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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传统美德的坚守与现代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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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由吴永刚导演、阮玲玉主演的电影《神女》弘扬了底层受压迫女性不甘堕落的伟大人格,代表了默片时代的最高水准,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影坛佳作。文章从性别视角对其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神女》;吴永刚;女性;传统美德;阮玲玉
  《神女》代表着我国无声电影的最高成就。在电影中阮玲玉的演绎使阮嫂这一形象丰满而富有内涵,阮嫂形象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审美观,在她的身上既沿袭了中国坚忍克制、温婉善良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新时期女性现代意识的觉醒,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一、传统美德的坚守
  《神女》这部影片以无声电影的形式展示,大部分的镜头和场景没有特殊的文字说明,观众主要以视觉形式观看,在视觉表达上影像上非常严谨,没有现在影视剧中的非常煽情的镜头。在电影开始之初,以浮雕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母亲抱着孩子的形象和“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漩涡里——在夜里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位圣洁的母亲——在生活里,她显出了伟大人格”的字幕,吴永刚在创作之初就指明了“神女”这一母亲形象的双重性特征:外在与内在的统一体,外在主要以肉体的伤害,内在主要以精神上心灵的传统美德,二者的统一造就了这位母亲的形象。双重的身份让她既是地位低下的妓女,更是一位强大的母亲。几千年的父权制体系,对女性的要求一向是顺从和正经,对女性而言贞节和忠诚是至关重要的,妓女被人认为是邪恶和不正经的,为世人所不齿。阮嫂的身份是十分低贱的,可是她以近乎“圣徒式”的行为诠释了一个伟大的、人们心中理想的母亲形象,独自忍受着父权社会带给自己的伤痛和伤害。阮嫂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儿子,为了儿子可以牺牲一切,把母爱的无私发挥到极致。当阮嫂抱着自己的儿子时流露出幸福的脸庞和那富有满满爱意的表情,以及在儿子的身边缝补衣服时端庄的样子,诠释了母爱的伟大。由于阮嫂的身份,在学校里儿子被人欺负,阮嫂试图通过找工作和搬家来改变等。当她在监狱里时还拜托校长告诉自己的儿子,“不过等他长大了之后,请你告诉他,他的母亲已经死了,使他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母亲”。为了儿子的将来,阮嫂将自己全盘否定,放弃自己行使母亲的权利,牺牲自己让儿子得到更大的自由,影片中阮嫂的形象超越了一位母亲的形象,不愧被称为“是圣徒式的、全部教养的、自我牺牲的家庭天使”。
  在1933年孙瑜导演的《天明》中,有一幅和《神女》中非常相似的场景:在一个城市的夜晚,妓女们在“当”字背景下站在街头拉客。通过全景镜头将妓女们时而被人流淹没,时而冷清凄凉的心境展露无遗。只不过孙瑜镜头中的妓女,带着待价而沽的媚笑,带有一份苦涩而无奈的神情,而吴永刚《神女》镜头下的阮嫂和其相比,美丽的面容上少了些笑容,而透漏着一丝漠然和麻木。 也许吴永刚更加怜惜他的女主人公,在阮嫂母亲和妓女的双重身份上, 更倾向于前者。纵览整个影片,虽然仅仅用几个看似简单的镜头就将其妓女的职业身份得以暗示和传达,但是却让观众浮想联翩,心领神会,如清晨阮嫂神情疲倦地从饭店中出来、两性间脚步的聚合动作的特写镜头等。吴永刚自述“为人总喜欢掩饰自己的弱点,所以故事的重心便只取了私娼生活作背景,而移到母爱上去,变成写一个私娼为了一个孩子在两重生活里的挣扎”。在编者的思想中他是下意识地要让这个母亲形象与众不同,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神圣的母亲形象历经百年依然鲜活,也算是不负了吴永刚的一番苦心了。
  二、现代意识的觉醒
  在几千年的父权社会中,女人总是习惯性地依附于男人,这注定了女人只能是弱者,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女性总是习惯性地依附于男人,慢慢丧失了掌握和创作生活的主动性,特别是在离开男人这一保护伞后非常无助,只能陷入苦难、耻辱的悲惨命运。现实的社会中依然存在大部分这样的女性,她们从出生就要承受性别上的歧视,天生就进入了性别不平对等的尴尬境地。但是面对苦难的生活,因为她们心中有追求,有重任在肩,骨子里的刚烈和不愿自甘堕落的性格,即使没有男人的保护,自己也会学着独立,学着坚强,通过自我拯救,哪怕在这过程中受到最刺骨的痛,也心甘情愿。阮嫂在电影《神女》中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在困境中的自己。虽然在这过程中困难重重,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顽强地抵抗和抗争,试图改变自己。影片表现的时候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阮嫂身处在那个急需被拯救的非人的社会,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就像影片中所呈现出的:无序流动的人群、冷淡无情的面孔、凶恶的警察、无赖的流氓、默默站在街头的妓女、为了生计而奔波的人力车夫、油光闪亮的柏油路面、寒风凛冽的商店橱窗。在这片毫无生活气息的市井之中,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们,她们无从选择,只能陷入被无情欺压、被奴役、被糟践的悲惨命运。而处在城市最边缘为了生计被迫以出卖肉体的妓女们,她们是社会的最底层,被迫承受着这个社会带给她们的苦难和最深的灵魂折磨。正如导演吴永刚所说:“她们被人蹂躏,被人唾弃,被那些流氓鸨妇们当作榨取金钱的工具,过着非人的生活。”阮嫂是剧中的一个典型的人物,在剧中正是这样不幸的形象。作为母亲,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自食其力地工作。想去工厂里做女工赚钱养家,但是工厂关门,一大群的失业人员;想去给别的家庭做佣人,却需要有保人才可以工作。迫于生活无奈的压迫只能从事最底层、最卑贱的工作,出卖自己的肉体换取金钱,任人摆布。因为她“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阮嫂通过不同的渠道试图去摆脱自己的困境,试着自我拯救,因为生活的无奈给身心带来的伤害,最终以失败告终。
  如在一天夜里,阮嫂在街上寻找嫖客的时候,遇上了巡逻的警察,阮嫂为了躲避警察,慌乱之中躲进了一间屋子。她躲开了警察,但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遇上了流氓恶霸章老大,章老大无情地向阮嫂要求留下陪他过夜。面对困境时,阮嫂通过各种渠道拯救自己,试图与当下做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自从阮嫂无意走进章老大屋子的那天晚上,章老大就已经吃定阮嫂,不仅强势占有阮嫂的身体,更是无穷无尽地挥霍阮嫂出卖肉体赚取的生活费。面对这样的处境,章老大的出现无疑给阮嫂的生活雪上加霜,阮嫂并非沉默,她依然反抗,为了保住自己的钱不被章老大全部挥霍和抢走,阮嫂把钱悄悄藏在破洞的墙面里面,为了保全孩子和自己,她选择带着孩子一起消失,还未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不料被章老大找到,在章老大的威胁下不得已重蹈覆辙。困难不断出现,反抗的阮嫂屡屡受挫。在影片中虽没有用对白和旁白来表示阮嫂与章老大之间的斗争,但在一些镜头中巧用了蒙太奇来揭示,当逃跑的阮嫂被章老大找到的时候,镜头通过章老大的胯下透出阮嫂母子,正是这人字形的构图表现了阮嫂的无助、惊恐以及无法反抗的愤怒。这样的构图方式通过镜头给人巨大的压抑感和压迫感,镜头直接表现出恶势力的强大和无助者的渺小,人字形的构图更突出了阮嫂母子“人下人”的悲惨处境。镜头通过这样的处理,就把流氓的欺侮、社会的逼迫,以及妇女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表现得比较充分。阮嫂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被社会压迫的底层卑贱的妇女屡屡遭受磨难,次次的反抗都以失败告终,但阮嫂并没有倒下,正是因为她有儿子小宝的存在,小宝对阮嫂来说不仅仅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希望,更是她对生活的寄托和活下去唯一的意义。在困境中,阮嫂的反抗正是对儿子小宝的拯救,更是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最真实的自己。在影片中,几经周折,阮嫂终于将小宝送进学校,每天接送小宝上学,陪着小宝做作业,小宝日渐长大聪明伶俐,小宝也会把学校学习的广播体操教给阮嫂,阮嫂和小宝两个人一起在家做广播体操,一起读课文,屋子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生气,对于这样的母子同乐图,电影配了一段解说字幕:“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阮嫂在孩子的成长中感受到了快乐和极大的幸福,这也正是阮嫂在困境中感受到的唯一的快乐和幸福。当这唯一的快乐和幸福被毁灭的时候,阮嫂继续選择反抗和抗争。面对小宝要被学校开除的险境,阮嫂说出:“为了要吃饭,不要脸地活着,都是为了这个孩子,他就是我的命。”后来又向校长反问道:“我虽是下贱女人,不过我做了这孩子的母亲,难道我要他学好都不允许吗?我的孩子为什么不配读书?”这些话正是阮嫂心中压抑多年的独白。影片末处,当阮嫂知道章老大偷了自己为小宝上学读书的钱去赌博的时候,她不顾一切地拿起酒瓶砸向章老大的头部,章老大死了,阮嫂也要因此付出12年牢狱的代价,忍受着和小宝分离的痛苦。
  三、结语
  在影片当中造成阮嫂凄惨命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现实生活中理想好男人的缺失。影片的故事背景、叙事方式、角色刻画等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呈现出当时社会理想男人的缺失,而现实中所遇到的男人都带有众多的问题。正是因为他们的阴暗、堕落、懦弱、无能、好色、重利、伤害或无助于女主人公,才使女主人公在父权社会缺乏真正的保护,陷入苦苦挣扎,承受着一次又一次被放逐的痛苦。阮嫂在困境中的生活无法继续下去时,她只能继续反抗,不断抗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自我救赎,尽管内心千疮百孔,依然义无反顾地实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墨.旧踪丛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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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启龙.《神女》:浮出历史地表[J].电影评界,2007(11).
  [4]郦苏元,边静.对人性的低语和追问——吴永刚孤岛电影探微[J].当代电影,2004(5).
  作者单位:
   河南城建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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