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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论王符的经济本末论与《管子》之关系

作者:未知

  摘要:王符的经济本末论思想,历来为学人赞誉。深入探寻其思想历史渊源,发现王符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管子》一书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管子》和王符都以“农业为本,工商兼重”为基本富民政策,都将经济发展中的“淫巧”“奸伪”现象视为“末”,主张对其坚决禁止。王符经济本末论的形成,正是受到《管子》“和而不同”哲学思维的影响。王符的这一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谐发展颇具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管子》:王符:经济本末论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3-0026-05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历来以代表作《潜夫论》著称于世。在这部文集中,王符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政见。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评日:“(王符)虽以耿介忤时,发愤著书,然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汉末弊政,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比也。”尤其在经济思想方面,王符提出的本末论,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刘文英先生就曾言:“王符对‘本末’的重新划分,比较全面地估计了农、工、商三个部门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揭示了造成工商业畸形发展的经济根源,是他对汉代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关于此问题,时人前贤探讨已经很多,笔者不想再狗尾续貂,更希望探寻一下王符这种经济思想的历史渊源。笔者发现,《潜夫论》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管子》的影响,甚至有些句段,明显就是化用《管子》成句而來。如《潜夫论·明暗》:“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由《管子.明法解》:“明主者兼听独断”化用而来。再以《潜夫论.忠贵》“是故明主不敢以私爱,忠臣不敢以诬能”和《管子·法法》:“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潜夫论.浮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和《管子.揆度》云:“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其寒者”相较,更是看出王符直接以《管子》的成句入文。这就启发笔者进一步思考王符经济思想同《管子》经济思想的关系。笔者认为,《管子》一书对王符经济本末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试探讨如下,敬请方家指正。
  一、农业为本,工商兼重一一对“本”的重视和认识
  本与末,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对常见的范畴。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长期以农耕为主,农桑即成为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所以,在先秦的思想家看来,发展农业就是立国之本,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本”指的就是农业。如《苟子。君道》曰:“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商君书.壹言》曰:“能事本禁末则富”《韩非子·五蠹》日:“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趋本务而外末作。”这里的“本”,皆指的是农业,正与所谓“末”的观念相对,而“末”在他们看来就是《韩非子》所说的“商工游食之民”。“重本抑末”就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工商业也长期因为这种观念而受到打压,一直到汉代的贾谊、晁错仍是这样。贾谊就曾言:“今殴民而归之农田,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晦,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晁错虽然没有使用本末的观念来谈此问题,但他坚持的仍是“重农抑商”的观念。他说:“地有遗力,民有余利,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于农也。”贾谊和晁错的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代表了汉代社会的一种主导观念。
  在《管子》和《潜夫论》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两者对“本”的认识却颇与上述观点不同。他们不仅提倡农业为本,而且还主张工商兼重,并没有笼统地将工商业视为“末”而进行抑制。
  先看两者的以农为本。《管子》一书十分重视农业,开篇首句便是:“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而且,“其重视农业的理论是始终一贯的。”类似的论述,我们可以找到很多:
  《牧民》:“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
  《山权数》篇云:“谷者,民之司命也。”
  《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奇巧,而利农事。”
  《五辅》:“庶人耕农树艺,则财足用。”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
  《立政》:“桑麻植于野,五谷宜于地,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
  《揆度》:“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其寒者。”
  可见,《管子》的作者深刻认识到了农桑的重要性,将农业放在治国之道的根本位置上来予以强调。在他看来,为国之计,首在富民,富民之本,重在农桑。只有循天时、用地利,大力发展农桑、畜牧,增加和扩大人民的衣食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来源,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
  同样,农业也是王符经济思想的基础。他在《潜夫论·务本》的开篇即言:“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口。”既然富民在其经济思想中是如此重要,那怎样才能实现富民的目标呢?《潜夫论.叙录》:“民为国基,谷为民命”。、这和《管子》“谷者,民之司命也”的表述如出一辙。这句话简短而明确地将农业放在了发展经济最突出的地位。类似的表述又见《潜夫论·务本》曰:
  夫富国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故力田所以富国也。……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
  可见,在王符看来,国家要安定、要发展,最基础的工作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有通过发展农业使人民富足,才能进一步“富乃可教”,最后实现人民知礼、国家富强的目标。
  再来看工商兼重。《管子》充分认识到了商业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对商人劳动的价值给予肯定,如《管子。小匡》:“羽旎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并且认为“无市则民乏”。《管子》的作者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已经变成一种必然趋势,人们不可能将自己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都自行生产,物物交换将变成人们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唯一途径。商业的产生正源于此,商人的作用就在于商品流通。这对于满足人们的需要是必须的,也是有益的。《管子》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客观的,所以其作者并没有将工商业一概视为“末”而予以打击,而是承认其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   王符同样认识到了工商业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做到了理性看待工商业的发展。他的认识是:“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王符也主张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要兼重工商。他的这种经济思想,修正了汉代社会由贾谊、晁错等人一直宣扬并奉行的“重农抑商”的错误思想,对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和实际作用给予了重新评估和肯定。对此,王步贵先生称颂道:“(王符的)这种估计和肯定实际上是对轻工商的浅陋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显示了王符经济思想的理论火花和独到见解,为当时一般思想家的认识水平和理解高度所不及。”
  总之,王符经济思想中的“本”不仅包含了传统认识中的农业,还包含了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工商业成分。而这种认识,与《管子》思想遥相呼应,可谓是一脉相承。也正是因为受到了《管子》思想的启发,才能让王符对汉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本”,认识得如此切实、理性。
  二、明督工商,打击淫巧一一对“末”的界定和限制
  我们再来看看“末”的问题。胡显中先生曾言:“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以本、末代替农业、非农产业关系者,始于商鞅、继则韩非。”如上所论,先秦及汉代的思想家,基本上对经济发展中的“末”的认识就是工商业。他们是主张将工商业一概禁止的。那么,既然《管子》和王符对“本”的认识承认了工商业的合理地位。那他们所谓的“末”指的又是什么呢?试先看《管子》论“末”:
  《立政》:“工事無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
  《法法》:“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关;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关;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纹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五辅》:“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农以劳矣,而天下饥者,其悦在珍怪,方丈陈于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是故博带梨,大袂裂,文绣染,刻镂削,雕琢平,……古之良工不劳其智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生。”
  由上面的引文不难看出,《管子》的作者所认为的“末”,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泛指的工商业,其具体含义即是专指那些生产和销售所谓的“雕纹刻镂”“美衣锦绣”等物的行业。他们认为,这些“文巧”“玩好”“奇珍”之物,都不是一般人生活中的必需品,皆是对社会发展无用之物。这些行业非但无利,而且还有害。如果大量的人员从事这些“末”业,其造成的必然后果是社会劳动力的流失,进而将会严重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导致粮食供给不足。最终的结果将是民饥国贫,所以政府必须对其进行坚决禁止。在他们看来,工商业的发展主要是以货物流通以及提供生产器具为宗旨,而这些“文巧”之物已经违背了这一宗旨,因此,将其视为“末”。
  那么,我们再考察下王符的经济思想中“末”的具体所指。《潜夫论·务本》: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阮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游业末事,以收民利,此贫邦之原也。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国也。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伪饬之,以欺民取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界愈病矣。商贾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此三者,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实。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则民富国平矣。
  王符的意思很明确,他同样是认识到了手工业的职能在于“备器”,这些必要的器具应该是人民生产必需的,所以王符为之制定的标准是“胶固”“便事”,也就是要既方便操作,同时又结实耐用。但是有些“奸工”所制造的却是“雕琢之器,巧伪饬之”,这就是王符不能容忍的了。同样,他也认为商业具有“通物”的社会功能,对于商品的社会流通,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那最终的后果只能是“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由此可见,王符所指的“末”,同样是那些在他看来没有实用价值的“雕琢”“淫侈”之器。对于这样的工商业,他提出的主张是:“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则民富国平矣。”
  《管子》和王符经济思想对“末”的理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其局限性,可能对商品工艺的发展还缺乏必要的认识,但对当时社会抵制统治阶级的奢侈无度,促进封建帝国的强盛倒不失为可行的见解。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说王符“农业为本”的思想可能来自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传统的话,那其经济思想中的“本末观”的认识就显得较为切实而理性,而这正和《管子》的经济思想遥相呼应。两者皆对农、工、商三者的地位和作用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判断,一方面承认工商业的合理地位,一方面又致力于打击那些畸形发展的工商业及奸伪、淫巧之徒。因此,可以说,王符的经济本末论正来自于《管子》想的影响。对于这些“末”,王符主张的是“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而《管子》也一再呼吁“文巧不禁则民乃淫。”
  三、和而不同一一对本末关系的和谐处理
  《管子》和王符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农、工、商三者之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都有较为科学的认识,这都为他们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奠定了崇高的地位。这种认识,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可谓是一种各行业和谐发展的关系。因此,要进一步探寻的是,两者能够在当时的农耕社会中做出如此理性判断,其背后的形上学思想基础是什么?也就是希望探寻他们处理这种农、工、商关系时的思维模式,以期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要理解何以《管子》和王符都能认识到农、工、商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和谐发展的关系。《管子·宙合》有如下一段,颇值得关注: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分,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各为之说,而况其功。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日:天不一时。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逾溪而不尽,薄承溪而不满,高下肥硗,物有所宜。故日:地不一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采,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
  从这段文字的论述可以发现,《管子》的作者已经表现出很深邃的哲学智慧。面对事、业、名、位的分化,以及“乡俗”“国法”等规范的不同,《管子》的作者能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上这些分化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不得不如此的,但同时又似乎存在某种足以统摄贯穿其间的东西。而作者所探寻的,就是这种能够起到统摄作用的东西,即“道”。这种“道”具有“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的功能。可以说,这位作者既承认了社会发展带来的事物分化的不同,又努力追求其间的普遍法则,即能够让这些“不同”和谐存在的规则。这种探寻,是他们对外在的自然“天”“地”进行认真体察的结果。他们发现,日月山川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变化,但皆能和谐地共存。对这些现象进行总结归纳,他们得出的结论即是“和而不同”。于是,再将这样的哲学思考运用到对社会分工的认识上,他们便得出了“人不一事”的结论,即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不同”是必然的,关键是各种行业的发展要“和”。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哲学思想的引导下,《管子》的作者深刻认识到随着历史的进步,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他们摒弃了中国传统上的重农抑商思想,对工商业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因此,《管子·小匡》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里的“石民”之“石”,“颜师古云:‘石,言坚固如石也。”’同样的,王符也看到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所以能在“重农抑商”风气颇盛的汉代社会提出新的经济本末论思想,可谓空谷足音。其认识问题的思维模式,正是受到了《管子》思想的影响。
  然而,《管子》和王符在“和而不同”思想的指引下,又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提出了对“末”的认识,这可能就更多是出于“和”的考虑。如上所论,“和而不同”需要努力探求能够统摄这些“不同”和谐共处的法则。那么,如果有的事物违背了这种和谐的法则,那就必须坚决予以禁止。他们认为,工商业中的“奸巧”“淫伪”现象正是对这种和谐关系的一种破坏。这些“末”,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危害,所以他们主张对其坚决禁止。我们来看他们的论述:
  《管子·重令》:“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纹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冬寒之伤,而女以关衣锦绣纂组相稚也,谓之逆。”
  《管子·治国》:“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潜夫论·浮侈》:或裂拆缯彩,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彩丝而縻,断截以绕臂。此长无益于吉凶,而空残灭缯丝,萦悸小民。或克削绮觳,寸窃八采,以成榆叶、无穷、水波之纹,碎刺缝缺,作为笥囊、裙、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此等之俦,既不助长农工女,无有益于世,而坐食嘉谷,消费白日,毁败成功,以完为破,以牢为行,以大为小,以易为难,皆宜禁者也。
  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大量劳动力流失到工商业中,使得工商业出现畸形发展的趋势。这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直接影响到的就是粮食的产量。正如上引《管子·揆度》所言:“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其寒者。”当社会产业结构出现:“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的情况时,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将被打破,各个行业也就自然难以和谐共存了。另一方面,当社会过度沉浸在对“淫巧…‘雕镂”等奢侈品的追求中,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之后,必然会导致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加重人民的负担,同样会破坏社会整体产业结构的和谐发展,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民贫国危。因此,“不同”是合理的,但是以“和”为前提的。如果这种“不同”破坏了“和”,那就要利用外力对其进行干预,使其重归于“和”。对于农、工、商等产业的和谐,自然就是要“明督工商”,对那些专事“淫伪”的工商业予以坚决的抑制。由此以保证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和谐有序发展,进而促进民富国强的目标实现。
  我国现在提倡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各行业的全面协调发展。《管子》和王符经济本末论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还存在局限,其对工商业中“末”的理解也不尽合理。但是,其“和而不同”的哲学思维模式,传承了古代哲人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结晶,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谐发展仍然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发展“三农”是重中之重。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快发展工商业,又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因如此,我们要坚持政府部门的监管和协调,统筹兼顾,使各行业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实现国民經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总之,王符的经济本末论无论在具体内涵还是思维模式上,都明显受到了《管子》思想的影响。当然,王符恐怕只是部分接受了《管子》的经济思想,这两部典籍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方面的联系,甚至还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很大分歧。“《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尤多汇集于此”,而《潜夫论》也是集各家思想而成的经世济用的论政典籍。探寻两者之间的思想联系,既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管子》思想的传承,也有助于深刻地理解王符的经济本末论。本文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此课题更加深入的探讨,只能期待更多学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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