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之“红色”探源

作者:未知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被喻为“红色”的起点,“红色”从色彩名词逐渐转变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象征符号,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力。红色作为象征符号的形成是由心理学理论、无产阶级自我形象塑造、苏联成功经验、中国古代传统基因、革命建设实践以及国外相关宣传的渲染等因素作用的结果。红色成为一种政治象征符号不仅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实效性,也是人们自觉研究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理论原点。
  [关键词]红色;象征符号;革命历史;传统基因;红色记忆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1—0110—04
   [作者简介]张改,女,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1]由此可以看出,“红色”一词在我国已不仅仅单纯指一种色彩,而是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意蕴。马克思曾说过“色彩是反映一个民族性格最直观的方式”,我国自古就有“尚红”情结,人们对红色的喜爱和认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和思维定势。近来学者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红色文化的内涵界定、当代价值、保护与传承以及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之间的关系方面,但对何以称“红色”文化即成因方面的研究寥寥无几。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根本点在于它的颜色是“红色”,溯本追源,研究红色文化的相关问题,应从问题的原点出发,即为什么是“红色”?“红色”作为一种政治象征符号的形成原因是什么?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红色记忆,其自身遭遇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主义的碎化和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错误历史思潮的消解;红色记忆文化整合功能的实现则遭遇到多元文化交锋的弱化和冲击。面对这些挑战,红色记忆要实现文化整合功能,就必须唤醒符号记忆以激发共同体红色历史的初始辨识”[2]。唤醒符号记忆势在必行,符号记忆不仅包括可触可听可视的实体记忆如文字、歌曲、电影等,还包含特定的象征符号,如通过领袖、英雄人物、纪念物、历史情节、色彩等能够传达一定象征意义的间接符号,使人们产生自发回忆与自觉记忆。“红色”作为红色记忆、红色文化、红色基因的前提,包含历史维度、精神维度、价值维度等方面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主要由心理学知识、无产阶级属性、中外历史作用、革命实践提炼而成。
  一、色彩心理学:“红色”符号生成的认知基础
  牛顿在《光学》一书中曾写道“一个昏暗的房间,封闭的窗户上有一个直径约0.85厘米的圆孔,我在房间里面放置了一个玻璃三棱镜,太阳光线通过这个空照进来,然后折射到房间对面墙的上方,在那里形成了阳光的彩色图像。”可知,色彩的产生是眼、光、脑作用形成的一种视觉效应。光线是由波长范围很窄的电磁波产生的,红色是可见光谱中长波末端的颜色,波长大约为625—740纳米,是电磁波最长的颜色。在视觉艺术里,色彩是情感元素。有关色彩与人的心理情绪关系的科学研究发现,色彩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红色”的象征符号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着明显的作用。
  具体来说,一是在人的心理方面,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其色相、饱和度、亮度的变化会使人们对色彩产生轻重、冷暖、前后、大小及兴奋与沉静等不同的感觉。红色通常给人以刺激、兴奋和力量等感觉,在心理学实验中也得出“选择红色的人极容易冲动,并保持前进的势头”的结论。二是在人的生理方面,红色可以“提高肾上腺素的分泌,辅助体内的血液循环,提高红细胞中血红蛋白的产量;同时红色能升高血压,提高身体内部温度,刺激神经系统。”[3]另外,心理学实验发现在红色环境中,人的脉搏会加快,情绪容易兴奋冲动。由此,这构成了大众对红色象征“刺激、亢奋和前进”的心理基础,也构成了“红色”成为一种政治象征符号并迅速被大众认同的认知基础。
  二、无产阶级属性:“红色”符号生成的历史渊源
  无产阶级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为红色政治象征符号的形成提供了历史考察。具体来说,首先从无产阶级生成角度出发,历史赋予了无产阶级天然的激情与斗志,赋予了无产阶级浓烈又鲜红的色彩。无产阶级这一术语虽出现已久,但其现代含义却是马克思1844年在《德法年鉴》中首次确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是被剥夺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以求生存的工人或其他低收入集团。1864年,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是实际领袖。第一国际标志的颜色是红色。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以“红色”为阶级代表颜色。其次从无产阶级特质角度出发,第一,无产阶级自身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奠定了“红色”政治象征符号的意蕴。“革命”即打破一种旧生活,开始一种新生活。无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先进的生产力和财富创造力,另一方面他们长期受着资产阶级的压迫,这使其既具有先进性又具有革命性;第二,马克思曾说无產阶级始终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天然代表”[4],他早年在《自白书》中被问及“最喜爱的颜色”时,也明确回答是红色。恩格斯也说过“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最后从无产阶级使命角度出发,给“红色”这一色彩符号增添了革命的含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进而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资本,把生产工具集中在自己手里。”这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即为夺取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无产阶级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就需要血与火,而血与火的共性就是红色。《国际歌》中也唱到:“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从此,有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权,人们脑海里下形成了“红色”的印象,这也是“红色”成为一种政治象征符号的历史渊源。   三、苏联的引领:“红色”符号初创的外部影响
  在俄文大字典中,俄语“红色”与“美丽、美好、珍贵”同义。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源自1917年俄国革命。沙俄时代,沙皇被称为“白色沙皇”,白色成为皇室的象征颜色。革命胜利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尤其是保皇派在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组织白卫军对战新上台的无产阶级,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革命武装,无产阶级为了保卫胜利的成果,需有一支按照无产阶级原则成立的正规军,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创始人,作为引导革命实践的领袖,他认为“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5]。根据列宁的建议,1918年1月28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
  列宁作为苏联红色文化的奠基人,他创造了包含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人民群众服务、民主治党治国等在内的红色文化传统,使罗曼诺夫时期落后的俄国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战胜法西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他作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创建人,对共产国际有着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歌》中唱到“共产国际呼唤,所有钢铁盟军,集合到苏维埃,红色的旗帜去。我们自愿组成,红色的先锋队,我们坚持斗争绝不轻易撤退!”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苏联积累的成功经验以及红色政治符号化的行为也传播到了中国。这对当时追求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中国人,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具有极大的榜样感召力和示范性。
  四、中国革命历史:“红色”符号形成的实践基础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红色是一种政治派别的象征符号,是一种政治理念的象征符号。红色往往成为革命的象征,白色是反革命的象征。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下。”[6]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赤化”革命,许多革命根据地纷纷提出“赤化全国”的革命目标。各村的墙壁上全被刷成了红色,写着许多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处处红旗招展,徐向前在回忆录时说到“真是‘赤化’了的天下”。这些红色符号的建构反映出当时的革命特色和目标。中国共产党亦是如此,以示高举马列主义,区别于白色恐怖主义。1928年5月25日,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51号令——军事工作大纲》明确提出:“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革命(军)的名称。”6月4日,中央在给井冈山前委的信中正式指示第四军:“关于你们的部队,你们可以正式改名为红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就指出:“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因此,“红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革命、无产阶级政治性和思想性浑然天成、浑然一体。“红色”升华为中国共产党永不褪色的无产阶级政治性、思想性底色。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历程,“红色”作为政治符号被广泛运用。譬如,组建的第一支军队命名为红军,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称之为红都……还有南湖的红船,井冈山的红旗,抗日的烽火、闪闪的红星……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以写红、唱红、演红而感到无上荣光。如《红旗飘飘》《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梅赞》《红星照我去战斗》等。有学者曾说过,在感情联想朦胧时,一个好的符号引起的联想是相当下意识的,那么,这个符号就有真正的政治价值。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人们逐渐接受红色所包含的政治文化图式、适应红色话语惯性、增强了对红色政治体系的好感,红色作为一种政治象征符号对国人乃至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认同总是在对比中产生,红色政治象征符号的形成既受“红”“白”对比的影响,也受国内国外宣传的作用,如1926年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一文中指出“现时帝国主义者为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极力宣传‘赤色的恐怖’”[7]。红色作为中国国共产党人的底色同样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注意。无论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Red china Today》还是英国的林迈可《登峰造极的〈红星照耀中国〉》等都是对“红色”中国的一种宣传,这种宣传不仅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红色”作为政治象征符号也得到了国人的认同。
  五、中国传统文化:“红色”符号中国化的文化基因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民族性格与情结为“红色”作为政治象征符号并被广泛认可奠定了文化基因。具体可提取为三个基因,即自然崇拜、国家意识以及民俗文化。
  首先,在自然崇拜基因中,对太阳、火和血液的崇拜最突出,红色的篝火可以防止动物的袭击,红色的太阳能够带给人们温暖和光明的体验,红色的血液带给人类痛感并成为生命的象征,看到这些自然的事物自然就会联想到与这些自然物相关的感觉体验,这是最原始的影响。这也可能是不同地域、不同国度和民族、不同性格的人对一些颜色具有共同感觉体验的原因。如果我们将语言的历史追溯到书面文字出现之前的时代,除去黑白之外,只有一种颜色被无数文化形态所感知、区分,那就是红色——血的颜色,既是最初的颜色也是根本的颜色。对红色的命名来自各种语言中表示血的文字,包括闪族希伯来语和新几内亚岛外的海岛部落语言。
  其次,在国家意识基因里,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权力、喜悦、激烈、鲜血等。从上古时代起,红色几乎一直是权力的象征,如“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又被成为“赤帝”,又如《史记·五帝本纪》中写到:“帝尧者……彤车乘白马。”即尧帝乘的车是红色的。另外皇家所居住的建筑都会有红色、皇室服装也会采用红色作为主色调,如《礼记·月令·孟夏之月》中写道:“天子居名堂太庙……衣朱衣,服赤玉”[8],到了秦朝,又对衣冠服饰做了规定,其中之一就是色彩,“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将红色作为皇家“专用色”,色彩进入政治体系内,“红色”逐渐成为王权的象征。   最后,在民俗文化基因中,有红白喜事、贴年画、红腰带、红娘等习俗说法,还有五色说、五行说,《尚书·洪范》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民俗文化是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有着突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六、结语
  唤醒符号记忆是激发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第一步,进而“沟通情节记忆以构建共同体红色往事认同,最终以打造记忆之场的方式达致内化价值记忆的目标”[9]。象征符号作为一种人为符号,不仅能够表示具体的事物,而且能够表达观念、思想等抽象的事物,并且可以通过传统、通过学习来继承的。艾德曼在《政治的符号运用》一书中提出“人类是唯一能从符号的提炼、选择、简化、歪曲、变换以及创新中重组过去的史实,认识现在的状况,和展望未来的发展之生物”[10],政治传播的起点是政治现实的符号化,将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用符号来概括,再将符号化了的事物纳入一种价值体系中,从而使受众形成统一的认知与意识。在视觉艺术里,色彩是情感元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红色”就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性元素,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革命、战火、流血、牺牲、信仰等象征意蕴在内的政治情感。至到20世纪90年代年代后,“红色”渐渐在重大场合使用,渐渐被冠以了“中国红”的称号。
  历史不会倒退也不会主动走向我们,我们要通过历史的事先文本化、通过历史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触摸真实的历史,而促使这种倾向的产生的内驱力就在于脑海里的某种模糊记忆。新时代,新征程,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就必须对“红色”这一象征符号有正确的认知,深刻把握“红色”象征符号的政治意蕴与内涵。“红色”是精神、是初心、是基因或文化的内涵,具有辨析文化差异、引领社会价值取向的功能,能够唤起革命记忆、提高传播效能、增强民族情感,“红色”这一内涵不仅包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也包含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精神,我们要积极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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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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