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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周扬的文学批评

作者:未知

  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原名周起应,主要笔名有周览、纺影、企新、谷扬等,。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l 928年赴日本。1930年回国,参加领导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1937年赴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1946年至1949年.先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第一次文化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名誉,重新工作,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他的这种持殊地位决定了他的批评文的文化性质,准确地说,他长期担负文化领导工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解释者,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政策的阐发者和实际执行者,也是是中共首屈一指的理論权威,其批评话语往往表现为“权力话语”。笔者试图简述周扬在各个时期的批评话语,以期达到对周扬批评文学的基本了解。
  一、三论
  在30年代时期关于大众化问题以及关于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学论争中,周扬针锋相对地构筑对论敌的驳论,其文学批评理论模式也由此成形,并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当时左翼文坛激进的观点。这种批评理论模式可以概括为三论:即从属论、形象论与真实论。
  从属论。认为任何文学总是从属于政治、代表政治的,是政治关系的反映。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政治宣传教育的功能,革命文学必须为特定的革命政治服务。周扬的“从属论”把文学的功能局限在宣传教育上,文学批评的职责也就完全归结为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并以所谓“政治优位性”作为唯一的评判根据,将思想性一政治性的评判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批评的目标始终不脱离对读者大众的宣传引导教育。这种观点忽视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文学既然等同于政治,最终也就可能取消文学自身。
  形象论。周扬也承认文学与政治两者有差别,不过差别只在于文学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他还说,“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形象化”也就降格为一般的“表现技术”。甚至在批评“拉普”机械论的时候,周扬仍然是局限于技巧、形式来理解“形象性”的。他对这些“个人性”的感性的因素有本能的警惕,常用批判的口气告诫防止“经验主义”。在文学创作领域时排斥“经验主义”
  本质论。周扬批评理论还有另一个是“本质论”。照他的理解,所谓“本质”,即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具体说来是革命的趋向。要求创作反映“本质”’包含有两方面意思:一是题材“含有积极的进步的moment(重大的)”的特点对革命作家而言,只能选择“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性的必然有关的题材”’因为只有积极的题材才能保证体现积极的主题,深入反映社会本质。二是必须注意在描写过程中贯彻“唯物辨证法”的立场,鲜明地体现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
  “三论”是周扬早期批评理论的要点,其核心作为“从属论”,即文学服务于政治,主要起宣传的实际作用;“形象论”与“本质论“作为“从属论”的两翼,是达到“服务政治”而必备的条件与步骤。
  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933年11月,周扬在《现代》杂志4卷1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标示着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入并左右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由此出现一个新的姿态。周扬撰写此文主要根据当时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筹委会秘书长吉尔波丁的一篇文章。周扬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方向仍是要总结文学战线上“左”倾错误教训,力求跟上国际(实际上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动向。但周扬有点亦步亦趋,并不是真正从原理上接受了这种新动向。他介绍了苏联对于“拉普““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批判。苏联提出这一口号时,文艺界正进行着关于“写真实”的热烈讨论。针对“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违背创作规律,无视作品客观真实性,苏联一些作家提倡“写真实”,从根本上恢复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周扬所引据的吉尔波丁的那篇论文、也还是主张写真实的;但是周扬的介绍却没有正视和讨论关于“写真实”的问题,虽有一小段文字引用了吉尔波丁关于“写真实”的论述,却又往“倾向性”方面去解释,着重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动力”的特点,只注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阶级性、时代性的特点,而忽视它作为现实主义所要求达到的“写真实”这一基本点,这一口号就最终也是离开了创作规律而片面强调阶级性、时代性的。
  一是关于典型理论问题。1935年到1936年,以周扬与胡风之间的论争为引子,曾有过一场关于典型理论问题的讨论。1933年11月,周扬在他那篇首次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就注意到典型问题,引述了恩格斯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指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之正确的传达,对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有怎样重大的意义。”这其中周扬对典型的理解仍比较浮浅单一,主要指写出社会动向的历史趋势,反映“革命的胜利的本质”,排除“非本质的琐事”的描写。当1935年5月胡风发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后,周扬就连续写了《现实主义试论》和《典型与个性》等文进行讨论。周扬运用恩格斯所引用过的黑格尔关于“这一个”的说法,来揭示典型的个性、特殊性,接触到了典型的规律。但周扬更刻意申明的,仍然是典型的社会性、思想性要求。他强调典型的成功主要有赖于“某一社会群共同的性格,综合,夸大,给予最具体真实的表现”。这样,本来接近正确的周扬又退缩回去,他和胡风一样也忽视典型的个性、特殊性的一面。后来发表的《典型与个性》—文中,周扬又似乎有点改变僵化的理论立场。他求助于当时极时兴的辩证法,着重论述个性对于典型构成的重要性,并试图证明个性与共性有矛盾统一的关系。这种认识比以前是深化了一步。但因为他只是简单搬用恩格斯或苏联批评家的一般论述,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又生怕一谈个性独特性就轻慢了至关重要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他转来转去还是回到以共性解释个性的圈子里;其次是关于对浪漫主义的重新估计。30年代由于“拉普”的影响,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传入为“左”倾机械论推波助澜,浪漫主义曾被打人冷官,遭到贬损批判。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将浪漫主义等同于个人主义和唯心论。左翼文学理论批评界,反浪漫主义就上纲为反个人主义与反唯心主义,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强行取替文学上的风格流派之争,结果势必“一刀切”,切去了文学创作的想像力和创造精神。所以清算“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恢复现实主义,就连带有一个重新正确评价浪漫主义的问题。   周扬对浪漫主义的解释偏重于理想性与积极面的张扬,他坚执的目标自然是增强作品革命的教育作用。他希望作家在“对人生的积极面作深刻透视”的同时,多发现“在时代的发展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以增强作品的“英雄的气氛“和“壮烈的事实”,形成足以“照耀现实,充实现实”的浪漫性。周扬在其对浪漫主义的重估中只看重理想性,而关于作家创作个性与创作过程主體性发挥这一更根本的问题并未注意。
  三、“一点两线”的批评范式
  40年代周扬的批评模式可以简单归结为“一点两线”。
  “一点”指他的批评总有一明确的基点,即着眼于作品的教育意义,“两线”主要指思想内容分析与语言形式分析两条线。教育意义是指定作品价值的出发点与归宿,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是检验作品教育意义实现程度的两条必然遵循的思路。周扬批评的过程是把“教育意义”作为衡量作品是否成功的根本点,而考察“教育意义”的有无或高下,又主要看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体现了鲜明的阶级分析观点和正确的政治观点。具体的作法即是先看作品是否写了与革命斗争和工农兵生活相关的题材,如果写了,又看是否体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然后从所写的内容中尽量发掘社会原因,即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理解和归纳主题意义。
  四、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周扬写于1983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周扬这篇论文的立足点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不相信终极真理,而是一种发展的学说,要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一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克服和纠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
  周扬充分肯定了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思潮的进步历史作用,虽然他也力图区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以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本质区别,然而他更为强调的是两者的思想承续关系。周扬显然意识到了几十年来一直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当作反动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来批判,是有很大片面性的,甚至是错误的。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对异化有过详细论述,历来把“异化”的思路贯彻到剩余价值学说中。周扬重提的“异化”理论,是导向人道主义的入口。周扬指出,马克思主义讲的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他认为必须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中,去理解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罗银胜.周扬传[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2]周扬.周扬文集.第四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吴艳.文学批评的三维透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张利群.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
  [5]张娇.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影响研究[D].西安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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