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疏离和介入之间

作者:未知

  摘要:《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是杨绛20世纪80年代散文创作里特具年代感的两部,从主题内蕴上看,也是属于“时代共名”的一部分。从写作姿态上看,她的散文又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散文创作。她的写作与时代相疏离,但又有着角度独特的映照和介入。她的介入不是通过当时作家普遍持有的反思姿态进行的,而是呈现出她内心对文化、人性的某種恒定的信念感。
  关键词:杨绛散文 写作姿态 文化 人性
  杨绛的文学活动是多面的,她的戏剧作品、小说、散文以及翻译,都得到了研究界充分的注意。具体到散文领域,她最有质量的一批散文无疑都写于20世纪80年代。如有论者言,杨绛的散文,无论就其本身还是置于文学史中考察,都可以说是成就斐然。笔者在这里所要探讨的乃是偏重于后一面,即将杨绛散文放到20世纪80年代背景里考察,与同时代散文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一
  20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先是“伤痕文学”引领主流,“反思文学”紧跟上对前一阶段内容进行深化,这一具有延续性的时代母题,同样表现在了散文领域里。在这类散文中,作家回忆过往,试图以新的眼光打量历史和现实,打量自我心灵.带有强烈的省思色彩。其中,要数巴金的《随想录》最为有名,也最具代表性。《随想录》的写作跨度很长,从1978年到1986年,总计150篇之多,被誉为中国当代的“忏悔录”,足见其中深重的道德反思意味——既有群体层面的,亦有个体层面的。
  “伤痕”“反思”时代文学母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或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每一个历史的当下也都在丰富着文学表现的内容。十年动荡对知识分子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在他们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精神烙印,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的精神质地,也是他们无法绕开的写作起点。在这样的书写过程中,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也呈现出了多个面向。如果将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一类的作品纳入知识分子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中去看待,会发现所谓“反思”所内蕴的某种矛盾和复杂性。
  就以《随想录》为例,巴金的“反思”不可谓不真诚,无论是对于群体的反思,抑或是对自我的道德拷问,都饱含血泪,无一处无切身刻骨之痛,是发人深省、使人叹息的文字。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观之,这里面似乎暗含着一种“反隐私”的倾向,这与其被称之为日本“私小说”那样的“自我暴露”,而毋宁说是王沉森所言的那种“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王沉森在《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一文中指出,“私”的领域的全部透明,意味着“将个人全部的隐私置于公共之处,以便在他人的帮助下,去除藏躲在暗处的渣滓”。而这无疑根植于既往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股巨大的道德转化的焦虑,在这股焦虑之下,人们急于提升道德层次,但是又认为靠着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这个工作,所以需要借助他人,一方面帮忙发现病症,一方面进行最无隐讳的批评。”这个传统包括“乡约中的彰善纠错”“检阅私人日记”“省过会”,一直到“五四”时期,仍有所延续。用这样的视角去考察《随想录》一类的作品会发现:事实上,这一类大张旗鼓、大动干戈的“反思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与它们的反思对象可能都隶属于同一种文化传统与生态。如果说,那过去了的十年,有许多苦难之所以发生,与公私界限的丧失大有关系,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反思文学作品中,仍渗透着那一贯的思维方式,抑或是一贯的道德焦虑,以至于要急于判断,急于剖白。
  二
  正是在上述参照下,杨绛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散文,与当时的一众“伤痕…‘反思”文学区别了开来。对于影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既往历史,杨绛无疑也有言说的欲望,但她言说的方式显得冷静、超脱,她的写作也根植于时代,但又与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除了散文写作审美方面的考虑,这无疑也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态度和立场。
  放到“五四”文学传统中考察,杨绛的创作无疑与京派大有关联,比如她第一篇作品《收脚印》就是发表在京派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其后她的戏剧创作也多是发表在京派刊物上。因此有论者认为,杨绛属于京派的第三层人物,“是京派与外缘的一个十分模糊的边界”。京派对时代、政治一向采取疏离姿态,即便表达某种现实的忧心,也是以普遍的人性为落脚点,杨绛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很京派”。
  以她的代表作《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来考察:首先,她不代他人发言,而只写“我”的感受,站在自我的立场抒写。这一点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如在巴金的《随想录》中,随处可见“我们”“你们”等人称代词,如“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绝不是徒劳的。你们不声不响地为我们说做过的一切,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上”这一类的表达并不少见。巴金绝大部分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属于“时代进行时”的;比较而言,杨绛的写作只言说一己的经验、感悟,没有明显的使命感,与时代气氛拉开距离,反而给了读者一种平视感与亲切感。其次,她的散文避谈宏大背景,而只写身边发生的一些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小事,像《干校六记》,所记都是极细微的、易被忽略的小事,是所谓“大时代中的小插曲”。如果将当时的社会背景比作风雨如晦的天气,她所写的,并不是天气怎样“如晦”,而只是写被风吹落的一片树叶,被雨淋湿的一株花草。像《干校六记》里的“小趋记情”就是典型的例子,但仔细考察,这样的叙事当中又蕴含着多层次的意义表达,常常具有言外之味。从人与狗的关系上,从狗的命运上去看,可以折射出很多的时代内容。再次,杨绛即便提及时代加诸个体的不幸影响,她的笔触也只是淡淡的,即便身处困厄,也仿佛置身事外,冷静而超脱。她写女婿“得一”的死,写自己被批斗,跟巴金的《怀念萧珊》那样的情感浓烈哀恸的文章比,滋味就很不一样。尤为重要的可能是,杨绛在处理个人的喜怒哀乐与特殊遭遇时,显得非常有分寸感——不盲从、不断言、不焦虑,这使她的散文在整个话语方式上少了火气,多了清气。
  其实杨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那批作品就已经流露出“不写重大事件,关注日常生活,表现世态人情”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批作品中得到了延续和深化。就像有论者说的:“杨绛在新时期以后的创作承续了早年的理性和睿智,能对历史创伤和人生挫折持达观态度,且与当代的反思文学思潮相呼应。”   三
  而所谓“呼应”,无疑是由于任何作家、作品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都处于“时代共名”的巨大影响之中,杨绛与她的散文创作也应作如是观,不过她介入“共名”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比如有论者曾问杨绛是否觉得自己为人处世是道家,杨绛说:“我认為我为人处世也是儒家思想。”她的这一回答或可以作为理解她作品的另一个角度。
  其实《干校六记》也好,《丙午丁未年纪事》也好,虽则都是选取较小的角度来记录时代,但仍不失为一种记录,比如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一种处境。她在《干校六记》里写到了俞平伯夫妻“红旗开处”“领队当先”,写何其芳的“吃鱼”,都不失为别样的时代中的知识分子肖像画;另外,她也写了冬日里的“土馒头”,作者目睹掩埋尸首的整个过程之后这样写道:“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这也是一闪而过但令人难忘的特写镜头。跟巴金、季羡林、韦君宜等作家写法不同的是,杨绛几乎不发表任何议论,而只是单纯记述。对此,有人理解为高蹈姿态,但仔细阅读,我们仍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到作者对于世事的忧心,只不过作者没有以一己之见去左右读者。
  一方面,是不以一己之见去影响读者;另一方面,杨绛内心深处始终有某种非常恒定的东西,她对自我,对人性、文化都有一种强烈的信念感。这种信念感不因身处困境而消减,在困境过去之后,也无须大张旗鼓地讲出来。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反思文学”作家,大多经历了一个信念动摇乃至混乱,最后又试图重建的过程。说是“与时俱变”也未尝不可,因为我们很难分清楚,所谓“反思”,到底是因为作者内在精神的觉醒,还是由于“时势使然”,被强大的时代“共名”推着往前走。杨绛的散文,则像止庵说的:“回过头去看,杨绛停止散文创作的三四十年,是散文史上成绩低落的时期,也是流弊最大的时期。虚夸、浮躁、雕饰……种种不良的影响在杨绛某些同代人以至于其后的一两代人身上都有所表现,或许今后还不能断绝;大概是长时间以不正为正,结果不知道什么是正了。杨绛此前洁身自好不曾沾手,此后则以截然不同的风骨出现,她的纯正就不仅是在散文创作上,也是在散文美学上起了开一代之先的巨大作用。”这正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另外,就面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而言,在真理未明的困顿中,杨绛无论是对自我的选择,抑或是对自我的价值,都有一种笃定和自信。如《干校六记》中写到夫妻俩就未曾“去国”是否后悔的问题进行讨论,而“默存常引用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何尝不是杨绛自己的心迹表露?而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在喜剧抑或说是充满荒诞感的年代叙事底下,她则表现出对人性、文化的信念感。比如这里面有好心的“向我努嘴”示意我避开“麻烦”的“张大妈”,有悄悄慰问我“你还行吗”“顶得住吗”的陌生人……这些都让杨绛相信,“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而“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为金色”。“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可以说,无论是《干校六记》还是《丙午丁未年纪事》,包括杨绛后来创作的许多作品,都无不是在表达对于人性、文化的信念感。她试图表达出这样的理念:在任何时候,人性之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都仍然存在着,并且给人以鼓舞和信心。又由于她并没有摆出为谁代言的姿态,使读者感受到的是平等的对话色彩,而不自觉受到感染。这本就是对历史、现实的一种介入方式。
  就如何“介入”而言,因观察现实社会立场、视角的差异,不同作家是有不同方式的。如同样是表达塑造国民性的诉求,鲁迅和沈从文的方式就显然不同,这或是因为他们所抱持的立场不同。但笔者在这里说的“介入”方式并不是这一类的差异,而是表现为作家与时代关系的微妙不同:一种是被时代所裹挟,乃至内心的观念准则也随之改变;一种则相对冷静地注目时代,内心执守相对恒定的价值观、信念感。杨绛显然属于后一种。杨绛说自己是儒家,但其实她也受到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很大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她所认可的儒家理想达成了互补——使她习惯于从个体、细微的角度而非以群体、宏大的眼光去写时代与社会。当然,这展开来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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