了人们的理想信念,催生了极端个人主义,搅乱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对此应高度警惕,并从娱乐观的纠偏、理想信念的引导、法律规制以及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等方面予以应对。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精神需要;理想信念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3-078-0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1]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妄图虚无中国人民的革命奮斗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中国文化的光辉灿烂史,以此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背后的险恶用心、政治野心昭然若揭。长期以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党和国家进行了立场坚定的斗争,学界也对其本质和危害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和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势头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没有销声匿迹,种种迹象表明,历史虚无主义已经改头换面,以娱乐性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因此,梳理并研究历史虚无主义的娱乐化转向对于我们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化、把握娱乐化转向后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及特点、寻求有效的应对路径具有积极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转向的空间与动力
  历史虚无主义的娱乐化转向与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态势紧密相关,深受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并从中获取转向空间和动力。
  (一)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转向空间
  在《辞海》中,娱乐被解释为“娱怀取乐;欢乐”[2],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使人快乐;二是特指一种能使人欢乐的活动。在西方话语中,对娱乐的理解主要是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层面,关注娱乐与享乐的关系,以对享乐的界定明晰娱乐的价值。如弗洛伊德认为快乐原则是享乐的界限,这一原则代表人们寻找快乐、逃避痛苦的欲望。[3]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将享乐概括为一种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活动,担心人们会因为享乐而失去自由[4](P2)。可见,同样是追求快乐,享乐是更深层次的精神满足性活动,带有感情色彩,而娱乐则彰显着人们追求快乐的单纯精神需求,是人作为自然人的正常精神需求以及满足这种需求而实施的活动。除此之外,娱乐还具有个体性,侧重于满足个人精神愉悦的需要。然而,当娱乐演变为娱乐化则彰显了个人精神需求的社会化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娱乐超越了个人的主观感受转化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状态,从而完成了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泛娱乐化中的“泛”代表娱乐活动的社会化趋势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如此一来,这种泛娱乐化就容易超越人的精神需求,“消解了娱乐本有的建设性功能,反而成为虚假、被动、遮蔽、控制、偏离的代名词,任何严肃的体裁,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文化,都可以被瞬间解构和瓦解,能指和所指也不再是稳定的符号系统”[5]。
  事实确实如此。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泛娱乐化活动获得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诸如斗鱼、虎牙等网络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催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网红”经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攻城拔寨”侵占了人们的娱乐空间,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碎片化的信息流中,享受着自娱自乐的“美好时光”。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潜伏”其中,引导着信息流的走向、迎合着大众的口味,低俗化的各种“段子”充斥网络,“奴役”着人们的思想、消磨着人们的意志,而人们却沉浸其中,怡然自得地享受着这种感觉。正如尼尔·波兹曼在总结20世纪后半叶美国电视媒介对公众话语的娱乐化改造时所指出的那样,“在一切公众话语都以日渐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4](P4)。现在的网络媒介,又何尝不是作为“媒介即隐喻”的载体,将娱乐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再现“娱乐至死”的境况呢?
  在泛娱乐化的社会态势下,冷冰冰的历史也难逃“被娱乐”的命运。列宁曾精辟地指出,“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6]娱乐历史就是把历史当成“儿戏”对待,既然是“儿戏”,其所反映出的就不是客观历史事实,只能是“虚无”的历史。所以说,当下泛娱乐化的社会态势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新的土壤,历史虚无主义的娱乐化转向也就有了空间。
  (二)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合流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转向动力
  享乐主义思潮将感官上的快乐作为唯一的追求。这种感官上的快乐一方面表现为建立在精神自我愉悦之上的情感,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物质的占有感、获得感,是物质主义在人生观上的表现。为此,享乐主义往往将人生价值建立在纯粹的物质享受上,将人生价值世俗化、庸俗化。而消费主义思潮则伴随消费社会而来,“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是以需求为导向进行消费,而是以欲望为尺度建构消费,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商品的象征意义”[7],我们的社会已然“处在‘消费’控制生活的境地”[8]。所以说,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人以一种“虚假的需要”满足自己畸形的消费欲望,人由消费的主体变为消费的客体,消费东西也就变成被东西消费。[9]由此可见,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消费是为了享乐,享乐是为了更好地消费,二者都蕴含着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只不过这种快乐是畸形的快乐,是充满低级趣味的快乐,是被“异化”了的快乐。   对快乐的共同追求是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合流的基础。这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娱乐化转向提供了动力,使历史虚无主义得以融合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潮对人们精神需要、情感满足的影响,将娱乐化因素引入历史领域,将冰冷的历史鲜活化,使人们深受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的心态向历史领域延伸,以娱乐化的历史话语迎合大众趣味,从而使历史虚无主义快速挤占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成为可能。
  二、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转向后的内在特征及外在表现
  以娱乐化的手段虚无历史是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转向的主要手法,尽管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但它仍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特征,但其外在表现已不同于以往所现的历史虚无主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转向后的内在特征
  学者们倾向于将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典型时期:一是五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新知识分子倡导的“全面反传统”“全盘西化论”实质上就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10];二是改革开放初期。以两种论调最为突出,一种是“告别革命”论。这一论调扭曲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抹杀革命的价值和意义,鼓吹改良主义,意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另一种是“蓝色文明优越”论,以电视政论片《河殇》为代表,贬低中国的“黄色文明”,吹捧西方的“蓝色文明”,为资本主义制造话语空间。三是21世纪网络社会兴起后,对英雄人物、革命经典的污蔑与戏谑。他们或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故意放大问题、断章取义评说问题、刻意扭曲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或是以“娱乐”为名,戏谑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伎俩借助网络快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人们的思想。
  以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发展的三个时期,虽然时间跨度较大,但具有延续性的共性特征,依据这些特征,我们可以准确把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新变化。第一,叙事对象明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刻意虚无的历史集中于中国的传統文明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可见,历史虚无主义的对象具有选择性,所实施的策略表现为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凡是涉及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有意识地进行虚无,凡是与此无关的却刻意回避。第二,叙事目的集中。历史虚无主义叙事对象的明确性也彰显了其叙事目的集中体现为或明或暗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诋毁还是对现在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的扭曲,其背后都隐藏着对西方文明、西方制度的呼唤。第三,叙事手法偏颇。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手法有失偏颇且存在明显的方法论谬误,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手法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违背全面客观的历史研究方法,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11]这些谬误方法以目的性明确的“虚”和“无”去倡导所谓学术研究的范式转换和历史反思,实质上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否认历史、有选择地叙述历史。
  经娱乐化包装的历史虚无主义同样蕴含着以上共性特征,仍然是以历史为叙事对象,仍然隐藏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只不过在叙事手法上有所改变。这种改变突出表现为娱乐性活动的引入,借助于人们的娱乐性需求,披着娱乐化的外衣从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汲取扩张的养分。同时,历史虚无主义以历史为素材,将娱乐化的对象引向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娱乐化活动的扩张。这样一来,泛娱乐化与历史虚无主义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中完成了融合,历史虚无主义的娱乐化转向即已完成。所以说,娱乐化转向后的历史虚无主义进一步拓展了生存空间,这在其外在表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转向后的外在表现
  第一,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拨人眼球,刻意迎合人的娱乐性需求。这其中以恶搞最为典型。“恶搞是通过戏仿、拼贴、夸张等手法对经典、权威等人或事物进行解构、重组、颠覆, 以达到搞笑、滑稽等目的的文化现象。”[12]当恶搞的对象转向历史,即是虚无历史的开始,当恶搞的历史对象特定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娱乐化转向后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就兼具了政治性和娱乐性,彰显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共性特征。如对《黄河大合唱》的恶搞。《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寄托着国家危亡的警醒,激发着国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斗志,整首歌曲激情澎湃,充满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可就是这个凝结着抗战历史的经典作品,却屡屡被拿来恶搞,夸张的表情、造作的动作已经完全消解了这一作品的历史意义,使其特有的政治价值淹没在观众的笑声中。再比如某知名笑星对花木兰的恶搞,硬是将巾帼英雄恶搞成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生怕死的傻大妞形象。这些恶搞如果仅从“笑果”看,确实达到了创作者的目的,但是却在无意识中消解了这些历史作品和历史人物所寄托的爱国情感,最终戏谑的是爱国主义。也许这不是创作者的本意,但却在现实性上导致了政治上的恶果。这种无心之举与有意为之在实际影响上已然没有了界限。
  第二,作为一种表现形态刻意消遣历史。娱乐化作为表现形态,着眼于历史的娱乐性表达,是对历史的刻意变造,意图对历史作另类还原。这种变造在文艺影视作品中最为典型。一些影视剧创作者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肆意地解构历史,并引以为荣。如《五号特工组》的导演、编剧潘军面对观众的质疑却坦然地辩解:看《五号特工组》别考虑真实与否,只是在建立一种形式感,为的是让人过目不忘。这种辩解暴露出这类抗日神剧的创作目的——“让人过目不忘”,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的潜在危害性,对“歪史”的过目不忘就是对“正史”的消解。不仅在影视剧中存在这种歪曲消遣历史的情况,在网络游戏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风靡全国、广受喜爱的网络游戏——王者荣耀中就存在大量歪曲历史的人物情节设置。以娱乐为目的冠冕堂皇地歪曲历史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娱乐化叙事逻辑中,历史为娱乐所左右,在娱乐面前客观事实已经不重要了,这种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肆意解构很容易颠覆人们对历史的既定认知,尤其对青少年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性影响,值得我们警惕。   第三,以隐蔽性、迷惑性的叙事方式曲解历史。转向后的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披着娱乐的外衣,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为了迎合大众的娱乐化感官趣味,吸引人们眼球,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冠以艺术创作的托词,以华丽的艺术包装重新解构历史,给人的感觉是为了娱乐而去娱乐,不具有政治诉求,不具有政治危害性,很容易逃避监管。殊不知,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依然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共性特征,它将特定的政治诉求隐藏在华丽的艺术外表之下,包装成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诉求,但这种以哗众取宠的方式对历史事实进行的肆意解构、消遣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政治性危害。同时,娱乐性历史虚无主义在娱乐外衣的遮蔽之下,具有较强的迷惑性。一方面迷惑监管,使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另一方面迷惑青少年,使其沉迷其中而不自知。而且,这种娱乐很容易让人丧失思考能力,爱上这些琐碎的信息,然后在海量信息中日益自我和被动。
  不可否认,人类具有娱乐的天性,倾向于在娱乐中获得幸福感。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建立在娱乐之上,也就牢牢占据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潜移默化中,经娱乐化解构的历史就会挤压客观史实的话语空间,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这种潜移默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尤其持久,他们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时期,而且具有“好玩”的自然天性,很容易将这种错误的历史奉为其内心所认可的真正历史。
  三、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转向的原因及其危害
  虽然社会生活的泛娱乐态势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转向空间,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合流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动力,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变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转化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这些原因也预示着它不容小觑的危害。
  (一)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转向的原因
  娱乐化转向后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娱乐化为其本质特征,把握住了社会娱乐化的根源也就把握住了转向原因。
  第一,人们享受需要的异化控制了人们的情感表达。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人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意识存在的统一,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与此相对应,人具有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如从人的需要的作用上分,人的需要又可以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13](P148)。这其中,享受需要是人们在基本的生存需要满足之后所滋生的正常精神需要,也是与生存毫无关联的“奢侈需要”,既表现为物质享受也表现为精神享受,而物质享受往往最终归结于精神享受。马克思肯定了这种享受需要的合理性,恩格斯也曾严厉地批判那种“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14]。所以,人的正常享受性需要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话语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众事物形同杂耍,那么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4](P186),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的享受性娱乐需要脱离了人的正常需要,而异化为控制人类话语的情感表达方式,那么就会形成“娱乐至死”的局面。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即是如此,它充分迎合了人们的享受性需要,并将这种需要以消解历史的形式扩张娱乐空间,在抓人眼球,调动人们“兴奋点”的同时输出着低俗、空虚、非理性的价值观。
  第二,精神生产的资本运作为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推波助澜。有学者将历史的娱乐化和工业化处理视为由简单化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典型表现为“以文化工业为逻辑,以娱乐和盈利为目的,对历史随意戏说和开发”[15],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工业化生产的资本逻辑已经侵入到了文化领域,资本的逐利性会将娱乐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充分引入“市场”,放大“市场效应”,历史就会成为娱乐的玩物,从而在恶搞、戏说中失去其原有的厚重感,蜕变为数字化的经济产值。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一样,在货币与商品建立等价交换关系后,“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份,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的统治者和上帝”[16]。所以说,娱乐化一旦与货币的化身——资本相关联,就会被作为一种娱乐商品为资本所奴役,在资本的推动下,娱乐化必然向泛娱乐化发展,娱乐的话语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具有厚重感和现实感的历史就越会成为娱乐消解的对象,而消解的手段即是“虚无”,自然也就会为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推波助澜。
  (二)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转向后的危害
  人的内在情感表达以及外在的资本环境促成了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而生成后的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则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异化了的情感表达,并借助于资本将人性恶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些都预示着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相较于一般历史虚无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过度娱乐化蚕食了人们的理想信念。过度娱乐化与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相伴而生。当整个社会都弥漫在娱乐的氛围之中时,娱乐就会蚕食人们的理想信念。柏拉图曾把人的快乐感分为三个等级:爱财富,这是低级的快乐;爱荣誉,这是中级的快乐;爱智慧,这是高级的快乐。财富代表的是欲望、荣誉代表的是情感、智慧代表的是知识,欲望来源于人的本能,因而是最低级的。同样,寻求快乐是人的本性使然。沉迷于娱乐之中,满足的只能是最低级的欲望,受此欲望掣肘,人们往往就会放弃对高级快乐的追求。这时的人们将是充满低级趣味、丧失理想信念的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17](P50)可见,过度的娱乐化对人们理想信念的销蚀是毁灭性的,犹如“精神鸦片”一点点蚕食人们的斗志,他们在无意识中用笑声代替了思考,没有了人生方向,也就无法成就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第二,经娱乐化加工的历史搅乱了人们的历史认知。龚自珍曾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去其史”不仅指对历史真相的刻意掩饰,对历史作出绝对化、片面的、孤立的解读,也暗含着一个“乱”字。戏说历史、恶搞历史为乱,拼构历史、戏谑历史也为乱。“乱史”就会使人对历史的认知产生混乱,不知道教科书上的历史为对还是游戏、影视剧中的历史为对。且不说游戏、影视剧的吸引力强于教科书,会形成“聚合效应”,就是这种迷惑的状态也会动摇人们的历史感。比如,《沙家浜》,一部充满正能量的抗战经典京剧作品,在与其同名的中篇小说中却被改编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小說创作虽然可以虚构,但这种戏说经典的虚构,消解的是已成历史的经典戏剧、挑战的是人们的情感底线、触动的是正义的革命精神,其危害性可见一斑。   第三,深度的娱乐化参与催生了极端个人主义。现在是张扬个性的时代,个性的张扬需要围观,众人的围观会进一步激发人的自我表现欲。为了吸引眼球,历史成了道具,网络新媒介成了舞台,娱乐资本成了投资方,而深度参与的个体则成为了这一娱乐大剧的导演和观众。于是乎,抖音、快手等成为了全民狂欢的舞台,网民们深陷其中,乐此不疲。这就催生了极端个人主义,一切为我独尊,我存在就是我自由,没有了国家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更没有了集体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人会变得自私自利,变得无所顾忌,什么最吸引眼球就参与什么,什么最展现自我就表演什么,越是经典就越容易被盯上,因为对有了一定历史积淀和知名度经典的恶搞、戏说更能调动民众的兴趣,也更能展现创作者的“才华”,积聚更高的人气。
  四、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转向的策略
  一般的历史虚无主义割裂历史、有选择地解说历史、有意从只言片语中制造虚假的历史,所以其所塑造出的历史是不全面的历史、是充满谣言的历史。娱乐化转向后的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建立在真实的史实之上,只不过它为历史加入了娱乐的“佐料”,添油加醋,在细枝末节上进行娱乐再加工、再创作,使凝重的历史变成了大众消遣的“饭后谈资”。对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应以重塑人们的精神生活为核心,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予以应对。
  (一)树立正确的娱乐观
  历史虚无主义娱乐化转向的关键在于迎合了人们的娱乐性精神文化需求。这也充分表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有更多的金钱进行娱乐性消费,而且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倾向于接受碎片化、可读性强的文化产品,同时,网络新媒介的推波助澜使娱乐性文化产品得以广泛传播,推动了整个社会娱乐化形态的形成。于是很多人在娱乐化潮流面前迷失了自我,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思想盛行,正常的精神生活发生扭曲。所以,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应首先从纠偏入手,就是要树立正确的娱乐观,秉承有所娱乐有所不娱乐,娱乐有度而非娱乐至上的文化生活理念。在娱乐对象的选择上,要明确严肃的历史不娱乐,事关政体、国体、党的领导的事实不娱乐,在娱乐限度上更要有自觉性。娱乐不是生活的全部,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已经脱离了娱乐的本意,成为异己性力量,反而控制了人们的娱乐性需求。所以,娱乐应有度,使娱乐真正地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精神需要。
  (二)扭转泛娱乐化之势
  历史虚无主义的娱乐化转向只是泛娱乐化的一个缩影,不对泛娱乐化予以有效的引导、规制,就无法解决历史虚无主义的娱乐化倾向问题。泛娱乐化造就的是空虚、低俗,那么理想信念的崇高就是应对泛娱乐化的灵丹妙药。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们的泛娱乐化心态强了,理想信念自然也就弱了,相反,理性信念强了,泛娱乐化也就会失去吸引力。所以,扭转泛娱乐化之势应从理想信念的强化入手。首先要找准目标。娱乐化转向后的历史虚无主义影响最深的是青少年,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也要从青少年入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17](P172)。其次要找对方法。娱乐化之所以能向泛娱乐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的广泛参与,愿意参与也就形成认同,自然就会为之努力。同样道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也要使受教育者参与进来,以鲜活的实例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以丰富多彩的活动设计、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吸引他们参与其中,变被动说教为主动参与,确保教育效果。再次要选对内容。内容是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是形成崇高理想信念的基础和保证。激发人们的理想信念,现阶段我们应将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以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思潮。
  (三)加强法律规制
  201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保护法》开始实施。该法明确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当头棒喝,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在法律层面取得了突破。但也应看到,该法的主要适用对象是英雄烈士和精神,无法对历史虚无主义以娱乐为名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亵渎、戏谑予以规制。因此,有必要以这部法律为契机,对法律的适用进行扩大化解释,参照处理种种娱乐历史的行为,还历史以尊严。
  (四)丰富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8]。这种需要不仅包括满足基本生存的物质需要还包括满足情感、荣誉以及对真、善、美追求的精神需要。[13](P142)需要是动机的来源,精神需要产生精神生产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娱乐性文化生产总是刻意迎合人们的娱乐需要的原因。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提高。泛娱乐化状态的精神愉悦提供不了高質量的精神生活,无法体现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崇高目标性,但如果我们无法提供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也就给低质量的娱乐性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还在于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这就要求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兼具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作品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19]唯有如此,才能在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占据上风,赢得主动权、夺得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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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来源:《宁夏党校学报》 201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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