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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入世思想谈徐悲鸿的艺术创作

作者:未知

   摘 要:徐悲鸿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始终把目光投向真实的社会生活,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荣辱兴衰作为己任,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艺术作品,如《奔马》《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九方皋》等,深刻反映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他以毕生的精力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美术人才,这些都显示出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对徐悲鸿艺术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入世思想;徐悲鸿;艺术创作
  一、儒家入世思想概述
  在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统领的儒家文化开始关注人在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探索人与大自然、人与自己创造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状态。通过儒学人士不断地探究与发展得出,人应该与自然和谐共处,并且要积极主动地参加国家和社会的管理。由此形成了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其主要含义是解答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系列问题。
  儒家的入世思想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 宇宙观上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是指自然界;人,是指人类自己。天人合一,也就是指人类自己从属于大自然,人类应该与自然界相互尊重,和谐共生。首先,“天人合一”的思想解释了人类的自然属性是什么,如人从属于自然界,大自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 其次,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大自然的规律有相同之处,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性即是天道”。最后,人类与自然界最理想的状态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生。《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人类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
  第二,处世观上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的社会性是本质属性。儒家的这一处世观解决了人的社会属性的基本问题,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社会实践精神和以身作则的精神。其中修身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只有把自身能力提高了才可能去实现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为修身的基本准则,是高尚的人品与才华的统一,以此为基本前提才能使家庭和睦、国家治理得当,天下也会太平安然。人在社会中活动,要以乐观积极的心态不断提高自己,同时要解决好与家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生处世哲学。
  第三,利益观上倡导“取财有道且寡欲”。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要贡献自己的劳动,必然要获得相应的补偿,因而避免不了跟钱财打交道。儒家并不反对采用合理的方式取得应得的钱财作为回报,但是反对盲目的拜金主义。也就是说,儒家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活作为前提条件,但是获取财物的方式要合情合理。如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再有就是儒家主张面对利益要寡欲,不能醉心于利益。如《孟子·尽心下》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在利和义冲突的情况下,要舍利取义,看重义而不是利。如《孟子·鱼我所欲也》说:“万钟(高位厚禄)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二、徐悲鸿艺术创作中的儒家入世思想
  徐悲鸿是一个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艺术家,自小受父亲的影响与教导,较早就开始熟读中国典籍,如《诗》《书》《易》《礼》《大学》《中庸》等。9岁时开始学习书法、绘画,13岁的时候跟随父亲以卖画为生。因此徐悲鸿的传统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并且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更是强烈,具体表现在他的一系列爱国题材的作品中,在抗日战争前后他以自己的画笔为武器,用自己的作品警醒世人,鼓舞人心,深刻体现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为国家、为人民始终在战斗着。
  徐悲鸿早期的油画代表作品《田横五百士》,1928年开始创作,经过2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故事出自《史记·田儋列传》。田横是秦朝末年齐国王室的后裔,是齐王的候选人。汉高祖刘邦消灭秦国,扫逐群雄,田横率领他的五百壮士逃到一个孤岛,刘邦听闻田横会收拢人心,害怕他日后造反,因此派手下去招降田横,赦免了他,请他回来并封其为王侯或将相,不然就把他和五百壮士全部杀死,以此来威胁他。于是田横告别五百壮士,孤身上路。但当田横走到半路时,因为不愿臣服于汉高祖刘邦的权威而自杀身亡,并立下遗嘱让他的部下提他的人头去见刘邦,这样不仅能保全五百壮士的生命,而且也坚定自己不投降的民族气节。随后五百壮士知道此事后纷纷自杀。徐悲鸿创作这幅画时正值日军在中国肆虐和国民党的腐败,但是有些人却失去民族气节,依附于国民党和日军。徐悲鸿通过这一题材的创作来唤醒人民的斗志,歌颂高风亮节和“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民族精神,这幅创作在当时的中国有很深刻的现实性。
  徐悲鸿在1931年到1933年间创作了油画作品《徯我后》,该故事摘自《尚书·仲虺之诰》的“徯我后,后来其苏”,反映的是夏桀的暴政使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商汤率领军队前去征讨暴虐之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热切地期盼商汤和他的部队前来拯救他们,于是说:“徯我后,后来其苏。”大意是:等圣明的君主来了,我们就有救了。徐悲鸿创作这幅作品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了东北的大片土地,国民党政府不仅消极抗战而且加紧打压人民群众的救国运动,使得民不聊生。徐悲鸿借用这一历史题材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老百姓深深的关切之情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同时表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笼罩下,人民群众急切希望获得解放的心理状态。
  徐悲鸿于1938年在重庆创作的国画《巴人汲水图》题款:“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廿六年冬居重庆写所见,悲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于1937年跟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他的这幅作品是国难面前百姓阶层艰辛的、真实的生活写照。汲水人民艰辛的步伐和弯曲的扁担,让艺术家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和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不屈的奋斗精神。画面上那位头裹白色汗巾,裸露的肌肉和暴起的青筋,讓读者产生深深的共鸣,深刻地表现出中华儿女坚韧不拔的意志。   徐悲鸿在1940年左右创作了国画作品《愚公移山》,该故事来源于《列子·汤问》,这个寓言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徐悲鸿创作这幅画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关键的战略相持阶段,画家借愚公移山的精神激励人民要团结一心,坚持抗战,最后一定能够打败日军取得胜利。画中人物造型粗壮有力,显示出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对胜利的信心,歌颂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勇气。
  1940年徐悲鸿创作了国画作品《九方皋》,故事取材于《列子》。
  讲的是伯乐晚年向秦穆公举荐九方皋去寻找千里马,于是九方皋奉命去找千里马,几个月过去,九方皋回来说自己找到千里马了,但是他向秦穆公汇报的马的颜色、雌雄都不准确,因此秦穆公很不高兴,这时伯乐却夸赞九方皋,说九方皋之所以报错了千里马的毛色和雌雄,是因为他只注重这马是否是千里马,至于雌雄和毛色他并不在乎。
  秦穆公命人把马牵过来一试,果然真是一匹难得的上等马。徐悲鸿借作品中九方皋的一身傲骨表达了他对傲骨气质的赞扬。同时从侧面讽刺了当局者不重视人才,在当时有极深的现实影响。
  在徐悲鸿的笔下,马有一種意气风发、奋发向上的磅礴气势。他用画笔成功塑造了许多形态各异、矫健有力的骏马形象。他用马表情达意,如1932年画的一匹抬头站立的骏马,题名《独立》,因为当时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奋起反抗日军的侵略。徐悲鸿在1935年创作的《奔马》上题款:“此去天涯将焉托,伤心竞爽亦徒然”深深地表达了画家的忧国忧民之情。1941年秋季画的《奔马图》,创作背景是徐悲鸿来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举办画展,目的是为抗战募捐,此时国内正处于中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时期。尤其是长沙会战的战败,导致日军攻占了长沙,客居在槟城的徐悲鸿听闻此消息,悲愤至极,夜不能寐,因此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最后题款:“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悲鸿时客槟城。”借此抒发画家希望祖国早日战胜列强并获得解放。徐悲鸿在1945年画的《立马图》,同样借马的形象反映作者对战争的痛恨,对祖国的忧愁之情。
  总之,徐悲鸿始终用自己的作品去反映社会现实,寄托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抱负,深深地体现出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
  三、给当代人的启示
  儒家思想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特有的魅力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发芽,并深深影响着千百年来的中国文人及人民大众,同时也对中国的绘画艺术产生无可厚非的影响。徐悲鸿以其激情澎湃的创作和作品中的积极入世观,不仅为后世的艺术家开辟了中西绘画的融合之路,而且为后世艺术家们树立了精神榜样。作为当代艺术家,创作要始终扎根于真实的社会生活,要有为祖国为人民的时代责任感,要用作品去反映时代,歌颂劳动人民,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艺术创作中始终不能丢弃绘画背后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只追求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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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荣宏君.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
  [4]徐悲鸿的爱国之声[J].新文化史料,1995(3).
  [5]王震.徐悲鸿的艺术世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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