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路径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路径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采用文献分析法、社会调查法、分类研究法、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国情,从政府政策、人文教育、科技创新和贸易沟通四个层面分析了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路径,同时指出了传播的重点、难点和传播意义。本文依据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历史和现状,认为在传播过程中要注意以文载医,将中医药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挖掘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要以史为鉴,借鉴中医药文化在古代丝绸之路的传播经验,寻找中医药文化价值观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学文化价值观的契合点。该研究旨在为推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代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提出创新传播路径,探索中外互通桥梁,促进中西医合璧和中医药传承创新,为维护全人类健康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
  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中医药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情况。2003年“非典”发生之后,中医药国际化问题开始被广泛研究和讨论。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问题被广泛讨论。根据讨论主题的发展趋势,国内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6-2009),起步阶段。李灿辉(1986)首先认为中医的整体观和辩证观是其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根本原因。李经纬(1998)、高晞(2008)论述了从秦汉时期到明末清初直至近现代时期中外医药交流情况。樊莹(1996)、李照国(1998)、欧阳勤(2001)、李振吉(2003)、牛喘月(2004)、徐艳红(2008)提出了中医英语翻译的重要性。刘水等(2006)、张立平等(2007)就中医国际出版现状和西方国家中医立法现状提出传播对策;第二阶段(2009-2013),广泛讨论。2009年4月,《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指出要“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张其成(2006)、蒋继彪(2011)、申俊龙(2013)主张以文化为核心推进中医药对外传播。傅俊英(2009)、徐晓婷(2011)探讨了国际贸易中中医药国际标准化问题。刘国伟(2011)将跨文化传播理论和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相结合(2013),并对中医海外传播史的特点进行了分析(2014)。马伯英(2010)采用人类学研究方法论述了医学跨文化交流的规律和影响。王慧华(2009)、周欣(2011)分析了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并给出策略建议。姚欣(2011)、徐桢等(2012)、邹爽(2013)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研究了中医术语和中医药文化的英译。邱玏(2011)对中医古籍英译史做出梳理;第三阶段(2013至今),百家争鸣。2013年9月,总书记代表我国政府正式发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史文君(2013)、储全根(2018)讨论了中医院校的英语教学问题和翻译能力培养问题。宋海英(2013)、李虹(2015)、程玲(2016)、李孝英(2018)、张丽等(2018)选取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术语和典籍的翻译标准等问题。何清湖(2014)、刘彦臣(2015)、胡以仁(2017)、张诗钰等(2017)、傅文第(2018)、陆钢(2018)从传播学、人类学、文化适应、科学哲学、中医文化核心价值观等视角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现状和策略。王为群(2014)、付明明(2018)梳理了中国古代医药文献的对外传播和翻译史。周延松(2014)、张宗明(2015)、姜萌(2018)、张雷平(2018)研究了国内中医院校和海外中医孔子学院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情况。杨莉(2014)、施雪斐(2017)、张承坤(2018)探寻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新媒体的传播手段。张钰卿(2016)、张景云(2017)、周義斌(2018)、徐晓婷(2018)研究了陕西中医药大学海外中医诊疗中心、东盟中医药国际中心、匈牙利中医立法、同仁堂品牌海外传播中涉及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情况。
  (二)国外研究
  国外研究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论文比较少,中西医文化的对比研究是国外学者讨论的重点。慕尼黑大学的Paul U. Unschuld(1987)论证了近年来基于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美学是如何影响中医药这样一种异质文化在西方传播的,他以独特的西方视角阐释了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原因。Susan G.Wynn(2003)介绍《黄帝内经-素问》时谈到中医基本理论的隐喻辞格的文化图式。爱尔兰都柏林中医学院的中医教师玛丽·布朗克特(2004)对爱尔兰和英语国家的医学气功传播做了历史性回顾。英国牛津大学的Elisabeth Hsu(2001)和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医学家Volker Scheid(2007)对非洲地区及英国地区所做的中医药跨文化研究都为中医文化人类学研究和传播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综上,国内外研究从跨文化传播研究,到中医文化英译研究,以及新传播传播方面都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先行研究的对象较为宽泛和宏观,且研究西方英语国家传播的居多,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较少;第二,参与研究的学者中主要是语言学背景,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背景的学者较少;大多数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文化的“译”,而忽略了“传”和“通”;第三,先行研究中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侧重;第四,先行研究中缺乏与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医药对外传播的比较和借鉴。鉴此,本论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全面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特点,制定相应的精准传播政策;第二,以史为鉴,从历史角度纵向总结中医药从古至今的海外文化传播经验;第三,以文载医,将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深度挖掘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一)中医药文化在古代丝绸之路的传播史
  自古以来,中医药就备受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青睐。两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首开古代丝绸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是日本和朝鲜的遣唐使学习的重要内容;隋唐时期,中国是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医相继传入了印度、阿拉伯、阿富汗和越南等国家;宋元时期,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草药传至亚欧非地区;明代时期郑和下西洋,带去了中医药,传播了中医药文化;明清时期,西方学者将许多中医典籍翻译成了英语、法语等语言,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二)中医药文化在“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传播现状
  到了现代,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需求更加强烈。中医已被日韩等东亚国家收归到各自医疗卫生体系之内;在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中医的群众基础深厚;由于中医药在治疗慢性病的疗效和价位上具有西医无法相比的优势,中医受到了中亚和非洲民众的热烈追捧;在欧洲,中药的特色与优势正逐渐被认同;许多东欧国家也设立了中医医院与中医诊疗中心。然而,中医药的对外传播在很多方面仍困难重重,如立法和管理工作、中医药的安全性以及当地传统医学的挑战。另外,中医药在“一带一路”区域国家还面临印度医学和希腊——阿拉伯医学的挑战,这两种传统医药体系与中医药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以史为鉴,构筑现实视角
  总书记在其讲话中不断强调读史的重要性。今天对外传播中医药文化,可以借鉴古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经验,寻找中医药文化与“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契合之处,中西医取长补短,共同为人类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成功的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输出国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政策开明。目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和谐社会也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都是实现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保障。
  三、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路径
  (一)政府政策
  首先,政府积极运作,完善政府间合作交流,充分利用现有政府间合作机制,为国家化条件成熟的中医药企业和机构“走出去”搭建国际化平台,为中医药的对外交流合作提供强大政策支持;其次,须深化多边合作机制,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卫生组织(WHO)、上海合作组织、欧盟、东盟等,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策略,研究制定规范和标准,为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和发展创造优良国际环境。
  (二)人文教育
  首先,促進中医教育国际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鼓励中医药高等院校与沿线著名医科大学合作,开展中医药教育或培训;加强海外孔子学院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传播,吸引留学生来我国学习中医药文化;其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开展多语种教学,丰富中医英语课程群;以传统文化为导向,推广中医药传统文化;再次,积极培养中医英语翻译人才,建设中医英语语料库,开展汉英中医词典的编纂。
  (三)科技创新
  首先,加强中医药国际领域的合作,在各国建立中医药中心,发挥中医“治未病”的优势,为沿线民众常见的慢性病和多发病提供中医诊疗服务;其次,以医带药,针对各个国家的药品管理制度,研制中医药品,扩大国际市场份额;遵照国际标准,借助WHO和ISO等平台,制定符合中医特色的治疗方案、疗效评价体系和质量监控标准;加强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再次,升级优化中医产业结构,加大力度创新中医药产品,充分利用中药的天然优势,以及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整体观和辨证观,不断开发和完善中医药产品,开发中医养生路线。
  (四)贸易沟通
  首先,基于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建立中医药贸易的国际营销体系,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业,积极设立贸易服务机构,挖掘出口潜力;其次,支持中医药企业在沿线各国建立分公司,构建跨国经销网络。中医药跨国企业可以实施国际化策略,吸引国内外风险投资公司与其合作,借助其国际视野和投资经验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资源优势,结合当地医药市场的需求,创造中医药跨国发展的新模式;再次,药改革创新国内医疗产业,积极推广“互联网+医疗”的的生活方式以及就医模式;充分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推进中医药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重点和难点
  (一)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重点
  文化先行,以文载医。中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成,同时又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丰富补充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所蕴含的文化和医理都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提炼而来。依托传统中医技术,以教育、科技、医疗和文化为主要内容,以中医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中医药文化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医学理念和治疗模式。借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好时机,在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一定不能忽视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挖掘。只有认真研究文化传播的特点,顺应沿线国家民众的精神需求、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才能完全绽放中医药的魅力。
  健全中医英语和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当前我国的中医英语和翻译人才极为紧缺,相关师资力量也较为匮乏。中医药大学的英语翻译教师大多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中医药专业知识相对匮乏,中医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学科间的互动连通。另外,中医英语教材群、汉英对照中医词典、中医英语数据库等亟待完善,大量的语言实例有助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能更好地建立外译规范和标准。
  出台国际评价标准、提升中医药企业跨境跨国经营水平。首先,中西医之间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二者对生理和病理的认识完全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医药管理模式大多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医学体系之上,这会从政策上和技术上对中医药的传播形成壁垒;其次,中药产品的很多标准,如产品注册、生产工艺、临床评价等,都与国际上的西药标准有差异,在传播过程中,中医药的精髓会大打折扣;再次,中医药的病名标准、疗效判断标准等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使得中医药在国际诊疗体系标准化下步履维艰。   (二)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难点
  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翻译难度加大。中医文献本身的特殊性给中医英语翻译加大了难度。首先中医文献中大量使用的修辞格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其次,中国传统医学的多学科性。中医与传统哲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具有医哲交融的独特之处。中医典籍的语言具有文学化的特点,给中医典籍的理解和翻译造成了一定障碍。比如,中医翻译的对应不是词的对应,而是词义的对应。要达到这种对应,须增加解释性的译文,而这恰恰与翻译的简洁性相违背。
  中西医药文化的差异会影响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西医采用统一普适的标准化的方法诊疗,而中医则运用辨证论治进行个性化诊疗。西方的科学思维与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错位对接,受众文化与传播文化不完全匹配,阻碍了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另外,宗教信仰的不同也会影响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上帝和真主创造万物的观念与中医的精、气为字宙万物构成本源的理论就大相径庭。
  五、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一)学术价值
  有利于传承中医药文化的独特性。首先,中医药文化具有元文化性,中医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广袤土壤之中。中医不是普通的疾病医学,其具备医哲交融的特点,涵盖哲学、艺术、宗教等多门学科,是用人文科学构建起的自然科学。儒家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道家的道法自然、对立统一以及佛教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均对中医药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其次,中医药文化普世通用,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医学理念,强调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生命观和医德观,遵循有机整体观和辩证统一观。
  有利于构建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化传播的先导,体现了民族文化性与科学实用性。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理论巧妙结合,发展一些既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又有利于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既为中医药海外传播提供理论支撑,又对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提供补充和创新。中医药文化要实现有效国际传播,需要从中西医药文化的差异、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来考虑语言认知、对人的交往认知以及对文化共识性和文化特性认知等方面,找到中西医药文化的融合点,为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实践提供指向。
  (二)应用价值
  有助于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医药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基于中医药文化而具有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加强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可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有助于促进中医药创新和中西医合璧。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未来医学才能朝着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人类回归自然的意识逐步增强,人文精神正在向科学领域逐步渗透,中西医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可以推动中医药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把现代生物学手段和中医“治未病”的辩证观相结合来研究治疗亚健康以及慢性疾病,是现代医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
  加强民心相通,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我国在医疗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绩和努力,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融合,为维护人类健康做贡献,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中医故事。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和多元化表达始终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旋律。用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和治疗手段将中医药文化传播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有利于促进文化多样化发展。
  有助于分析“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国情,制定精准传播政策。“一带一路”战略涉及一个跨区域、跨文化的利益共同体,涵盖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中医药海外中心布局的路径分为三条:由近及远,从东南亚和中亚逐渐向外拓展,中心向四周辐射;抢占高地,向区域内发达国家推进,逐步推广到周边国家;找准空白,利用中医的诊疗特色和优势,针对区域内医疗欠发达的地区的多发疾病进行中医诊疗,取得示范性效应。
  (三)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意义和影响
  2013年9月,国家主席结合古代丝绸之路的商务模式,以和平发展为主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之后,《中国的中医药》《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等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法律法规出台,为中医药的前进道路指明了方向。WHO一向重视传统医学的发展,世界卫生大会传统医学会于2009年发布了《世界卫生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为今后十年传统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屠呦呦用青蒿素治疗疟疾,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巨大貢献,因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推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助于中国特色的健康文化建设,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构想,也是沿线国家民众的共同心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它们都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都拥有强烈的民族复兴愿望。正是出于同样的强国梦,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宏伟构想,赢得了沿线国家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加入,充分体现了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推动中医药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有利于促进沿线民族的人文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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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锦(1987-),女,汉族,山东潍坊人,博士,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汉翻译、历时语言学、中医英译;张继文(1967-),女,汉族,北京人,硕士,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翻译、跨文化教学。
  基金项目:1.潍坊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潍坊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路径研究”;2.潍坊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潍坊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路径研究”;3.潍坊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从认知角度研究英语否定结构的历时演变”(项目编号:2018BS18)。
  *为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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