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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

作者:未知

  摘要: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起步早,持续时间长,是人类文明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成为了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是我国学界对于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通过分析、比对三本著作的具体情况,明晰其共同着力点与不同侧重点,以挖掘其学术价值,开发其进步空间,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印文化交流的规律,开发中印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并从中得出促进“龙象共舞”的治策良方。
  关键词:中国;印度;文化交流;中印关系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7-0036-05
  中印文化交流起点早,过程长,经过近两千年的“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1]。两国文化在交融中形成了同构性,这成为了两国各领域交流的重要基石。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中印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具体状况,找寻规律,挖掘意义,推动中印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学界对于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大量成果,相关专著和论文比比皆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三本专著分别是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薛克翘的《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尹锡南的《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三本专著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印文化交流史,而且资料翔实丰富,研究方法科学可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三本书大小不一,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或注重史实的梳理与分析,或注重在史实的基础上开出新的问题与思考,或注重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现实状况……下文将把三本专著的相关情况、内容等进行对比,然后深入剖析,以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这些专著的内涵,更加深入地理解两国文化交流史的相关问题。
  1 作者概况
  《中印文化交流史》的作者是著名的“学界泰斗”季羡林。季羡林生于1911年,1935年赴德留学,在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精通梵文、巴利文等多国外语,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号称“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2]。季老自青年时期便开始写作,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为学术界留下文字千万余言。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印度学、佛学等,也致力于文学、语言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季老在中印文化交流问题上也颇有洞见,但著述却不是很多。他自言半生搜集了大量关于中印文化交流史的资料,而且就这一问题写过很多笔记,积稿盈尺,但其中成书的并不多。本书是在《神州文化集成》编纂的因缘下写就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册子,但在学术界中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被看作国内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不过,季老对此书不甚满意,一直希望来日择机再撰写一部更加详细的中印文化交流史著作。虽然如此,但季老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治学经验是举世公认的,此书毕竟弥补了学术空白,堪称“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未发”[3],因此终究是瑕不掩瑜。
  《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作者是薛克翘。薛克翘生于1945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系,师从季羡林等印度学大师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印度语言文化功底。本科毕业后赴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系攻讀硕士,此后一直从事关于印度的文学、文化与历史的研究。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几年中,薛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印文化交流、文学比较等一系列著作。近十几年来也笔耕不辍,出版了关于印度文化学与文学等一系列著作。薛先生对印度学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已然成为了相关领域的代表人物。本书的出版与季羡林有渊源关系,多年来,季老一直希望重新写一部大部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但杂事繁冗,力不从心,只有把这一计划交付给薛克翘。因此,薛克翘在“先生(季羡林,引者注)的鼓励和鞭策”[4]下,在众多师友的帮助下,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学识和多年的经验对中印文化交流史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梳理,最终完成了这部大作。本书的学术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季老的《中印文化交流史》,可以看作是季老这本著作的增补与完善。
  《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的作者是尹锡南。尹锡南生于1966年,较季老和薛先生而言是更年轻的一代学者,现工作于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尹先生拥有世界史硕士学位和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印度Sardar Patel大学留学一年,也在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进行过博士后研究,之后又再度赴印进行留学,打下了深厚的印度学基础。尹锡南专攻中印文化关系、比较文学、印度文学和印度汉学史等,用力颇深,著作颇丰,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印度文化、文学、历史以及中印文化对比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著作,推动了印度学研究的进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写作时曾受到过薛克翘先生的大力支持,也曾参考过《中印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中的很多内容,冥冥之中的学术渊源不禁令人唏嘘。
  季羡林、薛克翘、尹锡南是我国印度学研究领域的三位代表人物。他们大体上属于三代人,但共同推动了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的一脉相承。他们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对中印文化交流了解颇深,思考颇丰,其著作值得我们拜读、学习和参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年轻一代的学者毕竟占据了更多的学术资源,拥有更加先进的分析理念,因此,薛著丰备了季著,尹著似又更精于薛著。不过,这正凸显了老一代人抛砖引玉的作用,正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不断进步。
  2 三本专著的内容概述
  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篇幅较小,以20万言大致梳理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始末。季老在书中把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分作七个阶段:(1)滥觞期(秦汉以前),(2)活跃期(后汉三国25~280年),(3)鼎盛期(两晋南北朝隋唐),(4)衰微期(宋元,960~1368年),(5)复苏期(明朝,1368~1644年),(6)大转变期(明末清初),(7)涓涓细流期(清朝至今)。他的这种分期是在把握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规律后根据历史发展的进程自然而高度凝练地总结并划分的,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印文化交流的脉络。季老把两国的文化交流分为物质文化交流与精神文化交流,并以翔实的资料和严密的思路加以考证和分析,为我们解释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概况、脉络与规律。两国的物质文化交流起始早,持续时间长,而精神文化的交流则主要体现为佛教的交流。两国的文化交流随佛教交流的兴盛而兴盛,而佛教交流衰减后,两国的精神文化交流就逐步让渡于物质文化交流。此后,两国的交流渐渐变成涓涓细流,并一直持续,至今才始有分久必合之势。季老的分析重在梳理脉络、厘清史实、摸索规律,其分析没有拘泥于史,涉及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5]等诸多方面,体现了跨学科的意识。   薛克翘的《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共四十万言,是季著的两倍,详细勾画了两千余年来的中印文化交流。本书的主要线索和架构与季著有相似之处,也是把两国文化交流史划分为几个时期进行分别的分析和讨论。薛先生凭借丰硕的史料对中印各个时期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梳理,有微观的史实叙述,也有宏观的规律探析,对两国的经济交流与佛教文化交流,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进行了阐述。从中得出了“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印交流始终没有中断过,有时文化交流盛行,有时经济来往密切,有时民间交流多,有时政府来往密”[6]的结论。薛先生的分析很详密,甚至涉及了天文历算、医药、工农业技术、诗歌、小说、乐舞、戏剧、建筑雕刻等方方面面,力图具体而微,翔实丰备,最大程度上还原了两国交流的主要情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重视的是,本书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印文化交流也进行了梳理,主要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给共和国中印关系开出了很多资料,弥补了学术空白。薛著虽然大多取法于前人,但都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完备的分析阐述,成为了当今学界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代表作。
  尹锡南的《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出版于2015年,是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的较新成果。本书一开始也像季著和薛著一样大致梳理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史实,但并没有拘泥于此,反而在两国交流史的基础上开出了一系列关于当今中印文化的相关问题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两国关系。本书分析了两国双向认知的情况、特点、产生原因、历史规律,分析了两国的媒体报道、公共外交与文化软实力的具体情况,还分析了两国对对方研究的概况,深入探究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核心特质与内在理路。本书展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概况并开发了这种交流的历史意义,但更重在挖掘两国文化交流的现实价值,不仅叙说了历史史实,而且勾勒了当今情状。尹先生学识渊博,思路开放,对中印文化交流进行了跨文化、跨学科的把握,开出并回答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命题,全方位、多角度地重构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来去今生,使之更透彻,更易于把握,更具有學术价值与现实价值。
  3 三本专著的相同之处
  3.1 注重史料
  三本著作都非常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作者写书的初衷都是力图对中印文化交流做深入、详细的讨论,因此,他们都期望展示更多的史料,以便在充足史料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中,季老搜集了很多材料来论证两国的文化交流。这些资料来源广泛,有的取自于我国古代史籍,有的取自于佛经,有的取自于考古成果,甚至还有一些是历史亲历者的著作,种类非常之多,数量非常之大。季老甚至把对语言的考证也当作了论证中印文化交流的论据,可见其治学之深,研究之精。《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一书中引用的史料也可谓翔实,除了相关史籍、佛经和考古成果等外,还涉及了地方志、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等,甚至包括一些印度的历法书与医书。《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在勾勒古代中印文化交流时虽然没有季著和薛著详细,但也非常注重对史料的开发与应用。在谈到中国的印度学研究与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时,也介绍和分析了许多中印学者的学术著作。
  3.2 跨学科意识
  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在学术上主要属于历史学、文化学领域,但两国的文化交流有长期性、广泛性,不仅涉及“汉学、传统印度学、佛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路学、现代南亚学”[6]等,甚至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交通等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在认识包罗万象的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要善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还要站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科学、建筑学、国际政治学、经济学等的视野上加以综合考察。三本著作的写作都非常注重把握中印文化交流的这种跨学科性,以尽量开发和把握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与实质。例如,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季老就运用了语言学的考证和分析来讨论两国物质文化交流的情况,甚至通过解读一些语言学现象以实现对两国文学、艺术交流的探析。季老的很多分析都体现了不同学科的双重交织甚至多重交织。《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部头更大,因此体现于本书写作中的跨学科现象更加明显。在讨论文化时,作者综合考证了两国在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医学等领域的沟通;在讨论两国关系时,作者又分析了两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情况,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角度阐述了两国的关系。《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中主要谈到了两国当今的文化交流现状,因此更能体现出国际关系学的特点。在研究两国的双向认知时,作者还从传播学、形象学和外交学的角度进行了比对分析,通过社会认知、媒体报道和公共外交等视角进行切入。
  3.3 注重开发现实意义
  季著和薛著对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史进行了严密的梳理工作,但进行这项工作的最终目标还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开发其现实价值,对当今中印交流起一种借鉴和引导作用。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结束语中,季老表明,他之所以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就是想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共同助力于未来的发展。可见,通过历史的研究创造出利益后世的价值是季老的初衷与夙愿。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中,薛先生认为中印文化交流是两国进行国际合作的天然基础,因此他想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开展两国的交流,巩固两国的友谊,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而《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本身就侧重于当今中印关系的研究,通过考察历史脉络、现实情况,以厘清事实、总结规律,使中印关系“获得新的启悟,再谱新的华章”[7]。
  4 三本专著的不同侧重与相互比较
  季老的《中印文化交流史》重在史实的考证与分析,力图通过对各种史料的挖掘还原中印文化交流之全貌,很少出现对于中印文化交流规律的探索和总结。而且,季老虽然希望他的研究能助力于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但书中并没有就如何在历史交流的基础上构建今日中印关系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也没有对两国未来关系的发展开出一些现实性策略。不过,纵使季老没有单独开发这些问题,但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规律与现实价值无不蕴含在丰富的史实中。例如,季老指出,中印关系随佛教交流的兴衰而波动,敏锐地观察到了佛教在两国文化交流中的基础性作用。这种作用其实就是两国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密码和核心规律,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开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薛先生的《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季著的衣钵,因此在编写体例与编写精神上与季著几乎一致。《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也像季著一样对两国文化交流史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但比季著的内容详密,分析也更为完备。不过,两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例如,季著认为宋代以后的中印关系随佛教交流的衰微而逐渐衰微,但薛著认为两国关系在宋元明三代都处于高潮。薛先生认为虽然宋以后两国精神文化交流的确随佛教交流的衰微而衰微,但两国以贸易为主的物质文化交流却异常发达,因此综合来看,两国关系应该没有衰落下去,只不过换了一个奠基石而已。而且,薛著在开始每一个时期的论述前都会写一个总结,这其实就是对一定时期两国文化交流特点的归纳,能够使读者提纲挈领地抓住一定时期两国文化交流的规律,这也是对季著的一个完善。而且,薛著还特别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印文化交流,弥补了季著的空白,虽然还是没有给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开出良方,但毕竟给出了些许启示。
  《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则是侧重于探索中印文化交流的现状,开发我们对两国文化交流的认知。因此,此书在回顾两国文化交流的史实时不免用墨较少,且大多取法于季著和薛著。本书的着力点在当今时代,因此注重开发中印交流的现实意义,希望深入挖掘一些规律性结论,开出指导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方法。可以说,尹著的现实价值比季著和薛著要大,分析也比季著和薛著深入,重在探索规律而不是陈述史实。而且,尹著的分析视野更宽阔,跨学科方法运用得更多,因此其论断更为全面精深。不过,也因为本书重在研究当今的中印关系,因此缺乏对历史的梳理与认知,不免使本书阐述的这些方法与规律有一些“空中楼阁”的感觉——没有以深厚的历史为依托。
  5 三本专著的改进与提升空间
  5.1 宏观结构的完备
  总而言之,三本书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中印文化交流史》史實详备,分析精良,大致给出了中印文化交流的脉络。但本书没有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规律进行单独总结,也很少阐述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是季著的补充和完善,不仅增添了史料,严密了分析,也对两国交流史的规律进行了简单总结。但本书对于中印交流现实意义的开发依旧欠缺。《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重在分析当今中印关系的现状,探寻其中规律,开出助力于未来两国发展的方案。但又缺乏对历史的考察,使这些研究失去了历史基础。不过,这只是三本书的结构侧重不同而已,如果将三部著作合而为一,便可以互为补充,既能最大程度开发中印文化交流的史实、规律与意义,又能实现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现实价值,促进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5.2 具体内容的改进
  但是,除了其各有侧重,不甚完备外,三部著作也仍有一些内容尚需商榷。《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季老提出古代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相互影响、双向交流的过程。在两国古代的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受印度的影响比印度文化受中国的影响大得多。因此,学界多把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看作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过程,即文化从印度流入中国的过程,对于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季老虽然提出了这一思考,但终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确证的史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稍微提及,缺乏论证。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疑成为了本书的一大遗憾。《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开出的史料比季著更详细,而古代部分的史料也几乎只涉及了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中国文化。因此,对于这些史料的分析有时候更像在介绍中国文化、佛教文化。而且,本书在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印关系时,只是按时间顺序把史实加以罗列,缺乏系统、综合的梳理,更像是开了一张“大事年表”。因此,本书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两国关系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非常重视分析两国当今关系,全方位、多角度地分析了两国文化交流的脉络和双向认知的过程,考察了两国相互研究对方国家的情况,以得出构建当今中印关系的启示。但书中给出的具体的构建过程却只有寥寥几页,对一些关键问题,如怎样发挥佛教的重要作用,没有进行深入阐述,留下了些许遗憾。
  6 三本专著带来的意义与启示
  总的来说,三本著作大致对中印文化交流史进行了梳理,探索了两国交往的内在规律,开发了其中蕴藏的现实价值。三本著作俨然成为了学界相关领域的经典代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深刻的学术价值。虽然其中或有宏观结构的不完备,或有具体内容的不完善,但都只是白玉微瑕,不碍观瞻,反而更体现了学术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不断进步的可能性。
  三本著作启示我们:中国、印度在文化层面的交流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两国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促进了两国的进步与发展。两国古代的文化交流以佛教为中心展开,大规模的物质文化交流也随之进行,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两国的历史进程。两国文化在交融中形成了同构性,无形中深化了两国对对方的天然情感和潜意识中的文化认同,成为了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石。通过深入了解两国文化交流的进程,把握其中要诀,可以促进两国的沟通、会晤和交心,为两国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从而推动新时代良好健康中印关系的构建。
  2018年4月27日和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就当今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这无疑掀开了中印关系的新篇章,也昭示了“龙象共舞”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印关系的体现。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深入挖掘两国文化的共性,以此增强两国的文化认同,促进两国的交心。如果我们仅仅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分析两国关系,往往只会更多地关注到排他性、对抗性,忽视了同构性和相似性。因此,只有注意分析两国文化的同构性,培养两国的文化认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两国的分歧,从而更好地实现两国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要培养两国的文化认同,首先要摆脱西方话语体系,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戒除误会,力图实事求是。中印双方都不能过度地以西方人的视角看对方,必须通过开展各种交流活动,增强两国人民对对方国家的认识。此外,我国需要翻译、整理和研究相关的印度宗教经典,以加强我国对印度宗教的深入理解。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大学的师生频频到印度访学,这无疑促进了两国青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此外,在我国高校中广泛设置关于印度的各种课程也是很必要的,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印度文化。
  而且,不得不重视的是,佛教在长期的中印文化交流中起着核心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构建当今中印关系不能不考虑佛教的作用。当今,印度的佛教信仰已远远不及古代,其人口以信仰印度教为主,但这并不代表印度人对佛教没有认同。事实上,由于宗教具有融合性,人们的观念也总是受到历史的影响,一些印度教徒对佛教以及佛陀存在一定的认同,甚至会与佛教徒一同礼拜佛像等佛教圣物。此外,印度佛教大有复兴之势,佛教徒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印度宗教的包容与理解远远大于对抗与误会。因此,重新发挥佛教在两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可实践性和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总理莫迪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关于佛教的问题。2015年9月,他参加了首届全球印度教、佛教论坛,发表了主旨演讲。在讲话中,他强调了宗教宽容,分析了印度教和佛教在主题和信仰方面的共性。他甚至说,两者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以至于他想把印度称作‘佛教的印度’。莫迪还强调发掘古印度与佛教的关联性,而且在努力向中国展示其(印度)为佛教思想的守护者,这已经成为莫迪政府的一大重要战略。因此,我国也应该重视这一问题,以回应莫迪政府,加强两国的人文交流,推进宗教交流,深化两国民间交流,从而推动两国政府间的合作,推动两国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本著作的篇幅是有限的,但其带给我们的深思是无限的。这些著作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使我们能够认识得更深、站立得更高、放眼得更远。我们应该坚信,三本著作只是引玉之砖,学界对这一问题一定会有更多更新的成果,我们对两国文化交流的规律、实质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入。这将更加增强两国的文化认同,更好地开展两国文化層面的交流,以推动两国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实现共同进步,促成“东方崛起”,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谭中.东方文明的气质与中印研究的灵魂——探讨"中印学"的目的与任务[J].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1):72-78.
  [2]桑吉扎西.季羡林先生逝世[J].法音,2009(8):66-67.
  [3]王树英.季羡林与中印文化交流[J].对外大传播,2007(2):17-21.
  [4]薛克翘.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M].昆仑出版社,2008:574.
  [5]佚名.季羡林文集[M].1996:363.
  [6]姜景奎.中印交流质在人心——读薛克翘先生的《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J].南亚研究, 2009(1):157-160.
  [7]尹锡南.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M].时事出版社,201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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