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探析

作者:未知

  摘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制度建构理论共同构成了党内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关键词: 党内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3-060-006
  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工程,是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首次鲜明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一重大课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努力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并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了新思想、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党内政治文化这一重大课题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而且还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党内政治文化的认识基础
  党内政治文化是文化、政治文化在党内的具体延伸,党内政治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党内政治文化的认识基础。文化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基于这种内在的多样性,理论界提炼出了知识论理解、价值论理解、生存论理解和历史性理解这四种认识及研究文化问题的理论范式。 [1](P21-30)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对文化做过专门的系统性研究,因此不少学者只是将文化简单视作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是对经济基础的特定反映,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做了有所偏差的简单化理解,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渗透于他们对人的内在本质、实践的内在创造性等诸多思想中,文化从狭义上来讲包含精神生活、文化知识和意识形态,从广义上来讲文化概念与文明概念是相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实际上也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内在逻辑的具体反映。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以历史哲学、社会哲学等为表现形式的文化哲学,是一种活生生的、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化精神。[1](P51)这种认知方式从根本上丰富、深化和扩展了人们对文化的认知。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渊源具体体现在继承发展性、批判实践性和辩证能动性。
  1. 文化的继承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其建构发展的进程中,表现出了鲜明的继承发展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并非凭空而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近现代文化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文化认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创新发展。文化作为人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它是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1] (P3)文化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历史演进相伴而生,但是人对自身文化规定性的自觉认知则要比文化的产生晚的多,在工业革命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国家到个人的各个层面实现了从农业文明非反思的自然历史进程向工业文明组织化、理性化、自觉化的历史进程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的力量被重新得以认识,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内在关系重新得以明确,这促使了人类自我内在文化意识的觉醒,各种自觉的文化理论由此产生。
  同一个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并未明确建构知识论意义上的文化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原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在社会历史认知方面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历史性变革,为文化认知提供了全新的认识视角和方法论,摆脱了固有的理论范畴和认知方式,奠定了新的文化认知的理论根基,从根本上拓宽了对文化认知的宽度和广度。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认识和思考贯穿于他们思想发展的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更多是从人的生存方式和本质特征角度阐释对文化的认知,强调了自由自觉、富有创造性的理性文化精神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資本主义经济运作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阐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和不同步性,更多强调了文化发展复杂性及其能动作用,进一步拓宽了文化认知的视野。[1](P39-40)马克思主义这种继承发展的文化观,为梳理党内政治文化历史渊源,明确党内政治文化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2. 文化的批判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理论的抽象,也是实践的升华,正是由于对实践意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哲学革命和理论变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和社会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践意义的深刻洞察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奠定了基本色调,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抽象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它不仅从理论层面明确了文化认知的内在规定性,而且从实践层面,对如何扬弃落后文化,建构先进文化,推动文化进步做出了积极探索,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备着强烈的批判实践色彩。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集中体现在以实践为基础揭示人存在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基础,实践作为认识事物的来源和人生活的现实基础从基本存在方式上把人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则集中体现在了文化层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实践的强调,明确了文化与人、文化与实践的内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并非简单附着于实践表层,文化与实践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实践是文化的内在规定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一步强调实践不仅体现在人类个体层面,而且将对实践的认知延伸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活动中去,以实践认知为基础,明确揭示了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本质上明确了文化与历史的内在关系。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并不是完全脱离于现实,被经济基础简单决定的单一要素,文化作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判实践的文化观,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实践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3. 文化的辩证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具备继承发展性和批判实践性的同时,还集中展现出了辩证能动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辩证性集中体现在文化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与表现形式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文化源于实践,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源于实践形式的多样性。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对社会历史认知的经验浓缩,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本质规定性,文化从普遍意义上具有本质的一致性,但是对文化内在一致性的强调并不是对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忽视。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同时期横向维度上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所展现出的文化内容的丰富性,也体现在纵向维度上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内在差异性。马克思主义这种辩证的文化观,为党内政治文化内容形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作为人类社会这一有机系统的重要维度,不仅是对过往历史认知的延续,更是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再现,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维度的上层建筑并不应该简单定义为经济结构的派生物,它还是文化实践的相关范围。[1](P76)对文化能动性作用的认识要摆脱公式化机械化的认知倾向,文化的能动作用既不是消极惰性的单向化的机械反应,也不是简单附属基础上单一的加速或延缓的关系。恩格斯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基础的必然性只有通过无穷无尽的文化观念的偶然性事件才能表现出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进程,只有从文化精神上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才能寻得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文化与经济基础的有机统一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简单的固定不变的决定关系。文化具备着丰富内涵的历史复杂性和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伴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与经济基础相互渗透、彼此互换,展现出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辩证能动性。
  当然,我们在强调经济基础与文化的相互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文化层面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内在各要素之间的作用和影响要比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表现的更为明显。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富创造性和张力性的重要因素,正是在明确了经济基础和文化的内在关系,肯定文化能动性的基础上,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合力论的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也为在历史合力论的基础上为认识人类社会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我们在强调文化能动性的同时,也要防止对文化的能动性作出脱离实际、片面而又形而上的夸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表现出的这种内在能动性为认识党内政治文化的运行机理及其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理论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
  党内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理论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理论支撑,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理论的必然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视域下,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党员并不能和阶级本身与一般意义上的工人群众划上等号。无产阶级政党是由无产阶级和工人群众中最积极和最先进的部分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正是由此所决定的。具体而言这种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缘于阶级基础的先进性。无产阶级阶级基础的先进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逻辑起点,无产阶级作为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在工业化大生产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实现者和作为被剥削者的无权地位所形成的巨大落差,使无产阶级迸发出了最强的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使得无产阶级与其它阶级相比体现出了巨大优越性和先进性。无产阶级这一阶级基础的先进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其次,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源于党内党员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是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对党员入党以及入党后的党内政治生活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些严格的规定保证了党员的先进性,而作为个体党员的先进性直接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再次,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源于科学的理论指导。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同其它社会主义流派及其政党有着根本不同,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内含着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理论构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渊源,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2. 无产阶级政党内在使命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具差异的目标任务,但其始终都是受其政治使命所引领,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是革命党,也可能是执政党,但贯穿其始终的是却是使命型政党。明确所处时代条件,确定自身政治使命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更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建设的基本依据,决定着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建设的方向、目标和方式。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凡是能明确自身政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其革命事业就会取得進展,但凡对自身政治使命认知存在偏差的,其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目标、政治路线都是依据其政治使命来加以制定的。政治目标、政治路线是表,政治使命是里,政治使命决定着政治目标和政治路线;政治目标和政治路线则是政治使命达成的具体方式,两者辩证统一,相互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正是在不断认识和实现其自身政治使命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认识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使命,决定了党能否把握时代潮流、明晰发展大势、明确依靠力量、制定正确策略,可以说,明确政治使命是党政治建设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目标任务、政治路线等都是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的最佳诠释,正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工程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时代要求是党加强党内在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渊源。   3. 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理论的内在要求
  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既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建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时向来非常重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权威。十九世纪中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忽视否定国家和权威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便惨遭镇压的巴黎公社运动,都促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和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经验教训的过程中详细阐述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理论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这一理论也契合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需求。马克思在撰写《法兰西内战》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则明确将维护权威视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则从理论到实践对权威进行了详细阐述,恩格斯认为权威不仅具有存在的必然性,而且巴黎公社因缺乏集中与权威而惨遭失败更加证明了权威在无产阶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发展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理论。针对俄国党内存在的“党员俱乐部自治”主张,列宁明确指出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凝聚力战斗力的削弱,是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列宁认为,具有严密组织、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只有始终重视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始终不断强化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才能始终保持和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强调的权威不仅仅是单纯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层面的权威,而且也是对无产阶级领袖个人权威的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讳言伟大人物、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详细阐述了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内在关系,明确了领袖权威的重要作用。列宁认为一定的阶级是由特定的政党来领导的,而政党的运行则需要领袖的领导,缺乏领袖权威其所代表阶级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其所代表的政党也将难以运行。当然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是在长期的艰苦磨砺中形成的,只有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忠心为民才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理论为明确“两个维护”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制度建构理论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也是建构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既是打破旧世界的武器,更是建构新世界的武器,打破旧世界是手段,建构新世界才是目的。党内政治文化从表层来看是文化,但最终还是得归根于制度层面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对制度建构的重视,是党内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扬弃基础上的制度建构意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鲜明的制度建构意识,马克思主义将制度建构意识始终贯穿其中。这种建构意识充分体现在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要打碎反动阶级旧的原有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与无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国家机器,而各项制度正是国家机器存在的有效载体和运行的有效保障。马克思主义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建构意识最早萌芽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教训时发现旧的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完全悖离的,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为保障自身权益而独立行动时,作为一切反动派工具的旧的国家机器就会用来镇压无产阶级,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法国表现得最为突出,这进一步明确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保障无产阶级自身权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件。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时,在原有思考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得出了无产阶级不能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达到自己目的的结论。在巴黎公社革命中,資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镇压无产阶级、奴役人民群众的本质暴露无遗,反动阶级反革命的暴力只能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来摧毁,用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代替被打碎的旧的国家机器,代替原有的旧的国家机器的将是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公社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新的政治制度。当然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不是要割裂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内在继承性,打碎更多的是从国家政治制度的阶级性质出发的,而在具体的组织形式上,无产阶级国家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原有具体组织形式的批判继承。这是建立在扬弃基础上的制度建构意识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建构明确了原则。
  2. 明确目标全局的制度建构视野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制度建构理论有着明确的全局意识和目标导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意味着用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马克思对此有着明确的全局的制度建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内在性质决定了一切的革命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国家政权问题,从国家的起源来看,国家是阶级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而从国家的本质来看,国家作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特定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革命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展开的,能否取得政权是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志。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从反动阶级那里实现国家政权交替,上升为统治阶级,才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原先的革命相比,无产阶级革命是对原有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旧有革命模式的扬弃,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无产阶级不能对原有的国家机器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对旧有的国家机器进行根本的改造。作为暴力机关的国家机器在当时的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相当庞大而又完备的,无产阶级在没有取得合法斗争权利的情况下,要想实现政权的更迭,制度的转换只能诉诸于暴力革命,当然暴力革命并不是实现制度变更的唯一的绝对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忽视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平实现政权更迭、制度转换的可能性。制度建构是获得国家政权的手段,更是巩固和完善国家政权的重要形式。在获得国家政权,巩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巩固工农联盟,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等无一不是在进行新的制度建构。这种目标明确放眼全局的制度建构意识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3. 明晰重点的制度建构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非常讲求制度建构的策略性和实效性,有着清晰的建构重点。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为领导德国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为新成立的同盟中央委员会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其中明确了德国无产阶级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实现国家统一与民主革命任务相统一的革命路线,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统一共和国的基本任务要求下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改造措施和过渡性措施,这其中包括实行普选权、建立人民武装、普及国民教育、实行免费诉讼、限制资本增长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明确了当时德国国家分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革命现状,体现出了制度建构的明确性和实效性。《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了有益制度建构尝试,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最高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的职责与权限,明确了其具体的行为准则,鉴于当时工人运动的现实水平,为了实现工人组织的大团结,使国际工人协会成为逐步溶解工人组织各个较小宗派,逐步抛弃各种工人组织宗派学说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大熔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对具体内容的妥协折衷,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制度建构的策略性和灵活性。在第一国际时期的四次代表大会上都始终强调了制度建构的重要性,对制度建构做出了有益尝试。在巴黎公社成立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公社采取了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实行选举撤换制、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法令等一系列改革,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这些制度建构的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制度建构举措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只是根据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将已有的制度措施以及社会预测当作固定不变的教条,对制度的建构应随着实际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加以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明确重点、讲求策略的制度建构思想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化研究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1] 衣俊卿,胡长栓.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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