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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新闻专业主义

作者:未知

  [摘    要] 新闻专业主义的思想起源于西方,随着历史的变迁,其基本内涵不断被赋予新的诠释。随着新闻实践和话语体系的变化日臻完善,我国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的新闻实践中要求的客观公正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有所区别,中国从不回避新闻事业的政治属性,更不会有意割裂新闻事业和党的关系,新闻媒体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面对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专业主义发展带来冲击、专业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话语权被争夺、传播效果被减弱等现象,必须厘清新闻专业主义,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做好意识形态引导工作。
  [关键字] 新闻专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7-0085-06
  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思潮此起彼伏,整个社会思潮呈现出多元的状态。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不断受到外界多元化信息的干扰,舆论引导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当下存在一些盲目信奉西方媒体的人,认为西方媒体客观独立,对我国的媒体则表示怀疑。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新闻专业主义,认清西方媒介的实质。笔者通过简要梳理中国学者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结合中国实际探析了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虽然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新闻实践中早有所体现,但是现代中國学者倡导下的新闻专业主义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质是不同的。
  一、新闻专业主义概述
  
  新闻专业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大众报纸兴起之后,在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服务于公众”的热潮,它的核心理念一是强调新闻的客观性,二是强调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独立性[1]。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和研究日益深入,这些理念也不断地丰富与发展。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中国较早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的学者郭镇之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美国当时缺乏限制的政治经济体系有着重大的关系。黄旦教授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为追求便士报的发展出现的。学者吴越和胡翼青指出,李普曼的思想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力丹则认为早在1690年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就已经出现。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无论怎样,它的出现都是新闻事业史上浓墨的一笔。
  (一)中国学者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研究
  中国学者最早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研究的是郭镇之,他在《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中指出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没落,对于它所包含的价值观也是受到质疑的。继郭镇之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舶来品。侯迎忠、赵志明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中,立足于美国背景来探讨新闻专业主义,将新闻专业主义解释为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同时明确地指出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质和矛盾。通过分析中国在新闻实践中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分析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事业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人员所应遵循的专业主义,是以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为参照,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起来的从业原则和信念” [2]。卞冬磊在《“自由”的抗争:从新闻专业主义到公共新闻业》中把新闻专业主义放在消极自由的框架下,认为“新闻专业主义虽然遭受质疑,但是却一直存在,这是因为整个美国社会及其民主政体始终相信消极自由的理念”[3]。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被打破,公民记者逐渐成为新闻场的新兴力量。新技术开启的新闻革命使得包括普通公众在内的新的阐释单元出现,涉及到以往职业记者关于专业理念、行业边界、工作规则、管理等的协商与谈论,大量全新的元素融入到围绕着新闻专业主义及其话语实践而展开的讨论中。公民记者的出现,带来了无限碎片化的内容,冲淡了新闻的价值密度,冲击了主流媒体的引导能力。不少自媒体面对营收压力,主动迎合部分受众的三俗化审美,降低了公众理性思考的能力。新媒体整体环境趋向娱乐化和碎片化,这些冲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结合新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研究新闻专业主义,重塑新闻专业主义,使它能够促进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张杰、张冲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认为新媒介赋权使受众在新闻生产中也开始发挥作用,以公民新闻网站、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4]。在这样的环境下,作者试图提出相应的对策来营造一个公平、客观、自由的传播环境。
  (二)中国学者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实务研究
  从历史视角来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等近代报人,研究的报纸集中在《大公报》《申报》上。刘怀丕在《大公报“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中认为“‘四不’方针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客观公正报道,二是新闻报道与评论都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 ”[5]。
  以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评价标准,以此来评价媒体对事实报道是否客观公正,评介某位名记者、某记者团体的生前事迹,要求某一媒体遵循新闻专业主义或是对不同媒体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为进行比较总结。王瑞林在《从医患门报道中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尴尬》中对中国当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现状进行了适度考察, 列举了在关于医患报道中部分媒体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并对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总结[6]。
   中国学者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从未中断过,大多数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为我所用,并认为中国的新闻实践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成功也为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很多学者认为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纯粹的职业技能和操作规范,认为可以通过职业化的教育、采写技能的训练来达到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或者他们将新闻专业主义直接地与媒体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要想实现新闻专业主义,必须变革媒体制度[7]。而中国的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舆论工具。   二、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中国的新闻事业与新闻实践活动中所追求的理念看似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所提倡的真实、客观、公正、社会责任、良知、独立有相同之处。但实质上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
  我们所倡导的客观公正,是要始终站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上的,并把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作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新闻报道应从客观实际出发,客观地描述事实的状态、特征、变化、内在的因果关系及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报道的事实符合实际。对客观存在的事实,报道者应忠实记录并如实描述,要尽可能说清楚事实的原委和根据。在新闻报道中不要随心报道,任意地评判事实。报道者的倾向性应当作为无形的意见隐含在新闻之中,应通过对事实的选择、组合所形成的逻辑力量去说服人、引导人。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所强调的客观性,是一种价值中立、事实与意见分开的准则。这种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新闻是由新闻工作者选择并报道的,新闻人本身就是具有意识的,对于新闻的选择以及报道的内容、方式都显示了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要想做到新闻专业主义所希望的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
  郭镇之在《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中指出新闻专业主义是由中立和客观这两个特征发展出的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它的确为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但是在现实面前还是存在着矛盾,是经不住历史与现实推敲的。他们所谓客观的新闻和观点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说, 都是有利于官方的。孙愈中在《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专业主义》中指出,“新闻事业本身就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不可能脱离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意志的”[8]。新闻事件是由新闻记者写出来的,人都是有意识形态的,所以不带丝毫的个人观点,纯粹客观地报道新闻事件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在哪种社会制度之下,新闻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脱离政党单独存在。
  《大公报》一直以来被有些学者作为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典范来研究,但是学者俞凡在《试论新记<大公报>与蒋政府之关系——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中就指出《大公报》作为一家民营报纸,身处近代中国的大背景下,它是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单独存在的。作者通过对台北“国史馆”所藏之蒋介石档案的分析,结合对《大公报》相关内容以及该报历史的研究,比较了其主持人的变化以及蒋政府各项政策的变化,印证了《大公报》与蒋介石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乃至互动[9]。在《也谈新记<大公报>的“不卖”原则——以20万美元官价外汇事件为中心的考察》中,作者再一次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向蒋介石申请购买20万美元官价外汇事件为中心进行考察。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辨析,作者认为这一事件是一次严重不等价交易,深刻地揭示了这场交易维护了它和蒋政府之间的微妙的关系[10]。表明《大公报》所揭示的“不卖”原则,是经不住推敲的。从史学的角度再度深刻说明了新闻媒体是脱离不了社会、政府而单独存在的。
  西方媒介在实践中的独立性也并不像它所标榜的那般神圣。他们所谓的揭露政府丑闻,实质上是为平衡和巩固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服务的。所谓客观的新闻和观点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说, 都是有利于官方的。西方媒介表面在追求独立的地位,在实际过程中不时打着追求独立立场的旗号,制造出与政府彼此独立的假象,有时还是以“小骂大帮忙”的姿态出现,说到底还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样的理念使西方媒体宣扬的自由和开放更加具有蛊惑性,使人一不小心就陷入盲目信奉与学习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漩涡中。郑保卫在《认清西方“媒体独立”的实质》中指出“在大方向上,西方国家的一些主流媒体通常都是与政府站在同一条战线的,他所宣称的‘完全独立’是根本不存在,实质上,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根本无法摆脱资本、政党和政治的干预和影响而独立存在”[11]。西方媒体有意地回避了政党属性,贴着独立的标签,隐蔽地通过各种方式将政党的政治意图传播出去,利用新闻专业主义的说辞描绘出新闻独立和客观报道的景象,让人误以为这种在新闻专业主义包装下的新闻是呈现事实的最好方式。而中国从不回避新闻事业的政治属性,更不会有意割裂新闻事业和党的关系。在中国,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舆论工具。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决定了新闻媒体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被看作是自然科学中的信息,新闻事业是一个专业,是一种职业。这种看法,刻意抹杀了新闻传播与政治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来不掩饰自身思想观点的无产阶级属性和人民性。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作为一种话语被呈现,新闻专业主义不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而是一种探索中的话语实践。我们的新闻媒体坚持并探索用专业的报道手法来报道事实,客观报道新闻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探究两者之间的不同,能更加完善我国的新闻理论,更加事实和坚定我们的新闻观。
  三、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
  
  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许多便利,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但是新媒體的一些短处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譬如新媒体的发展使传授双方的界限日益模糊,传播者变得多元,网络媒体、自媒体在热点事件报道中一味追求时效性而忽略对新闻来源真实性的“把关”,甚至故意歪曲原意、二度创作导致假新闻事件层出不穷等,这无疑降低了媒介的公信力。此外,受众主动权增大,各个领域的思想者都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发布自己的观点、设置自己的议程。各种各样的思潮此起彼伏,人们对于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也不断受到外界多元化信息的干扰。网络舆论语境里充斥着高风险、低信任、利己主义、逐利心态等,在这样多方混杂的舆论场中,专业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话语权被争夺、传播效果被减弱,做好意识形态引导工作刻不容缓。
  在马克思看来舆论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显示出争夺舆论话语权对于无产阶级稳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新闻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即使有许多新闻本身不带政治性质,但是由于任何新闻媒体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独立存在,因此,用不同的方式宣传,往往产生不同的政治效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性质,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根本原则。
  近年来新闻媒体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下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高举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吸收融汇习近平新闻观,用最新成果指导实际工作。时刻牢记党媒姓党,不断强化专业素养,技术素养,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提高新闻生产的专业水平,增强事实核查能力,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5).
  [2]侯迎忠,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J].当代传播,2003,(4).
  [3]卞冬磊.“自由”的抗争:从新闻专业主义到公共新闻业[J].国际新闻界,2012,(5).
  [4]张杰,张冲.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J].新闻世界,2013,(10).
  [5]刘怀丕.大公报“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J].青年记者,2010,(14).
  [6]王瑞林.从医患门报道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尴尬[J].新闻界,2013,(21).
  [7]张雅.2012年国内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文献综述 [J].传播与版权,2013,(2).
  [8]孙愈中.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专业主义[J].采写编,2012,(4).
  [9]俞凡.试论新记《大公报》与蒋政府之关系——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4).
  [10]俞凡.也谈新记《大公报》的“不卖”原则——以20万美元官价外汇事件为中心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
  [11]郑保卫.认清西方“媒体独立”的实质[J].新闻前哨,2016,(5).
  [责任编辑:朱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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