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避讳的巫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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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漫长的文化进化史上，人类的心理和精神在周遭事物的刺激影响下形成了别人不能言说的心理防御体系，加之在万物有灵影响下产生的神秘思维和恐惧心理使人们渐渐地形成了复杂的忌讳事项。为了防止这些忌讳事项的发生，人们间形成了有了方法繁多的避讳手段，避名讳就是其中重要一种。文章通过梳理避讳的源流，举出若干实例，证之以交感巫术，从而明确避讳在发生之时的原始因由。
关键词：忌讳;避讳;巫术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藏大学研究生项目“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成果。
一、忌讳与避讳
在中国古代，忌讳一词可谓是出现早，且源远流长。《周礼·春官·小史》中有“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之载。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老子》也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的记载。汉代王充《论衡·四讳》：“夫忌讳非一，必托之神怪。”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见“忌讳”一词出现的时间很早，并且忌讳一词之义项丰富。《周礼》之“忌讳”是“死日和姓名”，《老子》之忌讳是“避忌，顾忌”，《论衡》之“忌讳”是因风俗习惯或迷信。我们不难看出各种意思背后的畏惧情绪，这都表现了古人在做某事时的心理状态。《汉语词典》解释忌讳一词：因风俗习惯或畏惧权势而对某些不吉利的语言或举动有所顾忌，对某些问题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事力求避免。这个解释差不多能够覆盖禁忌这个词的大部分意思，但是尤有些未尽之处。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非风俗非迷信非宗教的忌讳现象，如鲁迅笔下的阿Q，因为头长了疮疤，所以最忌讳“癞”这个字，引申开去，嫌名“耐”“光”“亮”等都成了他心中的痛。阿Q的这种忌讳便是自己的隐疾不愿别人知道，不愿被人说。因此，我们可以粗浅地得出一个不严谨的关于忌讳的定义：忌讳是人们生活中不愿被人触及的自己隐私秘密和对于某些事物迷信般的恐惧。
有了忌讳，那么人们在生活中为了避免触及忌讳的事情，便理所应当产生了各种避讳，如行为避讳和名称避讳。行为避讳就是为免某人在一定的场合下因自身行为的原因可能冲犯一定的忌讳而采取的避讳措施，通常的行为避讳有避生辰、避生肖、避经期、避性别、避年龄、避动作等。名称避讳是指在现实生活中或者一些特殊的场合中不能直呼某人或某物的姓名，如若触犯将会招致相应灾祸。避讳这种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当代学者王建在《中国文化中的避讳》一文中对广义的避讳做了如下定义：“出于禁忌或厌憎等原因避免使用某些特殊字眼，并代之以其他字眼的现象”。而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序中所说的“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王或所尊之名，必须以其他方法避之，是之谓避讳”可以说是狭义避讳的代表。广义的避讳是指规避所有忌讳的行为，而狭义避讳实指避名讳而已。
二、避名讳之源流
（一）避名讳的起源
避讳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现象，其产生时间历来争讼不断，莫衷一是，总结起来大致有原始社会说、夏代说、殷商说、西周说、春秋说、秦汉说等几种。
明代学者钱希言根据《山海经》中“夏后启”又名“夏侯开”指出，避讳当起源于夏商。宋代学者洪迈认为“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以《左传·桓公六年》载的“周人以讳尊神，名终将讳之”和《礼记·檀弓》载的“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为主要证据。认为避讳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学者据《左传·桓公六年》中记载的文字“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为证，认为司徒、司空等名在鲁献公之前就有了，而之前并没有避讳，证明西周无讳，避讳始于春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避讳这种行为出现的时间较晚，当在秦汉间，例证便是秦始皇为避其父“子楚”之名改“楚”为“荆”，为避己讳，改“正月”为“征月”或“端月”;汉代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为避吕后雉讳，改“雉”为“野鸡”等。
最近有学者认为避讳起源于原始社会，这是从避讳发生的原因角度来说的。王建先生的《避讳之根》认为避讳发生于原始鬼神信仰及巫术中。黄家理先生的《避讳习俗起源新探》和王功龙先生的《从上古汉语否定词语探避讳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对避讳起源于原始社会做了肯定。避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发生、发展、成熟都有一定的时期，从先民们的原始思维角度去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尝试，这是所有民族童年时期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它是先民对周遭事物恐惧心理的一个表现，它的发生应是在原始先民刚开始产生原始意识的原始社会后期。
（二）避讳之流变
避讳产生于先民刚刚形成朴素思维的原始社会，在漫长的时间里渐渐演变，直到秦汉间形成了系统的避讳制度。作为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民族文化，避讳制度在秦汉以后是一直不停地继续发展着的，并且出现了许多新意。
避讳最初的方法有限，仅仅两三种而已，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避讳的方法也开始增多。从最初的夏商时期以号代替所避王名的避讳方法，到周代改讳字为同义或形近之字，这是避讳的前期，比较简单。到了汉代，出现了标示讳字的方法，即在文中写明“谋讳”，如汉光武帝刘秀，其名秀字则标识为“上讳”。汉代使用加减笔画以避讳的方法，到了西晋开始被大量使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留空避讳的方法，直接将讳者之名略去不书。到了唐代，出现了合字避讳和析字避讳，即将两字合成一个字来写或将一个字分成两个偏旁来写的方法。晚唐五代出现了曲避之法，就是委曲地将所避之字说出来，如周勋初《唐人轶事汇编》记载的李从珂，因为他出生在二十三日，便取了小字为二十三，当了皇帝以后更将这一天设定为“千秋节”，君前奏对时，臣下便以“两旬三日”避之，无人敢犯，这是委曲避讳的一个典型。到了宋代，不仅出现了覆纸避讳法而且还出现了一字两体避讳法，即是《朱子语类》记载的“见人名讳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草写之”。明代开始，还出现了填讳法，即后世子孙在填写先祖名讳之时空置，借他人之手以填写之。
从避讳的产生到成熟再到鼎盛，它的方法和形式日渐繁杂，范围也由国諱拓展到家讳，对象也在不断地增加。在避讳的早期，讳称主要是针对天子及其宗庙，到了秦汉时期，避讳的范围延及天子、诸侯及其宗庙，特别是汉代，避讳对象更是扩展到了后宫、皇族、外戚等。这种趋势在后来的两千年里不断发展，如宋代不仅避讳君王，连一些稍有影响的名人也都成了避讳对象，孔子被纳入避讳对象之中便是一个明证。到了清代，不仅当世君王必须避讳，以往百代君王亦需要避讳以彰显王气。除了避讳人员上的添加，避讳名称上的添加也是发展迅猛，避讳之初只避名，后来渐渐发展到需要避字、避嫌名、避小字、避谥号、避陵名，最后甚至发展到需要避姓、避生肖，如此繁复的避讳制度，可谓壮观。 从上面避讳的发生及其变化发展来看，避讳制度曾在我国古代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它参与见证了我们民族从原始的童年时代走向璀璨文明的艰难历程，为我们的文化寻根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子，通过这条路子可以窥见先民们的生活场景和精神状态。
三、交感巫术
上文我们讨论了忌讳与避讳、避讳之源流等问题，对避讳及其相关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本小节中，笔者将从巫术的角度来探究中国古代避讳发生的原因，并且对一些重要的避讳现象作巫术角度的解读。
19世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弗雷泽，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调研所发现的大量实际材料，运用历史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将材料整合、梳理、研究，特别是巫术和禁忌方面的资料，从而抽绎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关于原始思维的体系。他的很多成果直到如今依然滋养着世界上众多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巫术与禁忌方面。在本小节中，笔者就将用到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理论和其关于姓名的禁忌理论。交感巫术的原理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第二为“接触即感染”。“同类相生”我们称之为“相似律”，“接触即感染”我们可以称之为“接触律”，这两个基础定律共同构成了“交感巫术”的主体。通过这两种巫术，巫师可以控制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从人的生老病死到动物的繁衍生息，从四季的轮回到自然灾害的控制，巫师无所不能。我国古代也存在着大量的巫术实例，帝王在每年春天都会选择固定的日子祭祀天地、土地神和谷神，以祈求自然界朝着自己预设的方向发展。除了祈福这种正大光明，为国为民的正义模拟巫术，还有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邪恶害人模拟巫术。如古代经常出现的“扎小人”这样的诅咒巫术，这种模拟巫术通过扎写上某人生辰八字和姓名的草人，企图达到伤害某人的目的，因为这种巫术而血流成河的政治事件屡见不鲜。模拟巫术一般情况下都是用途积极的巫术，而那种用途消极的巫术通常含有接触巫术的因子，如在模拟“扎小人”的过程中必须要写上某人的姓名和生辰，而姓名和生辰八字等信息都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这些信息都和某一个人发生了实际的关系，因此消极因素的巫术通常是混合的。接触巫术所产生的大部分是消极的邪恶巫术，如巫师获得了某人的头发、指甲、穿过的衣物等物品便可以通过这些物品与原主人之间的神秘联系对其施加影响，使之生病、死亡。但是也有少数的具有积极用途的巫术，比如中国民间常为自己尊敬的神明立供奉牌位，为自己尊敬的人立长生牌位，这种牌位上面就必须刻有某人或者某神之姓名，这可以算作是一种特殊的接触巫术。
中国古代的避讳作为中国文化中一项重要的民族文化标志，它的发生、发展反映着先民们的思想状况。先民原始的自我意识对周遭众多不可控事物产生了强烈的恐惧，由之而形成了大量的禁忌，这些禁忌就是避讳产生的重要原因。本文要讨论的避名讳便是众多禁忌中的一种而已，但是仅仅从这禁忌的冰山一角就足以窥见先民的精神世界的许多东西。为什么一个人的名称会成为禁忌呢？弗雷泽认为：“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区分，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在的物质的联系，从而巫术容易通过名字，犹如通过头发指甲及人身其他任何部分一样，来为害于人。”弗雷泽通过对大量的民族学资料的调研得出的这个结论，为解开我国古代如此长时间的避讳制度之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从商周出土的青铜铭文和甲骨文中的一些避讳痕迹到春秋时代有明显的避讳例证，再到秦汉间产生完整的避讳制度，其间是一段有漫长的岁月，尽管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避讳时而明显时而隐没，但是避讳这一现象始终没有断过。有的人会质疑：“避讳不是产生在原始社会时期吗？为什么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封建社会还会存在且发展迅猛？”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避讳的发生来源于禁忌，这些禁忌在人类的童年时代曾给人类造成过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影响经过经过了很多年还是通过文化遗留的方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共同记忆。至于后来为什么会发展得越来越多，这其实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爱写志书且有崇古倾向的民族，在这样的情结影响下，避讳自然而然作为古之遗迹而被传承下来。
中国古代的避讳制度，并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孤立现象，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亦曾有相似的情形发生。古埃及人具有很高的文明程度，但他们也同样受到这种低级的文化遗迹的冲击，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避讳制度，每一个埃及人都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名字，一为真名，一为好名。印度婆罗门的小孩也有两个名字，一为公用，一为秘密，这和我们国家古代人有姓、有名、有字、有号，甚至还有一些嫌名、小名的情况十分相像，只是我们的避讳制度时间长、发展久，比他们更加完整丰富而已。在关于姓名避讳的研究中，弗雷泽还发现一个和我们国家的姓名避讳不太一样的情况，一些国家的人自己对自己的姓名是保守的，但是不介意别人说出来，甚至会在他人问自己的名字时请旁人代答，如智利的印第安人、北美的印第安人。而这和我们国家自己可以自呼其名而禁止别人直呼其名的情形有较大的差异。对于死者之名的忌讳，是世界上很多民族都会出现的情形，例如古代高加索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古代澳大利亚的土人都曾严格遵守这一禁忌，而中国有文字记录避讳也是从避讳死者开始的，这样的习俗似乎都是因为害怕因姓名禁忌而触怒鬼魂。直到今天中国的某些偏僻落后地区还流行着这一禁忌，对于那些死于非命的人总是怀着莫名的恐惧而避谈其名。另外，对于帝王名称的避讳也是全世界大多数民族都曾采取过的方式，例如达荷美历代国王的名字都是秘密，历代记录的那些名字都是他们的称号，中非巴希玛人禁称他们国王的名字，其国王死后连名字都需要废除，祖鲁人也从来不说自己酋长及其长辈的名字。同样，我国古代的帝王也有过相似的庙号、谥号、尊号等，在称呼他们时也常常只称呼他们的这些特殊称号，而很少去说他们的名字。他们也曾要求和自己名字相同或相近的字词废弃或者改正，或要求禁止直呼其名及其祖上之名。这些现象实在不能算是一种巧合，确实应该是暗合了原始的巫术思想。
中国使用了数千年的避讳制度，在弗雷泽提出的交感巫术理论下似乎找到了发生的依据，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避讳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童年时期所共有的情形，是原始思维展现在生活中的特殊运用，范围十分广泛。
四、影响
避讳，这个几乎贯穿整个华夏民族文化历史的独特制度，从其产生之时便决定了其独特的认识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对避讳制度的审视，认识我们先民之创造力与生活方式，从而感知当时历史氛围与文化脉搏，这是这个制度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这个避讳制度留给人们更多的却是它的消极影响。中国古代的避讳较之世界其他民族，真可谓是复杂之至，光是避讳的大种类就有国讳、家讳、官讳、圣讳等，古人在写作时还需要注意回避避讳对象的姓、名、字、嫌名等等，这些都需要人们认真记清楚，否则一旦出错便可能惹上杀身之祸，以至于人们创作时总是战战兢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献的记录，致使某些珍贵的史实、作品遗失。另外，缺笔、合并、离析、空格等各种各样的避讳手段使后世在阅读文献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更有甚者，一些文字因为避讳而以讹传讹，影响深远，对文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总之，尽管避讳是一项流传了数千年的文化制度，但是它给文化带来的伤害与阻碍大于友好与推进，这在学界已渐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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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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