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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想象

作者:未知

  在人工智能、神经医学、生物科技等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物种的纯洁性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人类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由科技进步所主导的“后人类”时代,人与机器的深度融合以及人类基因的编辑和改造不再是一种荒诞不经的狂想,而是已经部分地成为了现实。正如美国著名的后人类主义学者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所言,人类当下急需回答的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会变成后人类,而是我们将会变成哪一种后人类,1在《后人类》一书中,意大利学者罗西·布拉伊多蒂更是进一步断言:一旦人类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大量介于“人”与他的他者之间的壁垒就会坍塌下来,在由此打开的本体论缝隙中,其他的物种将一个个跃入其中。2如果说在现实世界中,这样一幅画面的出现还为时尚早的话,好莱坞科幻电影则早已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后人类的狂欢世界。面对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影片可以说触动了我们最明媚的希望和最晦暗的恐惧。3将目光从好莱坞转向中国,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中国科幻电影中亦出现了一批可以纳入到后人类视野中的他者形象。尽管“在好莱坞确立的硬核科幻片的参照下,这些电影的特效粗糙、制作低廉、故事简单、场景单一,其中有些电影只是借用了科幻情节作为界定,而不能直接被认定为科幻片”,4但它们确实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参与了后人类想象,并对盲目尊崇理性和人类主体的观念提出了反思。
  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谱系
  中国人对人造生命的想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道家典籍《列子》中就记载了一个名为“偃师献技”的故事:民间巧匠偃师用人工材料组装的歌舞演员不仅外貌酷肖真人、能歌善舞,更神奇的是这个人造人竟然还当众以目调情,以致引得周穆王大怒。5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语境下,西方关于机器人的知识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出现在了一些文学作品的情节之中。6在1938年问世的中国早期科幻电影《六十年后上海滩》中,尽管并没有出现机器人或人造生命的形象,但却包含了某些具有后人类元素的情节。影片中,60年前战死沙场的两位主人公被某大学教授用科学方法复活并恢复了记忆,但因世态变异,两位主人公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以致闹出了一连串笑话。在闹剧的插科打诨中,这部影片涉及了后人类叙事中常出现的身份认同这一主题。不过,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科幻电影并没有接续《六十年后上海滩》所开创的路线有所突破,科幻电影这一类型在中国也几近绝迹。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两岸三地的电影版图中,科幻片才陆续零星地出现。与此同时,一批与好莱坞电影中的后人类物种迥然有异的后人类形象也开始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
  后人类题材的科幻电影在国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形象谱系。除过我们熟知的机器人(robot)之外,赛博格(cyborg)、生化人(android)、克隆人(human cloning)和具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AI)均是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常客,各种借助神经药理学实现了人体增强的人往往也被归入到后人类的范畴。反观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中国科幻电影,我们可以发现其很多时候尽管出现了机器人、合成人、变异人等形象,但却很少回应科学的最新发展,它们也并不必然与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联系在一起。
  机器人是科幻电影中最常出现的一种后人类形象,而人机关系则是科幻电影中最具有宗教意味的一个主题。中国人尽管很早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机器人知识,但机器人形象出现在中国电影之中却要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1986年上映的大陆电影《错位》中,工程师赵书信制造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在一年后问世的大陆电影《异想天开》(1987)中则首次出现了机器人和外星人的形象。王为一导演的另一部科幻电影《男人的世界》(1988)中亦出现了一位女性机器人形象,影片讲述未来由于女性灭绝,男性只能订制仿生机器人作为妻子。在1988年问世的香港电影《铁甲无敌玛利亚》中,机器人先锋1号和先锋2号作为犯罪分子开发的战争武器而令警方束手无策。在2009年的《机器侠》中,两位机器人K88和K1本被设计用来为人类服务,但它们在与人类社会的接触中却具有了自主意识。2017年,由电影卫星频道节目中心出品的两部《功夫机器侠》问世,影片讲述未来面对外星人的入侵,一切热兵器都已失效,人类只好利用時光机将拥有强大学习能力的机器人送回晚清学习武术。在2019年春节期间上映的《流浪地球》中,“领航员”空间站里的人工智能系统莫斯拒绝执行保护地球的指令,并最终被航天员刘培强所毁灭。
  变异人是中国科幻电影中另一种重要的后人类形象。在1988年上映的科幻电影《霹雳贝贝》中,受外星人的影响,少年贝贝从小就身体带电,并且能够控制电流,特异的身体功能使他无法像正常的孩子那样生活。在《毒吻》(1992)中,三三是某化工厂一对青年夫妇的孩子,由于受到毒素的侵蚀,他一生下来就全身带有剧毒,而且每逢雷雨之夜身体就会暴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三三身上的毒性越来越大,以致被当成了不可接触的怪物。无独有偶,在香港导演陈木胜2010年执导的《全城戒备》中,几个年轻人吸入日军留下的生化毒气后身体发生异变,并最终化身成为所向披靡的变种罪犯。这些电影的基本情节设定均是人类偶然因为外部因素的影响具有了身体异能,而很少像好莱坞科幻电影那样将后人类生命的诞生与现实中人类对生物科技的焦虑联系起来。如在1977年上映的香港电影《生死搏斗》中,码头工人雷永生的血液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血素,能让接受其输血的人返老还童。资本家殷大伟知道了这个秘密后试图囚禁永生作为自己的血库,以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这是一个具有典型的后人类色彩的故事,不过创作者却无意去呈现主人公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的血素的。在香港电影《黑猫》(1991)中,女主角的大脑中被植入了一款仿生芯片,并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杀人机器,然而这部电影并不想讲述一个赛博格反抗人类的故事,也几乎没有对科技所带来的人类异化的反思。1995年问世的大陆电影《再生勇士》讲述的是一个类似于《机械战警》的故事,大卫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身受重伤而昏迷八年,后来因为注射了一种能够增强基因的试剂而成为了打击罪犯的超级战士。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台湾电影《袋鼠男人》(1995),影片讲述妻子由于车祸失去了生育能力,丈夫借助科学怀孕生子的故事。在某种宽泛的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将这个通过科学拓展了人体机能的故事纳入到后人类的视野中。   最后,中国科幻电影中还塑造了一批合成人的形象。在影片《合成人》(1988)之中,科学家庞教授将一个因车祸丧生的农民王家培的意识移植到了华夏贸易公司总经理吳浩的大脑里,从而引发了一场伦理的危机。而在《凶宅美人头》(1989)中,疯狂的科学家柯教授枉顾科学伦理,将因桃色事件而被刺死的罗女士的头颅复活,并为其接上了另一位舞星的身体。当不同的大脑和身体被组接在一起,这个新诞生的生命究竟是谁,两部影片均有意识地探讨了后人类的伦理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想象与西方科幻电影既有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同时又呈现出异时空下的文化差异。有学者曾将科幻电影的后人类叙事归结为拟人观、时间递归叙述和灭绝焦虑三大特征。7如果以此严格地检视,上文所提及的大部分影片只符合第一个特征,中国电影的后人类书写往往距现实太近而离未来太远。除少数几部影片之外,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想象基本上很少回应未来,也较少呈现人类的灭绝焦虑。
  伦理的纠葛
  科幻片的类型设定决定了其非写实性,它是电影创作者立足已知的科学知识对未来世界的幻想式描述。科幻片回应人类对科技失控的恐惧,并对人类的未来展开或悲观或乐观的展望。就后人类题材的科幻片而言,好莱坞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类型经验,其基本情节围绕人机关系、生物科技伦理、英雄的成长、个体的救赎、宗教的启示等展开想象,并最终以人类的胜利作为结尾。近年来问世的《她》(2013)、《机械姬》(2015)、《银翼杀手2049》(2017)等影片更是屡屡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迷思,并对“我们的后人类未来”展开思考。不同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科幻电影,中国科幻电影在进行后人类的想象时尽管也涉及了人机关系、生命伦理等内容,但却很少对人类的未来这样宏达的主题展开深入的思考。后人类生命尽管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智能和异能,却也难免在世俗的伦理纠葛中挣扎。
  如果说好莱坞电影中的后人类物种大都诞生在未来的赛博空间或是科技乌托邦,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生命则诞生在生活化的现实时空中。在电影《机器侠》中,虽然影片开头的字幕交待故事发生在2046年,但很快影片的场景就转移到了偏远小镇上的一座警察局。这座小镇不仅毫无未来化的布景设计,人们的生活也与当下的现实无异。在《错位》中,创作者亦有意识地省去了机器人的制造过程,而将全部的篇幅聚焦在了机器人在现实工作中的一连串遭遇。《霹雳贝贝》中,贝贝一家面临着现实中所有中国家庭的育儿困惑,影片以大量的镜头描述了筒子楼、学校、公交车、游乐场等空间场景。在《男人的世界》中,由于基因改造,大部分的女性在未来已经灭绝,幸存的女性生活在一座名为“女子中心堡垒”秘密基地,然而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基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山洞。在影片《合成人》中,创作者更是将大量的场景设置在了现实中的中国乡村。
  正是因为故事发生在缺少未来感的现实时空中,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想象也就难免被形而下的世俗伦理所羁绊,而很少对人类的未来展开形而上的思考。在《霹雳贝贝》中,贝贝的最大愿望是做一个普通孩子,身体的异能则是他努力想要摆脱的枷锁。在《毒吻》中,身体含有剧毒的三三亦渴望像普通人一样得到亲人的关爱和异性的爱情,身体的异能却最终将他毁灭。在《错位》中,影片尽管出现了对人机关系的想象,但其主要批判的却是中国官场的官僚主义作风。科学家赵书信也并非西方科幻电影中试图成为上帝的科学怪人,他制造机器人的目的只不过是想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电影《机器侠》虽然以机器人K88的遗言“上帝创造人,人创造机器人,人可以怀疑上帝,为什么机器不可以怀疑人?”作为开头,但影片很快就将叙述的重心转向了机器人K1与一位女警员的爱情。在台湾电影《袋鼠男人》中,科幻元素只不过是一些点缀,影片想要传达的是对男权社会和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的揶揄。
  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方科幻电影将人类与后人类物种的关系引向深邃的宗教与哲学,中国科幻电影却不断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对未来进行消解。也许是因为拙劣的技术与特效无法支撑起科幻片的未来表达,又或许是中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在悄悄地发挥着作用,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想象大都聚焦在一些形而下的伦理纠葛上,而缺少对后人类时代已然来临的有力回应。直至《流浪地球》中人工智能系统莫斯这一形象的出现,中国科幻电影的后人类想象才开始跳出世俗伦理的羁绊,而与西方同类型电影展开对话。
  历史的幽灵
  不管呈现的是乌托邦的允诺,还是末日世界的乌托邦废墟,科幻电影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未来的指向。不过有趣的是,一部分中国科幻电影在描绘人类的未来时却忍不住向历史投去了深情的一瞥。中国科幻片所构想的未来世界不仅与现实中的中国不断地展开对话,同时也试图与历史达成想象性的和解。这种对历史的执念或许正是中国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之一,当然它也以其特有的逻辑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后人类想象。
  在电影《合成人》之中,农民王家培尽管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和新的社会身份,但过往的历史却像幽灵一般出现在他的梦中。他无法忘记自己的农村妻儿,也对是否应该心安理得地占有吴浩的妻子和财富心存疑虑。在接手吴浩的华夏贸易公司总经理职位之后,合成人王家培想当然地以自己的农村经验来管理现代企业。他假公济私,把家乡的村民全部招进了公司,以致最后因村民们无工作可做而引发了骚乱;他独断专行,在与国外的贸易中轻信他人,从而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联系20世纪80年代文化反思的时代语境,《合成人》通过这样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触及了当时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过程中亟须面对的观念与身份转换问题。
  在影片《全城戒备》中,生化变异的主题引出了日军二战期间进行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的历史。日军当年妄图用生化物质将俘虏改造成恐怖的超级战士,不过试验尚未完全成功,地下秘密实验室就被盟军所摧毁。几十年后,几位年轻人不小心闯进当年的日军基地,吸入毒气后化身成为拥有异能的变种人。尽管在整部影片中,有关历史的叙述仅短暂地出现在开头,但创作者试图为变种人的诞生寻找一种合理的历史解释的做法还是颇值得玩味的。从历史深处召唤出的幽灵表征着难以弥合的精神梦魇与历史创伤,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西方恐怖片总是将其恐惧之源与纳粹联系在一起。   电影《功夫机器侠》有着更为明显的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意图。影片讲述公元2147年,地球被从天而降的外星人摧毁和占领,人类不分种族和国家团结在一起展开大规模的抵抗,机器人则成为战斗在第一线的勇士。然而,由于外星人早就掌握了人类武器的秘密,一切热能武器均无法阻挡外星人的入侵。节节败退的人类偶然间发现中国功夫竟可以打败外星人,不过由于最高级的功夫在未来已经失传,于是有人建议将具有强大学习能力的机器人送回武学昌盛的时代,让其学会最高强的武功再传输回未来。接下来,机器人1号和一位女机械师被时光机送回到了1895年,并降落在了老将军冯子材抗击法国侵略者的镇南关战场。历史与未来正是在这里发生了神奇的并置:未来是外星人入侵人类的地球家园,过去则是法国殖民者入侵中国人的家园。影片中,在知道了机器人1号阿杰的身份后,南拳王周成林依然决定收其为徒,他的理由是“虽然我不能听懂你所有的意思,但我知道,你学南拳,就是为了拯救那被欺压的人们,就是抵御那像番鬼一样的敌人。”将外星人等同于历史上侵略中国的“番鬼”,这无疑是中国科幻电影中最有趣的设定。时光机召唤出的历史幽灵,不仅构成了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8同时也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电影对他者的想象。
  后人类作为他者
  在好莱坞科幻电影中,那些邪恶的后人类生命作为一种镜像,往往是人性被腐蚀、人类的肉体和思想的协作关系被破坏的末日寓言。正是在合力对抗后人类威胁的过程中,人类战胜了人性中的自私与猥琐,人类文明的价值从而被一次次地肯定。与好莱坞一样,中国科幻电影的后人类想象亦呈现了作为人类镜像的后人类与其造物主之间的纠葛,并对过度尊崇理性的观念提出了质疑。作为人类想象的他者,在这些后人类生命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自身的希望与恐惧。与好莱坞不同的是,中国科幻在处理人类与后人类物种的冲突时很少诉诸直接的外部暴力,而是更多地诉诸情感与伦理的和解。
  一部分中国科幻电影尽管着力塑造了一些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的后人类形象,但却选择用情感的力量来消解这种威胁。在影片《错位》中,科学家赵书信发明机器人是为了让其服从自己的意志,不过机器人在代替其工作的过程中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意识。最后,当机器人越来越叛逆,并且要求获得思想和个性的时候,赵书信只能亲手毁了它。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并没有将机器人塑造成邪恶的形象,而是对其诉求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机器人作为一种镜像,其身上的理性、自信和果敢反倒衬托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身上那种胆小、自卑与懦弱。《合成人》和《凶宅美人头》中的合成人尽管危及人类的伦理道德,但他们本身却并没有过错,影片批判的是那种人为干预生命规律的科学理性。在《凶宅美人头》中,坚信自己的成果可以使“伟大的人死而复生,天才可以无限地延长生命”的柯恩教授最后众叛亲离;在《合成人》中,影片亦在最后的法庭上为庞教授安排了一场忏悔。《毒吻》中的三三本身即是人类疯狂追求经济而枉顾生态环境保护的牺牲品。三三的诞生对整个社会带来了恐慌和威胁,但他实际上生性善良,对亲情和爱情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诉求。
  在大部分的中国科幻电影中,创作者似乎更愿意去探讨人类与后人类的和谐共生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机器侠》中,爱上人类的机器人K1为了爱情,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功夫机器侠》之中,机器人阿杰为了拯救人类不惜违反机器人三定律,从而引爆了自毁装置。在《流浪地球》中,尽管刘培强一开始怀疑人工智能系统莫斯背叛了人类,但影片最后却揭示莫斯是在计算出拯救地球无望的情况下,理性地选择保存人类的火种。有意思的是中国电影中的后人类即便获得了超能力,也不会选择反人类。贝贝在电影中最多不过是用超能力惩罚了一个在公交车上不给老奶奶让座的年輕人,“毒孩”三三本想毒死养母那个不喜欢自己的男朋友,但也很快就良心发现。在许多中国科幻电影中,亲情和爱情成为了一种终极力量,它们是连接人类与后人类的纽带。不过,对于这些影片的创作者而言,人类与后人类的恋爱与白娘子爱上了许仙、七仙女嫁给了董永并没有什么不同。情感的力量可以轻松跨越横亘在人类与他者之间的鸿沟,因为他们只不过是稍有缺陷,或更完美于我们。就此意义而言,中国科幻电影中尽管呈现了一些可以纳入到后人类视野中的非人、半人或超人的形象,其本质上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论文来源:《上海艺术评论》 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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