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跨界

作者:未知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自古以来便有之,二十世纪20年代以前,美术史研究及著作可以称之为古典形态或传统形态。2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代对于美术史提出新的要求,美术史研究方法、领域等不断扩大,使得美术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跨界”现象越来越普遍。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研究;跨界;研究领域;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J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8-0139-01
  中国美术史研究自古以来便有之,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古画品录》开始,唐代有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宋代有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等等,有关中国美术史著作层出不穷,但这些美术史著作的研究方法和领域都很单一。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代对于美术史提出新的要求,美术史研究方法、领域等都在不断扩大,使得美术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跨界’现象越来越普遍。
  一、美术史研究领域的跨界
  二十世纪20年代以前,美术史研究及著作可称之为古典形态或传统形态,它的研究核心主要是绘画领域,比如《历代名画记》就主要研究绘画。
  20年代以后,美术史研究的要求越来越细化,研究领域也随之扩展。美术史研究开始关注工艺美术、雕塑、建筑等领域。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从建筑、雕塑、绘画三个方面进行写作,郑昶的《中国美术史》更是将美术史研究扩展到了陶瓷领域,他在书的开始便开宗明义地说:“美术范围极广,而讲中国的美术,尤觉繁富,例如‘篆刻’……此外如‘雕刻’‘陶瓷’等。”而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一书更是将美术史研究范围扩展到文字、丝绣、地毯等领域。
  随着美术史研究的发展,美术专题研究逐渐走进我们的视野,美术史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阔。徐邦达、谢稚柳将美术史研究领域“跨界”到书画鉴定领域,将本与美术史研究有明显分界线的鉴定学、金石学纳入美术史研究的范围。而之后的尹吉男、巫鸿等人则是在现代考古学的帮助之下将墓葬艺术纳入美术史研究的范围。特别是巫鸿在美术史研究中试图将墓葬艺术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进行研究。
  美术史研究领域从古代最初的专注于绘画研究,在二十世纪20年代后逐渐扩展到建筑、陶瓷、甚至是书画鉴定、墓葬艺术等领域,而这种“跨界”随着美术史研究学科的发展还在不断的扩展。
  二、美术史研究方法的跨界
  美术史研究领域不断的扩展,随之而来的是美术史研究方法的“跨界”,正如陈钟凡为岑家梧《中国艺术论集》所作序言:“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今日研究者们学问,与往日大为不同。第一,关于古代艺术,文献无证,必须利用考古学的资料来补足,……第三,艺术的兴衰,都有其社会背景,中国艺术史尤须根据社会学的观点。”美术史研究方法跨越到了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上。
  由于美术史研究领域的扩展,美术史和考古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等都存在许多共通性。以往的美术史研究主要是画论及传世书画,现在跨越到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遗物。在研究方法上美术史基础研究多运用考古学的年代学、类型学等研究方法且大量引用考古报告。滕固作为较早走进考古学的美术史学家,他不仅利用考古资料,而且还身体力行的投入考古调查之中,如他的《征途访古记》便是在分别视察了河南、陕西等地古迹后所写。美术史学家王子云组建西北文物考察团对敦煌莫高窟、青海的塔尔寺等遗存,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考察活动。这些考察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運用到考古学的田野调查法、类型学和年代学等方法,而这些方法所得的资料也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除美术史研究对于考古学材料、方法等的应用,美术史研究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也很频繁。美术史研究涉足于社会学源于二十世纪20年代,社会学著作丹纳的《艺术哲学》、居友的《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等图书译本的出版。这些译本使得一些美术史学家开始将美术研究扩展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上来。如郑昶的《中国画学全史》将中国绘画发展,分成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便是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从社会功能及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
  现今美术史研究方法,在西方的研究方法冲击下,跨足于多种研究方法之间,甚至多学科之间。而这种研究方法的“跨界”还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等的发展继续。
  纵观美术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二十世纪20年代以前,美术史主要研究对象是绘画或文人画,研究资料是文献和口传,研究方法是文献考据。但随着文献的缺乏,以及文献记载可靠性的问题,使视觉材料成为印证文献、构建历史的基本甚至主要材料。并且随着观念的发展,“精英文化”被废弃,“大众文化”受到追捧,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薄弱。这都使美术史研究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因而如何在美术史研究的“跨界”中正确的找到学科定位是现在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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