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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对“酒神精神”之升华

作者:未知

  【摘 要】魏晋士人面对魏晋时期极度压抑充满痛苦的残酷现实环境一度产生了狂放、迷醉与沉沦心理状态,用来慰藉与麻痹自我。“酒神精神”是尼采哲学的核心思想,代表着无尽痛苦的现实中狂放的生命感与不竭的力量,是人意志的体现。本文基于魏晋士人与尼采的“酒神精神”的相通之处,从玄学思想层面上来解释魏晋士人的精神升华。
  【关键词】魏晋士人;酒神精神;玄学思想
  一、酒神精神
  酒神精神是尼采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人生悲剧性的前体下,以人的生命意志与不竭的活力走向癫狂的沉醉狂欢中。酒神精神以痛苦为基础,以狂热的歌舞作为外在艺术表现,代表着个体原始本我及其内在情绪的不断挖掘与狂热表达,以几近癫狂的状态来沉醉现实的痛苦同时忘却自我。酒神精神所代表的感性意志必须要经过日神精神的反照才能够达到超然解脱。这是人性精神与理性文明之间永久的争斗,也因为如此才为我们呈现出复杂、多元、深厚又充满哲学意味的文化意蕴。
  二、“酒神精神”在魏晋时期的主要体现
  (一)痛苦现实
  汉末天下三分,曹魏一家独大。魏武好法术,重刑名,禁诽谤,唯才是举,不标榜品行更不为儒家名教所缚,严重破坏了国家人才的思想纯粹性与统一性,曾杀害孔融、蔡瑁、崔琰、杨修等名士。魏晋交替之际,政治争斗进一步加剧。《三国志》载:“‘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托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飏及当等图谋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可见在争权斗争中,名士少有全者。阮籍在其咏怀诗中写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描述了人生的短促与充满灾祸,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焦虑煎熬。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将士人的处境描绘得更加贴切“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这是魏晋士人无法逃脱的惨痛命运。从士人们对生命短促的慨叹中,我们感受到了士人的彷徨忧惧,更体会到了士人们对于人生与生命的热爱与留恋。
  (二)任诞放纵
  面对“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黑暗现实,士人们逐渐形成了“指礼法为俗流,目纵诞以清高”的人格风尚。痛苦的人生与外在环境,士人们饮酒、任诞与隐逸的群体行为与酒神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重叠。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士人中的典范,都受到儒家正统思想浸淫,据历史资料记载,七贤都曾致仕,嵇康官至中散大夫;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刘伶做过参军;阮咸曾任散骑侍郎;向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王戎任侍中、吏部尚书、司徒;山涛官至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可见七贤都有治国抱负,兼具济世之才。但最后他们都以放达纵情留名青史,更是酒的忠实追随者。《世说新语·任诞篇》载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还曾在醉酒后侧卧于邻家美妇旁,不得不說是对礼教的极度蔑视。刘伶病酒成名,曾作《酒德赋》,《世说新语·任诞篇》载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宇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将自我的赤裸裸,说得坦荡而理直气壮,使礼教的发言人气噎。阮氏家族的人围坐饮酒
  “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在饮酒时不用代表礼仪的酒具而直接用大瓮饮酒,不讲究尊卑次序地围坐在一起,毫无章法地饮酒,喝得兴致高涨甚至与猪共饮,放眼当今社会也会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免惊世骇俗。
  面对命如草芥,毫无希望的现实,魏晋士人只能选择这种无可如何的沉醉,封闭地生活。荒诞不羁的外在麻痹着掩护着魏晋士人充满痛苦的内心。士人王蕴曾说:“酒正使人人自远。”王敬文说:“酒正引人著胜地。”这正是酒神精神中生命意志的现实投射,这与酒神精神所倡导的在癫狂忘我中达到一种快意的状态是相吻合的。
  (三)艺术表现
  尽管现实社会目不忍视,苦不堪言,但思想文化与艺术依然受到重视,并保持着高度的活跃与迅速的发展。其中书法与人物画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不可超越的高度。出现了钟繇、卫瓘、陆机、“二王”等卓越的书法家。而人物画则在所有画科之中发展得最为成熟。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佛教文化的影响都使人物画的发展更为丰富多元。
  人的觉醒使士人们更加关注自我。魏晋士人这个群体是时人竞相追逐效仿的人格楷模,他们所开启的令后世倾慕的“魏晋风度”,不仅是时代精神之高标,更引领着审美风尚,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三、酒神精神的升华
  一味沉醉于痛苦之中的极度任诞放纵并不能够使魏晋士人的悲剧命运发生转化,与酒神精神一样,魏晋士人一定要完成一种本质上的转化,经过一种中间媒介的洗礼才能够从本来的境遇中超脱出来。依笔者之愚见,认为魏晋士人主要通过思想的不断探寻完成了这一升华。
  (一)传统儒学的坚守
  以嵇康为例,综合了生存环境,自我价值之后,面对政治嵇康表现出来的是绝对的弃绝疏离。他所提倡的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那样率真高远的风度。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便展示了他对于仕途的决心废弃,也表现出他与司马氏政权和异变儒学对抗的强大意志。但这样的举动是因为自己内心儒学信仰的崩塌而引起的。
  与醉酒之后就死即埋的刘伶和穷途恸哭的阮籍相比,嵇康可谓是魏晋士人中自律的典范,他从不过度饮酒,不纵欲、修炼琴艺,生活规律而节制。嵇康还在《释私论》中表达他对“君子”人格的崇尚,“心不存矜尚”、“情不系所欲”是他努力达到的心灵状态,“是非无措”、“大道无违”是嵇康想要的理想人格。在给儿子嵇绍的《家诫》中嵇康一再告诫儿子一定要做一个君子,要坚定对理想的信念,并交待了为官的处事细节。更把儿子托付给山涛。这说明,嵇康内心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步自己后尘,更对未来的生活抱有希望。   正因为儒家思想在士人的心中留下了一线希望,魏晋士人的内心就有物可守,不至于在这样流离癫狂的岁月中走向消亡之境。
  (二)逐渐兴起的玄学思潮
  兴起于曹魏后期的玄学是反映这一时代的新思潮新学风,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但并不否定儒家。魏晋士人是老庄思想的拥护与实践群体,名士们频繁的文化集会与清谈活动对魏晋玄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始年间何晏与王弼所主导的“贵无”玄学是玄学的第一阶段。何晏与王弼所以“贵无论”作为宇宙本体论的核心思想。何晏首次提出了玄学的“无”与“无为”。何、王认为“有”从“无”中来,“无”生万物,“无”与“无为”即是“道”。在圣人“有情”与“无情”的问题上,王弼同庄子一样,肯定了人与人的情感。何晏与王弼不主张废弃名教,他们认为“名教本于自然”。既然名教从自然中来,肯定自然就是肯定名教,也就肯定了现实社会的已有秩序。何、王的玄学理论力在通过平衡儒道,使名教合于自然。
  在目睹了以礼法为旗的司马氏残忍屠杀不予合作的士人以夺取政权后,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竹林玄学”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口号,将自然与虚伪名教彻底对立。极力探究自我意识与本体的关系,将人的主观感情给与高度关注。“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是嵇康向往的理想境界,他在内心希望遵循一定的“道”来到达一个自然和谐的彼岸。但现实中的“道”已经与自己的初衷与信仰相背,而这种境界在现实中软弱不具抗争性,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很容易“变节”。阮籍则提出了“无君论”。在《大人先生传》中,他将自我的精神与本体结合起来,成为神仙一般的人物,但无法与自我生活的现实世界产生联系,也无法使自己内心的精神找到实际的依托。
  嵇康与阮籍都没能够找到安抚内心的精神境界,只是不断地在挖掘、肯定自我的意识与情感。名士之间的清谈与集会也只在相互寻找一种认同感,寻求自我的肯定。他们也意识到崇高美好的精神境界无法消除现实的痛苦,名教是一个无法规避的现实命题。所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也没有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
  西晋玄学以裴頠的“崇有论”与郭象的“独化论”为代表。裴頠的《崇有论》反对了虚浮的风气,重视礼制世务,重新对儒道两家进行融合,通过“以有为本”的本体论来建立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他认为以“无”为本是脱离现实的,且必将走向穷途。其次,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其自然的规律,且这种规律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掌握;最后,统治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居于君王权威之上的绝对法则,这样才能够使万物有序发展。
  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理性不在现实之外,而就在现实之中。尽管现实变成了受难的十字架,哲学也不能超越现实,凭着个人的私见来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与现实相对立。魏晋士人一边沉醉一边在玄学中寻找内心的解脱,并通过玄学来返照内心的痛苦,玄学是阿波罗的明镜,将士人的痛苦以另一种崇高而超越的方式呈现在士人面前。 四、结语
  魏晋士人面对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中,借助饮酒放诞的行为来实现心灵的飘逸玄远,这是酒神精神的重要体现。然而通过魏晋玄学的反思与解脱,这种精神得到了崇高的升华。
  【参考文献】
  [1] 庄华峰.魏晋南北朝史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51
  [2] 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716.
  [3] 唐長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72.
  [4]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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