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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的产生原因及应对措施

作者:未知

  摘要:“后真相”在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里,作为一种传播现象首次在2016年《牛津词典》中被评为英语世界年度热词。当真相遭遇情感,态度先于事实的现象比比皆是,援引《南方周末》的一句话“情感太多,真相已经不够用了”。本文将从“后真相时代”的社会现象入手,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在后真相时代下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后真相”;拟态环境;情绪驱动;真相缺位
  一、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后真相(Post-truth),牛津词典将它解释为“诉诸个人情感及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后真相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真相的提供者与公众之间较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忽不定,比起了解事实和真相,公众更在意个人观念和情感是否得到迎合或满足。
  二、“后真相”背后的原因及社会现象
  (一)社会化媒体兴起,话语权下移
  互联网的发展与社交媒体的兴起使话语权不断由大众媒体向下流动,公众被赋予更多发声的可能性,每个人都能作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将信息通过微博、微信、博客等平台发布或分享至网络空间,实现了“人人皆记者”。而与此同时,网络信息迅猛地传播速度也给各种未经甄别的信息提供了便利,一旦公众发现自己所接受并传播的并非事实时,或许已经有数千种谣言又被创造出来,形成一股不可逆的洪流。因此近几年来“反转新闻”作为一种“后真相时代”下的特有产物屡见不鲜,比如“罗尔事件”“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快递小哥雨中痛哭”等等,一起起新闻事件牵动着公众的神经,而在这些事件中,公众往往都具备一个共性——情感先行,先入为主地把个人情绪和主张置于事实和真相之上。
  2016年“罗尔事件”一开始,公众出于对生命垂危的癌症患儿罗一笑的同情以及对其父亲罗尔卖文挽救女儿生命的认可,短短五天之内打赏金额超过200万元,单日打赏一度冲破微信上限,大约一周后,公众开始质疑这起事件,深挖罗尔名下的财产状况以及女儿的医疗费用后,人们发现其医疗费用负担远不及罗尔所说的那么沉重,整个事件发生了巨大逆转,此事件最后被定义为“带血的营销”;在2018年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发生之始,公众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公交坠江是对向行驶的轿车女司机驾驶不当酿成的惨剧,还未等相关部门出具权威的调查结果,女司机就已身陷舆论漩涡,而五天后官方公布的事件真相却与之前铺天盖地的消息恰恰相反,监控视频显示,整个事件系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导致车辆失控坠入江中;去年双十一之后新闻爆出的“快递小哥雨中爆哭事件”也是如此,公众一开始时就先入为主地心疼快递员快递被偷,并在社交媒体中纷纷喊话谴责小偷,而事情的转折始于辖区派出所的澄清,令网友们意想不到的是快递小哥在雨中哭泣并不是所謂的快递丢失,而是与女友的情感纠纷所致。这些事件中,公众总是先在情感诉求中形成舆论共同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在挖掘出新的事实后突然转向,甚至形成“群体极化”。当人们在事后置身新闻乌龙事件之外思考时,会发现自己正处于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在其所著的《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到的“拟态环境”之中,人们意识或体验到的只不过是大众媒体为公众展示和营造的那部分虚拟环境,大众媒体越发达,认识和感知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现实环境的可能性就越小。
  (二)“算法推荐”的频繁运用对网络舆论的挑战
  算法推荐是通过追踪用户的网络行为,从而运用算法精准地抓取用户的个人特征、环境特征等相关信息,并由此推测出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当下,备受很多新媒体推崇的“算法”正是基于追踪用户的历史搜索和点击记录,为用户群体精准分发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信息,随着每一次的点击和阅读,人们的视阈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趣缘群体中,从而将自己的思想甚至是价值观禁锢在像蚕茧一般的“信息茧房”里,个人的原生思维在信息茧房中不断得到确认和强化,逐渐排斥其它不同观点的进入,加剧群体极化。如今,社会化媒体作为大部分人获取新闻信息主渠道,无形中为大众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但同时也将受众引导进了观念类似的群体之中,信息是否真实显得不再重要,而是更看重迎合信息接受者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也给情绪和真理的关系带来了一些微妙的影响。从人民网三批今日头条就不难看出官方媒体对信息客户端推荐算法这一投其所好的传播方式的质疑,人民网在第一篇文章《评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算法推荐: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中也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技术红利的背后,也有阳光照不到的灰色地带,内容推送不能少了“总编辑”,再好的传播渠道也需要有把关人,仅仅依靠算法,网络环境和传媒生态很难维持健康、良性的态势。
  (三)大众媒介素养参差不齐以及网络的虚拟性特征
  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的不同塑造了用户参差不齐的媒介素养,因此大众对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有高有低,而这些能力直接影响了人们在网络中的态度和行为。对于媒介素养不足的网络用户来说,刻板印象的限定、解读能力的匮乏、理性思维的欠缺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误读信息甚至发表、传播错误言论的可能。从另一方面来看,互联网的虚拟性也为执法行为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这就滋生了网络环境中无所畏惧的不正之风,有的自媒体甚至以迎合大众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作为换取点击率和关注度的方式,缺少对事实的核对、对真相的追求、对理性的崇尚。已被关停的自媒体“咪蒙”一篇阅读量10万+的推送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正是打着“非虚构写作”的旗号,狠狠抓住大众的焦虑情绪,并不断放大这种焦虑,调动读者的底层心理,最终完成了一次爆炸式的传播。不得不承认,很多深谙粉丝心理的自媒体人在越来越娴熟地放大情感、带节奏,唯点击率至上,争夺着被各种媒体视为稀缺资源的公众注意力。
  (四)碎片化传播让获取真相的难度大大增加
  “信息爆炸”是大数据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纷繁复杂的信息让人们应接不暇,从当下经济模式的很多热词“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等就能很直观地看出公众注意力的重要性。面对受众有限的注意力,信息传播者往往采取“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为读者呈现片段式的信息,而非完整的事件全貌,这就造成了公众在读取信息或者说“解码”过程中受到思维局限,出现误读。其次,获取真相的时间、空间、精力成本过于高昂,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是时代里,公众几乎不可能一一甄别信息的真实性,而是习惯性地情感先行,主观臆测,真相往往就这样在公众的情绪驱动里慢慢被消弭。   三、后真相时代下的责任和应对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创立之初到继承发展,再到开拓创新,汲取了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思想精华。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积淀,积累了丰富的内涵。例如关于新闻的本源、新闻的本质、新闻传播规律等根本性问题的论述,对当下的新闻传播活动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会化媒体,在新闻传播实践中,都应该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后真相时代下,在事实与情感的博弈中,传统媒体更应探索出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有效途径,充分利用自身在采访权和采访平台上的资源优势和专业报道的人才优势,在一些公众关注度极高的社会性事件中早发声,并注重提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客观性,避免真相落地时谣言“满街跑”的尴尬境地。同时,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做到要以事实为导向,尽最大可能接近新闻的本源;在报道争议性事件时听取多方的声音,尤其是与利益无关的第三方,严格的把关、核实,为公众展示和还原真相,提高媒体公信力,牢牢掌握诉诸真相的话语权。
  (二)适当转变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的媒体报道,尤其是官方媒体在报道中严格秉承着审慎,严肃的态度,在新闻报道中按照模式化的逻辑和语言风格一一陈述,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众的心理需求,单纯地依靠广覆盖来达到传播目的,往往给人带来传统媒体枯燥、僵化、冗长的刻板印象,传播内容也越来越难以入脑、入心。新华社曾在2017年推送了一条“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的新闻,并同步于其官方微信,此条新闻发布当天,“刚刚体”就刷遍了朋友圈,9个字的标题,38个字的内容,突破十万的阅读量和点赞,正是公众对传统媒体打破刻板印象,解构传统报道方式,實现话语体系转变的深切认同。不得不说,新华社“刚刚体”的风格转变,在营造出疏离感的另一方面恰恰也以更接地气的方式接近了公众的心理,和以往的报道风格相比,“刚刚体”的出现纯属意料之外。因此,融媒体时代,打破传统话语报道体系、解构传统叙事方式、贴合用户心理、并注重反馈、实现话语体系的转变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崇的方式。
  (三)承担社会责任,提升大众媒介素养
  后真相时代虚假新闻泛滥的一大原因是专业化的传播被大众化的移动终端所赶超甚至取代。所以在后真相时代里,传媒行业应主动担起培养公众媒介素养的社会责任,引导公众提升对传媒信息的批判能力,养成理性的思考习惯。面对报道中的新闻事件或人物,在充分了解并运用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基本的价值判断,同时也不盲目轻信传播领域的冗杂信息,而是用批判和质疑的思维加以甄别。此外,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方面,是应该重视培养公众的信息道德和法律意识,在一些争议较大或真相尚未得到印证的新闻事件中,公众很容易就先入为主的做出价值判断并宣泄个人情感,对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曝光或是人身攻击,这些网络暴力无疑会对新闻事件当事人的心理造成更大的伤害。由此看来,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是保证信息有效传播的有效途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信息爆炸的社交媒体时代,“后真相”这一传播现象的出现给正常、健康的舆论生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对媒体、公众和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该在正视后真相时代下的种种问题的同时,积极探寻更多重塑良性传媒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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