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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陵有尔即春秋”

作者:未知

  摘要:顾炎武作为遗民学者,故国的都城及前朝皇帝的陵寝是他心中的圣地,寄托着他沉重的感慨和哀伤。他一生曾多次来到明朝的开国都城南京以及后来的都城北京,并拜谒安葬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和其他皇帝的陵墓群十三陵。他会为国亡叹息,却不曾绝望。他通过拜谒明陵来表明自己拒不仕清的立场,也以相应的诗作描绘陵园,记录明清之际的巨变与自己的思绪,以此激励同道者。他也在诗中表明了自己对南明政权的支持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和期待。
  关键词:顾炎武 诗歌 謁陵 明清之际
  顾炎武(1613-1682)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学者,也是充满一腔忠义之气的遗民。对像他这样亲历易代之变而拒仕新朝的人来说,故国的都城及前朝皇帝的陵寝,自是心中圣地,寄托着他们沉重的感慨和哀伤。不论是主动前往,还是在出行途中顺便造访,顾炎武都多次来到明朝的开国都城南京以及后来的都城北京,并拜谒安葬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和其他皇帝的陵墓群十三陵。这种仪式性的行为,在易代之际尤其具有象征意义,自然也有不小的风险。而在拜谒的同时,顾炎武还写下了不少诗歌。其多番谒陵作诗之举的时间跨度,涵盖了他从中年到晚年、明亡到清初政局逐步稳定的这段历程。虽然都是在故都拜谒皇陵,却由于他创作时空、个人心境的变化,加上艺术技巧的日益纯熟,使这些本可能写的大同小异的诗歌,体现出了各自的特点,从中也能看出顾炎武内心的丰富和他写作视角、手法的多样。
  一、长怀故都
  一首《京阙篇》,一首《京师作》,是顾炎武拜谒明陵前的序曲。描写的虽是明朝先后的两个都城,缅怀的却包含了不少其他朝代盛世时的都城景象。
  甲申(1644)之变发生时,顾炎武正身在江南。因当时通讯方式的局限,当这一消息为江南之人周知时,清兵已经逼近。面对异族来犯,顾炎武亲自参加了保卫家乡昆山的战斗。城破之时,顾炎武的嗣母王硕人绝食而死,临终前嘱咐他毋仕二姓。嗣母曾有未正式过门而守寡、断指疗姑之节,并教育他成长。她的言传身教,对顾炎武后来的人生影响极大。他的诗歌中,也有不少是悼念母亲的作品。
  次年(即弘光元年乙酉,1645),顾炎武初赴金陵,这是应弘光朝之命任兵部司务,虽然是在非常时期经由科举外的途径取得的一个发挥不了多少作用的职位,但顾炎武也因此倍受鼓舞。故都残存的帝王气象,更是令他振奋万分,并就此写下了《京阙篇》:
  王气开江甸,山河拱旧京……赤县疏封阔,黄图映日明……望云看五采,候纬得先赢。
  虎踞龙盘,江山拱簇,实有帝京之势。而诗中还有“秩犹分汉尹,烝尚荐周牲”一句,是借用周代(都城西岐)、汉代(都城长安)和睦的统治,来表达自己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向往。
  在该诗后面的部分,顾炎武又再次强调了南京地理环境的优越,强调它作为复兴之基的良好条件:“塘周淮口栅,山绕石头城。”南京有秦淮河流经,坐临玄武湖,又有钟山、清凉山等拱卫,相比周边其他地区,地势的确更为险要。 更重要的是,南京还有人和:“未荡封稀使,仍遗穴鼠争。师从甘野誓,人杂渭滨耕。”在顾炎武笔下,南京有一番虞夏先民白手起家、辛苦创业的气派。
  顾炎武还写道:“黄石传三略,条侯总七营。虎头双剑白,猿臂一弓騂”,努力彰显出国家将士的善战、军事武备的强盛。这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尤具意义。
  然而,“国运方多难,天心会一更。神州疑逐鹿,率土骇奔鲸……虢略旗初仆,函关鼓不鸣”,世运多舛,中土终于也遭到了进犯,繁华的景象变成了饿殍满地、哀鸿遍野——“衔哀遗梓棹,泣血贯宗枋”。
  面临危难,顾炎武想到了将都城迂回明朝的开国都城——南京,他也在诗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旧邦回帝省,耆俊式王祯”,甚至还借用了商朝人迁都的典故:“雅应歌吉日,民喜复盘庚”。
  《史记·殷本纪》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盘庚将都城迂回祖先起家之地,是为了表明自己继承先祖遗风、实行善政的决心,而他的行为和功绩也确实得到了百姓的支持与认可。《史记》作为正史之首,是顾炎武十分看重并曾反复研读的书之一,殷鉴已远,但他仍坚定地以此为证。
  顾炎武希望当权者效法殷商故事将国都迂回南京,固然与他支持南京弘光帝的政治倾向有关,而更重要的还是他认为南京作为古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积淀——“朝称元老壮,国有丈人贞”,并且远离边地,民风淳朴,又有长江等天险可供据守,利于重振基业,可谓人杰地灵。顾炎武在《建康古今记》一书中,也就南京一城的历史地理等方面做了专门探讨。
  顾炎武诗集的原钞本中,在上面提到的这一句诗下,有顾炎武的自注:“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史可法”。这表明,他钦佩史可法的为人与才略,把救亡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实际上,在不少涉及明清之际人物、事件的史书与文学作品(如孔尚任《桃花扇》、全祖望《梅花岭记》等)中,都有作为肩负保家卫国重任的英雄出现的史可法形象。遗憾的是,明朝的衰颓不是他一个人拯救得了的,历史上真实的史可法似乎也没有那么出众的能力,甚至曾作出不少错误的决策,同时还受到了阮大铖等奸佞之人的排挤,难以施展,而他最后的结局,也只是以身殉国。
  不管怎样,顾炎武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憧憬和期待。“会见妖氛净,旋闻陀塞平。载橐归武烈,伊淢筑文声……礼洽封山玉,音谐降凤笙。配天归旧物,复国纪鸿名”,是他对成功复兴的想象。他尤其强调以武开天下后以文治天下的重要,指出要重视教育、任用贤能——“尊师先太学,纳诲必延英……念昔抡科日,三陪荐士行”。他虽有因今昔反差引起的惆怅之感——“帝乡秋惝倪,天阙岁峥嵘”,但仍然乐观地表达了对回归故都、重振世运的渴望——“再见东都礼,尤深上国情”。
  不过,“东都”一词在顾诗中较高的出现频率,也表明他心里清楚,即便能重振明朝江山,也不过是实现了中兴,就像东汉一样,终究与昔日的辉煌有距离。
  顾炎武写作此诗的最主要目的,是呼唤英主出来主持大局,领导旧臣遗民为复兴而努力——“倾否时须圣,扶屯理必亨”。顾炎武于易学亦颇有研究,在此便以相关词汇入诗。他希望看到有朝一日,明朝实现复兴,故都南京再度出现“百僚方劝进,父老尽来迎”的景象。他也写道:“对策犹年少,尊王志独诚。小臣摇彩笔,几欲拟张衡”,表达了自己辅佐君王、尽心国事的意愿。   此诗末句,顾炎武也借用典故,既是在谦虚地进行自我评价,也表明自己试图像张衡写作《二京赋》一样描写帝京的盛景。只是,顾诗比张衡赋少了些铺陈描绘,多了些个人理想的表达。王冀民对此评价说.“该篇切时(福王弘光朝元年)、切地(明朝旧都)、切事(应诏任职)、切情(渴望中兴)。顾炎武明知前路多虞,殷忧未已,然身为臣子当怀必胜之心,没有当歌反哭之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而甲申之变后江南地区开始动荡的局面,也确实因福王在南京登基建立弘光朝一事而暂时得到了缓和。
  这首《京阙篇》作于明亡之初,其时明室成员尚存,也仍有将领在坚持抗清,而顾炎武在悲痛之余,也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在积极思考复兴的对策。他也用五言排律这种充满气势、适合宣泄情感的诗体,抒写自己所思所想。相比之下,另一首《京师作》的基调,则有着明显的不同。
  抗清复明斗争受挫后,顾炎武曾因躲避仇家等原因,辗转北上游历。在此期间,他造访了明朝迁都后的皇宫,也是太祖之外明朝其他皇帝陵墓的所在地——北京。正如在南京拜谒孝陵一样,他自然也要前往位于天寿山的明十三陵吊祭,这一行为他也做了不止一次,也同样留下了诗篇。
  永历十二年(戊戌,1657),在拜谒之前,初到北京的顾炎武,写下了缅怀故都的《京师作》。在诗中,他对北京城辉煌的历史与建筑的宏伟气势进行了热情歌颂:
  呜呼古燕京,金元递开创。初兴靖难师,遂驻时巡仗。制掩汉唐闳,德俪商周王。巍峨大明门,如翚峙南向。其阳肇圜丘,列圣凝灵贶。其内廓乾清,至尊俨旒纩。缭以皇城垣,靓深拟天上。其旁列两街,省寺郁相望。经营本睿裁,斫削命般匠。鼎从郏鄏卜,宅是成周相。穹然对两京,自古无相抗。酆宫逊显敞,未央失弘壮。西来太行条,连天瞩崖嶂。东尽巫闾支,界海看滉瀁。居中守在支,临秋国为防。人物并浩穰,风流余慨慷。百货集广馗,九金归府藏。通州船万艘,便门车千两。
  顾炎武指出,北京作为一国中央的历史,可从战国之时作为燕国的都城算起,它是一个有着辉煌过去的古都。金、元两代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它们的业绩同样不可忽视。最重要的是,顾炎武所崇敬的英主明成祖,本来就曾是受封于燕地的藩王。他安定了明初的局势,后来又迁都于此,是明朝基业的正式奠定者。
  在顾炎武看来,成祖不仅功不输太祖,甚至可比肩商周汉唐的君王。北京城的繁华景象,也可与长安、洛阳相提并论,而且宫殿的气势甚至比未央宫还要恢宏。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人文底蕴亦十分丰厚。正如诗中所写,“南北两京,穹然相对,自古难比”。回过头来再看前文所论及顾炎武自比张衡一事,可以说,《京阙篇》《京师作》两首,就是他所赋(铺陈描绘)的《二京》。
  然而,临近北疆,北京城很早就受到關外力量的威胁。明朝在内外交困中最终陷入了困境,而这座古都也先于南京等其他地区被攻占。想到国破城亡的惨状,顾炎武怀着悲痛,写下了下面这几句:
  绵延祀四六,三灵哀板荡。紫塞吟悲笳,黄图布毡帐。狱囚圻父臣,郊死凶门将。悲号煤山缢,泣血思陵葬,中华竞崩沦,燔瘩久虚旷。宗子洎群臣,鸢岑与黔涨。
  顾炎武清楚,明朝的灭亡虽与关外日渐强盛的少数民族有关,但自身的逐渐衰颓才是根本原因。北京,便是被农民起义军攻陷的,崇祯帝也为此自缢煤山。这是顾炎武等遗民心中永远的痛。
  顾炎武来到北京时,甲申国变已过去一段时间。城市曾经战火,此时剩下伤痕。初时的剧痛虽已过去,内心的哀伤却仍会被不时勾起。在诗的最后,顾炎武写道:
  丁年抱国耻,未获居一障。垂老入都门,有愿无繇偿。足穿贫士履,首戴狂生盎。愁同箕子过,悴比湘累放。纵横数遗事,太息观今向。空怀赤伏书,虚想云台仗。不睹二祖兴,茕茕念安傍?复思塞上游,汗漫诚何当。河西访窦融,上谷寻耿况。聊为旧京辞,投毫一吁怅。
  这是顾炎武作为一个前代遗民,因报国无门、回天无力而发出的悲怆自白。在为抗清复明做过几番努力后,他虽然也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对于前路通往何方也感到茫然。但是,他虽会叹息,却始终不曾绝望。当来到先朝君主自缢的地方时,他也开始了更深沉的思索。即便清楚希望渺茫,也仍然愿意坚持不懈地努力。就像在不少其他诗作中所做的一样,他以古时的忠臣义士自比。他通过诗作,缅怀旧京的盛况,激励自己不断努力。
  二、孝陵谒太祖
  顾炎武选择一再参拜皇陵,也不厌重复写了相应的同题之作。他七谒孝陵,分别写下了七首诗,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思,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诗的体裁不尽相同,在题目上也尽量避免重复,并未以数字命题,而是根据写作目的、日期等在标题中突出了特点。诗中既有对前代盛世的追忆、对险要形势的细致描绘与赞叹,也有对君臣的鼓舞与建言献策。既表达了悲伤、痛苦与迷茫,也抒发了自己的理想、斗志与坚持。通过谒陵赋诗,顾炎武这个遗民学者将自己的理智与情感集中表露了出来。
  顾炎武首次祭拜孝陵时,南明所代表的残存势力尚能使人抱有一丝希望。不过,开国之主朱元璋在他们这些遗民心中的地位,始终不可替代:
  闰位穷元季,真符启圣人。九州殊夏商,万古肇君臣……武德三王后,文思二帝邻。卜年乘王气,定鼎属休辰。
  顾炎武在诗中,更是着意强调了明太祖开辟疆土、建立基业的伟大与艰辛:
  流落先朝土,间关绝域身。干戈逾六载,雨露接三春……患难形容改,艰危胆气真。
  顾炎武在明孝陵旁的灵谷寺瞻仰朱元璋的画像后,曾写下《恭谒高皇帝御容于灵谷寺》一诗,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情。而在这首《恭谒孝陵》中,他也特意提及太祖关心百姓、崇尚简朴:
  尚想初陵制,仍询徙邑民。因山皆土石,用器不金银。
  这样一个朱元璋的形象,似乎与不少人心中的形象有出入。其实,《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七中就记载道:“(太祖)遗命丧葬仪物,一以俭素,不用金玉。”而《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中,亦记载有其遗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⑩朱元璋的勤俭,应当是基本符合史实的。他的出身非常贫寒,甚至曾出家为僧。若无吃苦耐劳的精神,恐怕也难以实现宏图大业。   顾炎武初次拜谒之时,明孝陵已是“岿然唯殿宇,一望独荆榛”。不过,即便陵园再荒凉,里面的殿宇却依然矗立不倒。在顾炎武看来,皇陵宗庙仍在是一个好的征兆,表明国家、民族还保存着复兴的火种。他借此激励有志复兴之士,要百折不挠,克服困难。他在诗中抒发了自己的报国之志,也是在呼吁励精图治的新君站出来,领导臣民做复兴的努力。
  而当顾炎武再度参拜孝陵时,已是顺治十年(1653)的事了。其时,局势又发生了很多变化。故臣遗民复兴的努力,也遭受了多番挫折。桂王建立的永历政权,也已被迫迁至贵州的安隆府。在那里,被永历帝封为“秦王”的孙可望,权重欺主,俨然以皇帝自居。他甚至规定,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秦”字。
  “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曾经的盗匪作威作福,没落皇室的子孙成了傀儡,只能忍气吞声,这不能不说是王朝没落的表现,也是忠于先代的臣民无比痛心的。顾炎武多次在诗中以“秦”作为批评的对象,既有对秦朝统治所存在问题的批评,也有对孙可望之流的痛责。
  在作于该年的《再谒孝陵》一诗中,读者能明显感受到,经历挫折,顾炎武的信心其实也受到了打击。虽然他仍写道:“精灵终浩荡,王气自崔嵬……突兀明楼峙,呀库御殿开……兴王龙虎地,命世鄂申才”,但这主要也是强调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气势,不再明确地表露对先帝功业的追慕。而“苍松长化石,黑土乍成灰……城阙春生草,江山夜起雷”,更是给人以萧瑟凄凉之感。坚强如顾炎武,也不由得发出了“瞻拜魂犹伤,低徊思转哀。上陵余旧曲,何日许追陪”的叹息。
  但是,顾炎武仍对江山充满了热爱。他的复兴之念,虽然再三受挫,却始终未曾消退,他也仍然选择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拜谒明陵的行动中,并一再以此振奋自己。
  顾炎武的谒陵诗中,作于第三次参拜孝陵(与第二次同年)时的《孝陵图》比较特别。该诗首先以一篇长序讲述了自己几次拜谒的故事。其中的前两次,他都因故未入门即离,此番方得以登于殿上。由于“牧骑充斥,不便携笔砚”,顾炎武可以说是以敏锐的观察、过人的记忆与细致的描写,用诗歌的形式,将孝陵的场景呈现了出来。
  顾炎武所言“牧骑”这一细节,也表明了新政权对遗民的警惕心理。据记载,遗民邵以贯与黄宗会曾遍走山中游玩,“然所在多逻卒,而两人冠服奇古,频遭诘难”。可以想见,不曾按令薙发又个性刚直的顾炎武,必易招致清人敌视的目光。此外,文具是士大夫的一大标志,对此的警惕也可见出清廷在文化上征服汉人的企图。
  顾炎武写这首诗,是因“念山陵一代典故,以革除之事,实录、会典并无纪述……今既不尽知,知亦不能尽图,而其录于图者且不盡有。恐天下之人同此心而不获至者多也,故写而传之”,有以诗写物、存史的意图。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借此传递关于孝陵的一些信息,以作为同志者心中一个可供自励的符号。虽然他所画的孝陵图没有流传下来,但这首诗却得以保存,且的确在当时发挥了影响,其好友屈大均即有“留得孝陵图记在,教人涕泪哭遗忠”之句。
  顾炎武指出,“当先朝时,又为禁地,非陵官不得入焉;其官于陵者,非中贵即武弁”,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进入孝陵的。如今,却是“奄人宿其中,无乃致亵污。陵卫多官军,残毁法不捕”。先朝皇帝的陵寝,在许多人心中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神圣,以至于无人看管,可以擅自进入甚至损毁。而旧朝的陵卫官,也是“衣食久遗蠹”。生活陷入了窘境。
  顾炎武的话语中,充满了今昔之感。他希望明陵得到保护,但也感到力不从心,只好祈求上苍:
  伐木复撤亭,上触天地怒。雷震樵夫死,梁压陵贼仆……乃信高庙灵,却立生畏怖。
  顾炎武将一些偶然现象附会为天降谴罚、先朝皇帝显灵,话语中带着不小的迷信色彩。不过,这也反映了他希望开国之主的“英气”能帮助他们在南京这个建立基业的地方实现复兴的愿望。因此,他在诗中会强调:“何代无厄茁,神圣莫能度。幸兹寝图存,皇天永呵护”,试图以自己的虔诚祈求护佑。
  在这之后,顾炎武其实还对孝陵进行过四次拜谒。只是,相应的诗作篇幅已大大缩小,也没再写成自己习用的五言排律,感情基调也趋于平静。
  顾炎武曾选择一年的第一天——元旦,作为参谒之日,《元旦陵下作》二首即为永历九年(乙未,1655年)两次谒陵时所作。其时,顾炎武正侨居孝陵所在的神烈山(即钟山,因帝葬于此得名)下,故题名“陵下作”。
  顾炎武在这两首中,已不再描绘皇陵的形状。他在目睹这一派沧桑萧条的景象后,借助谒陵的行为,抒发自己的惆怅之情。于是,便有了第一首中的“阙下樵苏尽,江东战伐新。相看园殿切,鹄立几萦神”。
  一年后,又有:
  是日称三始,何时见国初。
  元旦是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而开国初的盛景,顾炎武却没法见到,只能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过,“风云终日有,兵火十年馀”。战乱之余,南京这座昔日的都城仍留存着一丝昔日的气象。因此,顾炎武也为自己“幸来京兆里,得近帝王居”而感到欣慰。京兆是古代长安附近的地名,他在此将明朝比作西汉与唐代的盛世,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顾炎武自幼信念坚定、忠贞不贰,明亡后仍曾在元日谒陵,题为《元日》或《元旦》,而在此时节表达对先帝追思的诗作也有五首之多。他也牢记着陵主太祖皇帝的忌日,《闰五月十日恭诣孝陵》一诗即为他于永历十年(丙申,1655)当日参谒后所作。诗中有云:
  薄海哀思结,遗臣涕泪稠。礼应求草野,心可对玄幽。
  顾炎武强调,纵使山河破碎、世道巨变,自己也恪守着前代遗民的节操。同时,他也暗示,南明政权已无回天之力,明室遗裔灭亡殆尽,唯有依靠他们这些旧臣遗民了。即便朝祭之礼已失,民间自发的祭拜却仍必不可少。自己虽然身在草莽,无法凭借权势地位施展报国之志,但耿耿忠心,一腔热血,不容置疑。
  现存顾炎武最晚一首参谒孝陵时所作诗歌,是他作于永历十三年(庚子,1660)的《重谒孝陵》:   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
  当时距明亡已过多时,不少人也渐渐习惯了新朝统治下的生活,复兴的热情消失殆尽。他们不曾像顾炎武那样为报国倾注感情与力量,发生变故后往往也没有多少心绪的起伏。因此,对他谒陵的行为,也只是不解和漠然。
  然而,顾炎武依然坚守着。在这首诗中,他特意提到了他参谒过的另一处明陵——埋葬明成祖的长陵。它可以说是在北京的明十三陵中气势最宏伟盛大的了,明成祖的地位也决定了它能成为十三陵的代表。顾炎武有意略去包括末代君主思宗在内明朝的其他皇帝不谈,以对太祖和成祖两位分别在南京和北京建业的英主的追思,抒发自己的哀痛和复兴的理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顾炎武也日渐老去。更多的时候,他开始将喷薄欲出的情感埋藏在心里,而以更多的精力,将自己冷静的思考,在著述中表现出来,留与后人。“亭林今兹,修其礼尽其心而已矣。”
  三、北谒十三陵
  顾炎武在自己拜谒孝陵的诗作中已提到自己辗转拜谒十三陵的行为,而他也有两首相关的诗作传世,这就是分别作于永历十三年(己亥,1659)和十四年的《恭谒天寿山十三陵》与《再谒天寿山十三陵》。初到十三陵所在的北京天寿山时,环顾四周,他在《恭谒天寿山十三陵》这首诗中写道:
  群山自天来,势若蛟龙翔……东趾据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前面临神京。
  从地理位置来看,皇陵所在自是“风水宝地”。而十数个陵寝位置的安排,显然是以明成祖的长陵为中心的。长陵之外其他各个陵墓的安排也并非随意,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所安葬皇帝的特点,建筑形制也有着自己的风格:
  右献左次景,裕茂迤西旁。泰陵在茂西,稍折南维康。永陵在东南,规模特恢张。昭近九龙池,定依昭左方。其制亦如永,工丽逾孝长。庆居献西隅,德奠永东冈。
  拜谒皇陵,总能勾起顾炎武对前代盛世的缅怀,也会引发今不如昔的惆怅。在这首诗中,他也写道:
  环山数十里,松柏参天苍。列宗每驾朝,百执恒趋跄。一年祭三举,侍从来班扬。诗追安世歌,典与郊禘光。
  班固、扬雄曾极力描绘汉代的繁盛景象,而《安世歌》是西汉前期著名的祭祀用乐,象征着一个朝代礼乐的昌明。其实,明朝还比较强盛的时候,国家能按期举行祭祀,也十分重视对陵墓的维护,而这是礼教制度相对稳固的表现。顾炎武生于明末,其时国运已衰,内外交困,祭祀的盛景也难再现。因此,他也是带着惋惜和伤感,写道:“自伤下土臣,不睹昭代章”。
  然而,不能目睹祭拜大典,不过是一件憾事罢了,更重要的是,“天祸降宗国,灭我圣哲王”,朝代的灭亡才真正使顾炎武感到痛心。“皆云牧骑来,斫伐尤披猖。并力与之争,仅得保界疆。”日薄西山的明王朝,已无力抵挡关外少数民族的进犯。
  明朝尚未衰弱之时,“有盗贵妃冢,斩首竿以枪。於时奸宄民,瞿然始惩创。绕陵凡六口,六口各有兵。一陵立一卫,卫设屯与仓。居庸有总兵,昌平有侍郎”,对陵寝的护卫还是十分严密的,后勤保障也十分有力。可是,“一朝尽散迸,无复陵京防”,曾经强大的政权衰落之后,明朝便连保护祖宗陵墓的力量也没有了。如今的十三陵,变成了顾炎武《恭谒天寿山十三陵》中这样一幅残破衰败的景象:
  茂陵树千株,独立不受戕。门阖尚完具,上头安御床。自康以接庆,小树多榆枋。殿楼尽黄瓦,逶迤各相望。康昭二明楼,并遭劫火亡。定陵毁大殿,以及东西廊。馀陵半无门,累甓仍支杗。
  顾炎武跟随旧朝陵卫携带祭品前往,后者“麦饭提一箪,枣榛提一筐。村酒与山蔬,一一自携将”。物品与昔时相比,自然甚为简陋。而与祭拜孝陵相似,明未亡时,像他们这种身份的人,照理说是没有资格参拜十三陵的。因此,“主祭非曾孙,降假非宗祊”,也反映了国家沦丧,世道变易。
  但不管怎样,他们“下阶拜稽首,出涕双浪浪”,参拜的意愿和行动终归是虔诚的。“下痛万赤子,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闻,吁天天无常”,是求助无门的顾炎武,来到昔日都城,面对前代帝王的陵墓,所发出的悲怆自白。
  《再谒天寿山陵》为顾炎武第二次参谒十三陵时所作,风格却变得简洁明快,一改之前沉重悲凉的气氛:
  诸陵何崖嵬,不改苍然色。下蟠厚地深,上峻青天极。佳气郁葱葱,灵长讵可测。云何月游路,坐见塞尘逼?
  目睹世变后,顾炎武的心态也逐渐变得平和冷静,已不再急切地试图在有生之年完全实现复兴之举,而更想着妥善地做好力所能及的事。在他看来,国家并没有一蹶不振,只是暂时蒙尘,仍有再起之势。
  《明史》卷二十三《庄烈帝纪》载:
  大清兵……五月入京师,以帝礼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日庄烈愍皇帝,陵日思陵。
  《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亦载:
  (十六年十一月)甲戌,遣官祭明帝诸陵,并增陵户,加修葺,禁樵采。
  顾炎武清楚此事,并在诗中指出,清朝统治者祭拜并试图修复明陵行为是虚伪的,是出于安抚遗民情绪、实行怀柔政策的目的。清人为虚无的神明摆设祭品,实是“小修此陵园,大屑我社稷”,反而是对先代遗民的更大侮辱。在他们看来,无论清廷举行多么隆重的祭祀典礼,都掩盖不了他们作为异族灭亡明朝的“罪行”。
  更重要的是,顾炎武崇尚实际,认为清廷大兴祭祀的行为,“空劳牲醴陈,微真神岂食”。他自己则“曷来复仲春,再拜翦荆棘”,以个人微薄的力量维护一个王朝陵墓的清洁肃穆。这对他来说,是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抒发爱国之情的一种途径。“区区犬马心,愧乏匡扶力”,抒发了他对报国的热切渴望。
  此后,顾炎武还曾四度拜谒十三陵中崇祯皇帝的思陵@,但并没有留下诗篇。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明朝已完全灭亡,思宗谥号即为清廷追封,陵墓亦为其所修,而十三陵所在的北京又继续作为清朝新政权的中心,顾炎武因此仅将谒陵作为对先代单纯的缅怀,而无意再以诗作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
  四、结语
  南京的明孝陵和北京的明十三陵,是顧炎武等遗民心中的圣地,寄托着他们的信仰与哀伤。同为由明入清者,屈大均等其他一些遗民,甚至晚年的钱谦益,都曾有过谒陵的行为。不过,像顾炎武这样留下这么多相关且同题诗作的,确实少见。而正如他将谒陵作为对前朝的缅怀,抒发亡国之痛,寄寓报国之志,近代经历了列强入侵的许多人,也在全国多地修建并参拜顾炎武的祠堂,作为在国家衰落、遭受异族威胁之时对自己的激励。
  顾炎武通过谒陵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在诗作中书写自己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他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学中的“诗史”传统,并以明陵作为同志者心中可供自励的符号。他的为人、为学与为文,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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