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客服

咨询热线

全球化与追赶型经济增长

作者:未知

  【摘 要】经济学家对商品和服务的国际流动给予了过多关注,但忽视了思想的国际流动。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流动不能完全代替思想流动。根据教科书中最简单的贸易模型,过于关注传统贸易,可能会减少提高福利、促进思想自由流动的举措。20世纪下半叶,随着穷国和富国的预期寿命开始趋同,思想流动的巨大效应开始显现。如果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贸易经济学家)能够在非竞争性和排他性概念上采用一致的词汇,他们将能够更好地讨论技术和制度的国际流动。分析技术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有助于解释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为什么私营企业成功地传播了一些技术(移动电话),而没有传播其他技术(如安全的城市自来水系统)。【关键词】全球化;追赶型经济;技术;制度
  Absrtact: Economists devote too much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flows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not enough to international flows of ideas. Traditional trade flows are an imperfect substitute for flows of the underlying ideas. The simplest textbook trade model shows that a welfare-enhancing move toward freer flows of ideas should be associated with a reduction in conventional trade. The large quantitative effect from the flow of ideas is evid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s the life expectancies in poor and rich countries began to converge. All economists, including trade economists, would be better equipped to talk about international flows of technologies and rules if they adopted a consistent vocabulary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nonrivalry and excludability.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les and technologies may help explain important puzzles such as why private firms have successfully diffused some technologies (mobile telephony) but not others (safe municipal water.)
  Keywords: Globalization; Catch-up Growth; Technology; Rule一、思想的流动
  美联储前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曾指出,“全球化可以划分为跨国界的经济和非经济交往。经济全球化是国家间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过程,反映在商品和服务跨境贸易、资金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不断增加。”因此,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全球化(Johes和Romer,2010)。全球化是由思想再利用带来的收益驱动的。思想的国际流动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减贫和追赶型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二、健康与全球化的证据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对思想流动给予了关注。他认为,绝大多数人,无论他们生活在富国还是穷国,其预期寿命都取决于在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思想、技术和医疗手段(Deaton,2004)。而且根據他和其他学者的观察,再利用这些思想所获得的收益是不容忽视的。
  波及尼翁和莫里森(Francois Bourguigon 和 Christan Morisson,2002)进行了一项跨国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尽管穷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富国,但穷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正逐渐追赶上富国。他们使用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衡量预期寿命的增长,并将其加到传统的人均收入指标中。如果用传统的人均收入来计算,全球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越来越严重,但纳入预期寿命的人均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二战后不久开始下降。
  加里·贝克尔等(Becker, Philipson和 Soares,2005)对死亡率下降的价值进行了更为详细和保守的估计,并得出了类似结论。1960年,全球半数贫困人口所在国的人均收入为900美元(以2000年国际美元计算),但到了2000年,人均收入增长了2200美元。与此同时,预期寿命从41岁增加到64岁,其价值相当于收入增长了1500美元。也就是说,该群体到2000年的最终人均收入应该为4600美元,而不是3100美元,几乎多了一半。这种变化对于穷国来说是具有显著意义的,绝不亚于我们所估算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直接收益。这种变化还对限制或促进贸易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阅读上述论文之前,我的模型考虑了世界科技存量(T*)与穷国科技存量(T)之间存在的差距。一国的制度(R)会影响其他国家的思想进入该国的速度。对于穷国而言,如果有良好的制度,T很快会赶上T*;反之,T可能根本不会增长。因此,变量R可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穷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这个模型对数据作出了合理的初步解释。它告诉我们为什么制度及其创造的激励可以影响科技前沿T*的增长以及T在追赶T*过程中的增长。但关于健康的数据显示,这个一维模型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相互作用。不同类型的技术和制度有着不同的交互关系。制度可能会使降低死亡率的技术进入穷国,同时将提高人均收入的技术拒之门外。   为了准确衡量全球化的潜在收益,我们除了要关注商品和服务贸易模型,还需要更好地理解不同思想类型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在各国制度之间如何相互产生作用。
  三、教科书中的贸易理论
  标准教科书对比较优势和贸易收益的衡量通常依赖单一要素(劳动力)和两种代表性产品(土豆和牛肉)。现在,我们假设这两种产品是降压药和降胆固醇药。在富裕国家,一个工人可以生产10个单位的降压药或降胆固醇药;而在穷国,由于生产老一代药品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一个工人可以生产5个单位的降压药或3个单位的降胆固醇药。
  如果按照教科书的方法,在单一要素和两种产品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贸易比自给自足更能提升全球健康水平的结论。但问题是,药品贸易本身就是缺乏效率的。有效的贸易形式是让穷国的工人与富裕国家工人使用相同的配方生产药品。如果穷国和富裕国家的制度能够允许穷国的工人免费得到富裕国家的药品配方,我们将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而不必依靠传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限制贸易的发展,也不意味着知识产权就是不好的(或是好的)。我们需要丰富现在的理论分析,将药品配方这类思想的国际流动纳入分析框架中。如果只看到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我们可能会忽略更深层次的因素,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更多的传统贸易可能代表着国际思想流动的不足和低效。
  四、案例和常用语
  在讨论思想及限制思想流动的壁垒时,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思想再利用是否实际上是低效的,因为其成本太高(虽然效率很高但被不恰当的制度所阻止)。有人认为,穷国应该能够使用其他国家的知识。但也有人反驳说,知识是可获得的,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知识。准确的语言和基于特定案例的微观基础是解决歧义的最佳方法。
  降压药和降胆固醇药等药品配方是一个具体的思想。口服补液疗法(ORT)的配方在提高穷国居民预期寿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估计,口服补液疗法每年可拯救300万-500万人的生命。这个例子表明,我们并非无法研究思想的流动。你可以在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查询经这种疗法治愈的腹泻儿童的数据。虽然数据的覆盖范围还很窄,但以后可能会有所改善。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将不同类型的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是非常有用的。第一组对比来自公用事业,建设移动电话网的想法和建设城市自来水系统的想法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另一组对比来自交通系统,分别是收取道路拥堵费和让飞行员与空管人员使用常用语进行沟通。
  最后一条制度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飞行员和空管人员使用事前约定的词语沟通可以避免非结构化对话中出现的歧义,双方都确切地知道这其中的法律和程序含义。
  经济学家在交流思想时同样将受益于类似的结构化语言。像“公共产品”这个术语,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让经济学家使用这类模糊的术语,是对脑力的低效利用。既然可以使用简单明确的词汇来开展思想交流,那么就应该坚持使用这些词汇。
  公共财政学者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是竞争性物品和非竞争性物品之间的二分法。现在,每个经济学家肯定都能复述其定义。但别忘了,有一个简单的测试可以验证这两种重要的情形。只要是你能口头解释、在演讲中展示、写在纸上或者在互联网上传送的东西,它就是非竞争性的。口服补液疗法的配方就是非竞争性物品。
  第二个逻辑上独立的概念是排他性。发达国家的法律允许制造新药的配方专利具有部分排他性。在一段时期内,如果没有专利所有者的许可,其他人就不得使用这个配方。一些国家工人生产过时的药品,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生产新药,而是相关的制度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口服补液疗法的配方既不是竞争性的,也不是排他性的。任何人均无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这个配方。
  竞争性和排他性(以及二者的对立面)是我们用来描述思想的全部概念。而溢出效应、外部性甚至公共品这些对于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含义的术语,在讨论思想的国际流动时最好避免使用。
  人力资本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词语,但是放弃这个词有点得不偿失。因此,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微观基础研究,从而消除对这个词的模糊使用。人力资本的基础是具有生命的人,而人是竞争性的。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 ,问题在于人如何产生思想,并写在书上、在课堂上讲、在互联网上传送,但这些并非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理性人对于非竞争性物品的重要性有着不同的看法。这既不是语义学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些证据来解决这一分歧,比如免于死于腹泻的人数以及新治疗方法的普及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可以干脆让安格斯·迪顿來替我们做这项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分享非竞争性物品将会带来收益。
  理性人也会对非竞争性物品的最佳排他性有不同的看法。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现行的法律保护和保密性相结合,使许多非竞争性物品至少具有部分排他性。因此,能够将他人排除在外的人所面临的激励就会影响思想的扩散。
  五、技术和制度
  征收交通拥堵费和航空通信背后的思想与药品和口服补液疗法背后的思想是不同的。为了更好地识别二者的差异,可以将思想划分为技术和制度两部分。
  技术是关于如何重新组合各种无生命物体的思想。某种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以及制造这种物质所需要的化学反应的说明都属于技术。给腹泻患者补充水分的说明也属于技术。
  制度则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航空用语手册”规定了飞行员和空管人员之间的通讯规则。交通拥堵收费系统规定了谁能在道路上行驶。
  公式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概念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将产出Y写成如下公式:
  Y=A(T(T*,R),R)F(.)
  函数A(.)是生产率函数。函数F(.)是传统的生产函数,是竞争性投入(包括物质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一次齐次函数。
  生产率取决于当地技术思想T和制度R的存量,即A(T, R)。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使生产率最大化的技术会有所不同。同理,在不同的技术背景下,使生产率最大化的制度也会不同。   当地的技术思想存量又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存量以及当地的制度,即T(T*, R)。考虑到其他地区的技术T*可能是非竞争性的,所以T可能等于T*。然而,由于T*的某些部分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此实际可用于本地生产的技术将取决于当地制度R所带来的激励。
  六、制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
  通过上述例子和对术语的解释,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本文开头提出的简单论点:穷国实现追赶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对现有非竞争性思想的引入。
  最明显和最直接的一点是,制度R本身就是可以从其他国家复制的非竞争性思想。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国航空用语手册的引入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航空业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扩张,波音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协会(FAA)开始向中国空管和机组人员提供免费的培训课程,后来中国民航部门彻底改革了以前的航空制度。
  对于制度和技术来说,激励是十分重要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协会的援助提议受到了欢迎,部分原因是中国知道联邦航空管理协会可能会因为中方不佳的航空安全记录而取消中方飞机在美国机场降落的资格,并可能向美国航空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不与安全记录不合格的中国航空公司合作。2008年奥运会更给中国的努力设定了最后期限。
  而波音(以及后来的空客)帮助中国改变航空制度的动机也是显而易见的。两家制造商都在特定的技术T*上进行了投资,这些技术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协会以及欧洲航空管制机构实行的规则R*是相匹配的。如果中国实行不同的规则,这些技术的社会和私人价值就会降低。正是考虑到这些技术,飞机制造商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协会都有动力去改变中国的航空制度,使R=R*。
  于是,在多方努力下,中国航空事故发生率降低了10倍,现在是航空事故最少的国家之一。尽管如此,一些误解仍时不时地导致本可避免的惊险时刻,所以中国航空公司和美方仍在进一步推进更严谨的无线电通讯词汇手册。
  激励既可以影响技术变化,也可以影响制度变化。对于很多制度而言,与技术相比,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大部分人必须同意制度的改变。一些早期的飞行员可能购买和使用了传真机或调制解调器,如果其他飞行员和管制人员试图使用新的通讯语言,必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随着涉及的人越多,需要达成更大的共识,制度的改变就越缓慢。
  交通拥堵收费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制度已经在某些地区成功落地,但并没有被复制到其他地方,尽管这些制度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正如某些产权法律制度更有可能带动新技术的应用一样,有的政治制度更有可能导致其他制度的帕累托改进。比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居民决定在正式实施交通拥堵计划之前先试行7个月,然后恢复为实施该计划之前的状态,最后公投决定是否采用该计划(Bjorn Harsman和John Quigley,2009)。
  瑞典这种先试行再决定的两步程序可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相关细节显然很重要。阿根廷也曾采用类似的程序来改善供水系统。20世纪80-90年代,梅内姆政府实施的全面私有化政策,带来了供水服务的延展,并降低了婴儿死亡率(Sebastian Galiani、Paul Gertler和Ernesto Schargrodsky,2005)。但私人企业在向穷国引入能够提高寿命的现代供水技术方面并不是特别成功。到了下一届政府,阿根廷又动员广泛的公众支持来重新国有化(Sebastian Galiani、Paul Gertler和Ernesto Schargrodsky,2009)。
  這样的失败似乎并非巧合。现代供水技术T*是在管制私人垄断的有效制度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缺乏有效管制能力的制度R不相适应。而引入适当的制度体系的成本太高,不像波音公司投资于改变民航制度那样,供水公司无法证明其在改变制度方面的投资是合理的。
  而移动电话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普及与上述例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私有盈利性公司的制度在扩展电话服务方面是非常有效的。这一成功当然需要手机和无线电发射机等实物产品的国际流动,但这些实物产品的流动只是更为重要的思想(包括如何建立和运营移动电话系统)的国际流动的附带产物。这些思想由企业和企业家带到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富裕国家开发的技术因其流动可以带来一定的竞争。在那些地方公用事业监管制度还没有完善到足以使固定电话或供水系统私有化具备政治可行性的国家,移动电话技术所提供的竞争潜力可能是私营企业传播这项技术的关键。在这个例子中,T* (R*)正好能够与当地制度R实现很好的匹配。
  最后,在最贫穷的国家,公共卫生领域赖以成功的制度类似于我们在科学研究或开源软件开发中所使用的规则,这与大多数市场化方法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有些思想可以从世界其他地方引入,并提高生活质量,即使在当地制度体系与现代市场体系中习以为常的制度相去甚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不改变基于市场和法治的现代制度是理想的终极状态的假设下,我们也许应该思考,是否有更多机会采用适用于当地制度的方式,来传播诸如口服补液疗法这类真正改变生活的思想。即使是在最贫穷的国家,失败可能司空见惯,但也会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我们也许能够透过这些成功案例学到一些经验。
  七、两类错误
  教科书中关于全球化的好处的内容可能是不全面的,这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它可能会导致两类错误认识:技术不能复制,而制度很容易复制。不论是技术还是制度,激励是最重要的。制度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会改变激励,而激励又会影响技术的流动和当地可获得的技术生产率。
  由于达成共识和协调的成本很高,因此稳定的制度体系很难改变,即使是环境发生了改变使得制度不再最优。如果元制度(即用于改变制度的制度)的创新能使人们更容易从现有制度过渡到在其他地区已经成功运行的制度,那么它就是特别有价值的创新。
  参考文献:
  [1]Becker, Gary S., Tomas J. Philipson, and Rodrigo R. Soar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Ine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95(1).   [2]Bourguignon, Fran?ois, and Christian Morrisson. 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92(4).
  [3]Deaton, Angus. Health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Z]. In Brookings Trade Forum: 2004, ed. Carol Graham and Susan M. Colli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4]Fischer, Stanley. Globalization and Its Challeng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 93(2).
  [5]Galiani, Sebastian, Ernesto Schargrodsky, and Rafael Di Tella. Reality Versus Propaganda in the Formation of Beliefs About Privatization[R].NBER Working Paper w14483, 2008.
  [6]Harsman, Bjorn and John M. Quigley.Political and Public Acceptability of Congestion Pricing: Ideology and Self-Interest[J].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09-005, 2009.
  [7]Jones, Charles I., and Paul M. Romer. 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J].American Economics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 2(1).
  (* 保羅·罗默,斯坦福大学教授、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吴思)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8820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