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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作者:未知

  摘要:延安时期党内构建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在党的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典型标杆,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营造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经验。这主要包括:培育党内良好政治生态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纲领;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必须着重抓党的作风;必须推进廉政建设。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借鉴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重构当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扬正气、祛邪气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9-0080-0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在以反腐斗争为重点的党风廉政工作中有壮士断腕之决心,在行动上雷厉风行,致力于全面重构扬正气、祛邪气的党内良好政治生态,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1]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不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党的光荣传统。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懈努力,把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成为党史上的一个标杆,从而顺利完成了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工程,形成了延安作风,孕育了延安精神,创造了“延安新世界”,树立了历史上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典型。探寻并借鉴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资政育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必须坚持党的政治纲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生态好,首先应当归功于科学建设。这种科学性的直接表现在于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成效显著。所谓政治建设,就是制定符合历史发展阶段特点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而实现党在政治上高度统一,思想行为上步调一致,向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就是把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并依据这样的政治路线,制定正确的政治政策和策略,从而沿着正确的政治轨道前进,确保党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
  例如,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指明革命的前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延安时期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之所以能够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旺盛的革命斗志,靠的就是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引领和激励。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再一个就是社会主义理想,就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延安时期党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这为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的路径。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什么时候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政策策略,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发展,反之,就会遭受挫折乃至失败。“只有党的政策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1]延安时期,在坚持党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形成了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应坚持的三大基本原则,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政策策略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也创造性地提出了革命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戰术上重视敌人,实行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经济政策、三三制原则等若干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二、必须严明党的纪律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靠一个电台指挥全党,“嘀嗒”就是中央的声音,就是执行的声音,全党收到指示后都会自觉践行,这是延安时期党严格纪律的生动体现。我们党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一靠理想,二靠纪律。革命靠纪律,建设与改革更要靠纪律。因此,构建党内纯洁的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严明党的纪律,把纪律挺在前面。
  延安时期党极其重视纪律和规矩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论述,如“纪律是党的生命”“纪律是党的重要武器”“不靠刀枪,就靠纪律”“党是靠纪律吃饭的”“不要纪律就要亡党亡国亡头”“纪律比孙行者的金箍还硬”等等。党不仅在理论认识上高度重视纪律和规矩建设,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标志性的纪律和规矩成果,如政治纪律上的看齐中央,组织纪律上的“四个服从”(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群众纪律上的群众路线,生活纪律上的延安作风,等等。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而“四个服从”在普遍意义上是对政治纪律的具体明确。综观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和规矩建设的实践,贯穿其中的核心是“四个服从”。“四个服从”是党的纪律的核心,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铁的纪律。
  作为最大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具体化的“四个服从”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也就是说,研究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是获取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和规矩建设历史经验的重要关切点。一元化领导体制针对的是某些地区存在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2]这种体制:在机构上,统一领导机构是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各级组织必须无条件实行上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在组成上,中央局、分局由中央指定组成,其他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在原则上,一元化领导最高原则是“一切服从战争”,最基本的原则是“四个服从”(中央政治局领导党的各项工作,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需经政治局会议进行深刻讨论,然后表决通过;政治局书记处负责党中央的一切日常事务,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建立了统一领导、分工明确的模式,由政治局委员负责一个区域或者某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如华北、华中、西北党政军民工作分别由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负责);建立了中央统一的办事机构,即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等等。陕甘宁边区是确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最早地区,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边区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一元化领导体制是延安时期党确立的最大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党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基础。   三、必须着重抓党的作风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良好,首先得益于在革命实践和党的建设中形成了良好作风,同时这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也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动力和重要保证。那么,延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实践给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哪些基本经验?
  一是理论联系实际。延安时期党深入比较革命“两次失败,两次胜利”,获得的经验更全面,掌握的规律更深刻,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与此同时,党也认识到党的建设的至关重要性,把党的建设置于“伟大工程”的战略位置。正因为延安时期党掌握了“革命规律”和“党建规律”这两大规律,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国情内进行革命和党建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为党的作风建设理论走向成熟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延安之前,党已经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而延安精神是这些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作风是精神的外化,延安作风就是对这些革命精神基础上的传承和发扬。
  二是密切联系群众。延安时期我党系统地建立了群众路线,并且采取了群众观点及群众工作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党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经过研究形成系统意见,再向群众解释宣传,使群众在行动中自觉坚持。系统意见通过群众的社会实践进行检验,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成熟。与此同时,党在延安时期还形成了向群众学习的作风,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所需所求,与群众打成一片。“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3]党把为人民群众提供物质福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经济、教育以及文化和医疗卫生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领域,“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4]
  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延安时期党深刻揭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这是解决党内矛盾、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有效方法。“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3]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巩固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5]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发扬民主、凝聚力量的有力武器。“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5]延安时期党制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根本方针和系列有效的原则与方法。其根本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5]与此同时,党还把这一根本方针转化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如干部以身作则、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坚持真理不讲面子、联系实际自我反省等。
  四、必须推进廉政建设
  营造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必须反贪污、反腐败、倡廉政,持之以恒地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延安时期党公开提出了建立廉洁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纲领,形成了以延安精神为底色的廉洁风尚,为黨的反腐倡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是制定颁布廉洁政府施政纲领。其目的是为了“改造政府成为抗日民主的廉洁的政府”,如“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纲领的颁布把边区政府廉政建设纳入法制轨道,为推进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二是加强廉政教育。廉政教育的重点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为人民服务宗旨。“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教育,党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利益的集中体现。绝不能把共产党看作是谋图党员私利的、行会主义的小团体。”[6]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党员干部应当严于律己、洁身自好,树立模范榜样。加强艰苦朴素作风教育,要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提高对腐蚀问题的警惕性教育。毛泽东指出:“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3]
  三是加强干部管理。制定干部管理法规和指示(如《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规定干部登记审查、提拔培养、配备使用、任免调动、考绩奖惩、待遇保障等在内的干部管理内容,把干部管理的中心环节定位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与考核上,形成包括政治原则、思想纯洁、政策执行、工作积极、业务熟练、作风民主、个人品德、学习进取等考核要素的平时考核、临时考核、定期考核相结合的固定的干部考核制度。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实践是有效的,对此,在七大上毛泽东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3]认真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徐庆北(1987—),男,河南平顶山人,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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