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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你生命的烙印

作者:未知

  作者简介:
  程杨松,男,1980年生。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研究员,江西航空产业软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员,上饶师院文传学院客座教授。迄今已在《飞天》《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牡丹》等文学期刊发表各类作品近百篇。
  假如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条泥沙俱下的河流,穿过山冈,转过幽谷,淌过平原,终至苍苍暮云归处,那些曾被反复使用并贴上个人标签的一些话语,更像是河面溅起的几粒晶莹水珠,照射出时间的印渍,宛如一个人成长的真实刻痕——那是打开一扇久被尘封的回忆之门的密钥。
  比如我的儿子跳跳。如果他不在身边,关于他的印象,除了眼前浮现出一张顽皮的脸庞、一杵细细的身肢、一副酷酷的样子,就是一些烙印于胸的话语——他的那些零星话语,像一把细小的种子从耳廓零散植入,在脑海倔强生长,却于胸腔深刻扎根。
  循他十二年的成长水路纵深溯洄,我能打捞起他最早的生动话语(像被冲上记憶堤岸的一份确凿证据),是“还给妈妈”——多么纯粹的内心表白,又是多么明显的情感倾向!一个“还”字,能印证出他与庇护者不折不扣的严谨关系或契约精神(有些与生俱来);而所还对象“妈妈”的唯一指向,则彻底暴露了他对庇护者的深度依赖已然不可替代(另一种与生俱来)——这更像是一条重要线索,通过解读、分析、推演和联想,我能还原出关于他的更多生动细节,并找回被时间带走的隐秘真相。
  那是十年前,他两岁,走路还摇摇晃晃,说话却已清清脆脆。春寒料峭,他细软的头发上顶一只黄色的开司米帽,帽上两只毛绒球钟摆般一荡一漾,忽左忽右;白皙的瘦脸颊巴掌大,细嫩得像抹上了一层鲜蛋清,以致能清晰显出皱纹般的细密血管;一对淡细眉下两只大眼睛乌溜溜地转,一张小嘴唇红齿白,像用朱笔精心描出的一粒小红点——他太娟秀,以致五岁前总被人误以为是女孩,让我啼笑皆非。当身高1.53米、体重55公斤的妻子着一身羽绒服深情搂抱着他,就像一个笔画繁多的汉字紧紧粘连着一只简易的偏旁部首,那种不离不弃的依偎,浑然一体得让人温暖和艳羡。
  那些年,我和妻子,在一个接一个的陌生小城谋生,为三只饭碗殚精竭虑,像两只日夜旋转的陀螺,被一条生活的重鞭抽打得无法安歇。我们既没有多余的金钱挥霍,也不敢挥霍仅有的时间,只有算计着金钱那样算计着时间,并央请我们的母亲相继过来帮着照料儿子,好让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换回些金钱。每个工作日的清晨,浅睡的儿子总会雷打不动惺忪醒来,先被妻子奶毕,再被转交到奶奶或外婆的怀抱——也许这怀抱太过久远而陌生,毕竟是当年属于父亲或者母亲的,与他相距着阔长的时间缝隙,以致不算太熨帖——这样的嬗变立即引起儿子的警觉与排斥,然后开始对妻子渐渐远遁的身影甩手蹬腿并号啕大哭,哭声鲜亮亮的、脆生生的,像一串扑簌簌的雨珠噼噼啪啪敲打在瓦楞上,让人听着耳朵愉悦却内心疼潜。这样的复习,持续了好一阵子,他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无可奈何认命——或许,他已然知晓母亲不在身边的哭泣毫无意义。可每当妻子弄出的声响(譬如敲门声、开锁声或者话语声)从一扇门外隐约传来,他便迅速进入哭泣状态(无需丝毫前期准备);而当妻子高大温暖的身影(于他确是这样的)闯入眼帘,他瞬间便将自己的哭泣推至高潮,并拼尽全力扑向妻子的怀抱:“还给妈妈,还给妈妈……”一副涕泪俱下的委屈状,好似一件被短暂外借的珍宝受到了无端的虐待和迫害,急需主人收回并小心呵护。我想,他这样本性无遮的情状表现,或许会大幅瓦解奶奶或者外婆辛苦照料带来的成就感。
  为将两位老人从带娃的劳顿中部分解放出来,半年后,我和妻狠狠心,将儿子送进一家费用不菲的半托式私立幼儿园。每天清晨的送别,倒是很快适应——不再泪眼婆娑,只是略作缱绻,然后雀跃入园——除了对既成事实的无力屈服,或许,老师的明媚笑脸能大致替代母亲的温暖,与伙伴分享的一场快乐游戏也能有效缓解母亲暂时离去的空虚,甚至一首小诗、一曲歌谣、一个童话、一幅图画,也能充分激活他更多的快乐因子。可每当傍晚垂降、妻子现身,无论身在何处或谁之怀抱,他都会哭叫着“还给妈妈”并不管不顾地扑向妻子——那种歇斯底里的依赖,会让我没来由心生几分妒忌。
  “还给妈妈”——他本就属于他母亲,本就是他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骨肉,也只有重新黏回母亲身边,才是完整的;而一场短暂离别造成的内心不安,也只有还给再度重逢的温暖瓷实,才是幸福的——年仅两岁的儿子,用最言简意赅的个人感言,为母爱如山做了最生动的注解,并为母子连心做了最深情的阐述。
  后来,他稍大一些,开始迷上了一些可爱的游戏。比如识认车标——妻子买来一本厚厚的汽车彩页,教儿子一一对应识别:什么牌子的汽车是怎样的标志、怎样的造型,甚至是怎样的车灯,然后以极大的耐性反复考问,以强化记忆。要是带他从小城的街边晃荡而过,看到有车辆来来往往,妻子也会不厌其烦地与他比赛识别并较真印证,一辆又一辆。这无疑激发了他对汽车的热爱,以致三岁左右便能识别近百款汽车,并深入掌握汽车一些易被忽视的细节,比如大巴车的雨刮器和小轿车的截然不同:大巴车的雨刮器是两根刮杆从两边向中间同时刮;而小轿车的雨刮器则是两根刮杆同时从左向右刮——这曾给他的幼儿园老师带来一次小小尴尬。老师带领孩子们在操场上做开大巴车游戏,当表演到大巴车刮雨时,想当然地教孩子们用两只小手当雨刮器同时从左向右摆——儿子立马指出了老师的颠覆性错误且一本正经义正词严。后来据他回忆,事件的结局是老师当场愣了有数秒钟然后挤出笑脸深入浅出地表扬了他的善于观察,然后带着孩子们中途硬生生变换了两只小手的刮雨姿势。
  那段时间,若有人来家中做客,最搞笑的事情,莫过于怂恿儿子身体力行表演开汽车,而最最经典的,则是他学汽车挂挡——这绝对是件欢娱自己又快乐他人的创造性游戏:挂一挡,他双手竖垂侧贴着腿,双脚并拢站直,身体向左一歪再向前用力倾;挂二挡,身躯向左一歪再向后仰;挂三挡,身子直直向前倾;挂四挡,身子直直向后仰;挂五挡,身躯向右一歪再向前倾;挂倒挡,身子略下蹲然后向右歪再向后仰……他蓄着一脸严肃的表情一丝不苟地表演,看的人早已捶胸拍腿前仰后合笑岔了气。然后乐此不疲地反复逗弄:挂一挡,挂二挡,挂五挡,挂倒挡……如此三番五次,伴以捧腹大笑,儿子终于厌烦(或许终于疲倦,也或许终于知道自己被逗弄),嘎嘣丢下一句“好,可以,差不多”便不再理会众人,径自回房间看他的小人书去了,留下一众人等面面相觑。   “好,可以,差不多”,据妻子说,这最初源自儿子对一杯奶的真切态度。妻子将奶粉舀三大勺进奶瓶里,三岁的儿子便叫道:好,可以,差不多(莫非有自知之明?)。妻子将泡好的牛奶用碗冷水凉上几分钟,他便急不可耐地说:好,可以,差不多(或许该理解并支持他对成长的由衷急切)。再后来,这句并列式短语便演变成他对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涵括认识论和容忍度的态度——总之当是举重若轻、删繁就简、抓主放次的人生态度,亦是不随意凑合也不死磕纠缠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在时间和空间等维度为他日后的成长留足了所必需的弹性空间,然后空间里既可以住着繁华理想,也能住着诗意快乐。
  “好,可以,差不多”——他这种人生态度是否会对我产生或浅或深的正向影响?以致我对他的成长渐渐心平气和并抱持浪漫主义,以致我会心口合一地想:若他的未来能够“好,可以,差不多”,那我便也就“好,可以,差不多”了。
  时光的马蹄嗒嗒,似乎还萦绕耳畔,却早已风行水上,云过千峰。儿子渐渐长大,启了蒙,入了学,晓了事,配了手机,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爱上了手游和抖音。一部智能手机,早已替代了母亲成为他不可撼动的精神教主和不可或缺的情感归宿,成为插足我们一家三口顶顶厉害的“第四者”——因为一只智能手机的存在,我们和儿子陷入了一场捉迷藏式的持久拉锯战:他就像一缕无孔不入的风,我们严防死守的篱笆扎得再严密也总有可钻之缝隙;就像一滴随物赋形的水,我们围追堵截的堤坝夯筑得再硬实也总有可渗之纹裂,以至于不得不从完全禁止向适度开放妥协。每天傍晚放学一回家,他第一件紧要事便是找出手机来玩一会儿,好似要把憋了一天的手机瘾火山爆发般释放出来。常常是这样:我和妻子边在厨房拾掇一顿晚餐,边把着时间唤他做作业。唤一次,他应道:马上。隔几分钟再唤一次,他又答道:马上就来。再隔几分钟,看他还是将头深陷在一只手机屏幕里,就像陷身一个深不见底的旋涡。我彻底火了,放下手中的活儿,愤愤走向他,黑着脸,一把揪住他一只大耳朵,将他拎至餐桌前:“马上,马上,你的马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是破马烂马还是歪马斜马?从客厅过来要这么久?你这么拖拖拉拉、慢慢吞吞,哪里是马上?连牛上、龟上都不是,都不如!”看我真生气了,他顾不上我话语里的幽默和哲理,噘起嘴怯怯地瞟我一眼,揉揉被揪疼的耳朵,恹恹低下头,窸窸窣窣摆开书本做作业。
  做完作业,吃过晚饭,他通常会打着“我好累”的幌子要求“放松一下”——他所谓的“放松一下”,便是央请我们把手机给他玩一把。该练钢琴了,又得“马上”几次再姗姗而去;练完琴学书法,还得“马上”几次再悻悻前往……就像手机错按了循环播放键那样无止无休。这让我痛恨他的玩性,也痛恨自己的忍性;更痛惜一匹马的负面性(屡屡被儿子言不由衷的谎言肆意抹黑)——自始至终在“马上”,却因玩性、拖沓、迟缓,分明在难以出发的远方。虽然我不苛求他能像只蝉脱壳似的蜕变,但也盼着他能像一条蛇蜕皮那样至少是自己(这样的未来状态)——我多么希望,他日长日成,有朝一日熟读诗书并能体会“俊杰马上郎,挥鞭指绿杨”之深意,那该有多好!
  有时父子心平气和,身心闲暇,我会逮住机会,在还算融洽的氛围里向他灌输一些道理,兜售一些见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佐以亲身事例或他人案例,完全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严谨做派。他会难得以好耐性认真配合,听得一脸严肃、两耳直竖,两只大眼睛吧嗒吧嗒眨巴,两幅长睫毛跟着一颤一颤。说了半晌,我问他:“知道了啵?”他点头如捣蒜:“知道了!”“光知道不做到没用,知道了还要做到!”我回复他。我为自己这样的神回复思虑重重、忧心忡忡:既深切担心他的知行合一经不住诸多诱惑和时间考验,又深度反思自己在他面前是否言行如一,言传身教。这让我的一次精心设计的思想教诲以一段大片的沉默收尾。
  再以后,他便将一句“知道了”挂在嘴边(好似他成长的骄傲宣言):让他出门注意安全,他说“知道了”;让他放学立马归来,他应“知道了”;让他拐楼下小店买点啥,他答“知道了”;让他认真复习准备一场考试,他还是一句“知道了”……虽然最终的结果或许不尽如意,会彻底暴露他的“知道”与“做到”之间或大或小的差距,但他一句信誓旦旦的“知道了”还是会换回我们的即刻心安并对他的(也是我们的)将来保持不死的希望,然后向着希望死皮赖脸地贴近一些,再近一些。
  ——是的,希望还是要有的,也还是要为之鞍马不解去奋然努力的,雖然我也“知道”要“做到”的确很难很难——但万一就实现了呢?那些语言的烙印不就成为勇毅前行的足印了吗?
  或许,你也会这么想的吧?
论文来源:《大观·东京文学》 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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