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的基本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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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润柏
【摘 要】文化创新对于民族文化的繁荣与进步，对于整个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文化创新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为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壮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总体而言，应该围绕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结合时代需要，大众为主，培育文化自觉，政府、专家、媒体等多方参与等路径来展开。
【关键词】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路径
【作 者】黄润柏，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3-0159-008
文化创新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无论是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学习、借鉴外来先进文化，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创造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1]综观世界历史，那些文化发展呈现出较多创新性特征的民族，其整体发展往往处于领先水平，而文化呈现出显著保守性的民族，其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则处于落后、停滞和固化的状态，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因此相对滞后。就壮族传统节日文化而言，在当前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的背景下，探讨壮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创新路径，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繁荣进步，推动整个民族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创新及相关研究
二十世纪初，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系统研究了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行为，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标志着创新由自发到自觉的重大转变。此后，人们对创新的研究持续不断，并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哲学、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等概念相继问世。“文化创新是人类在继承、借鉴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实践需求，逐步对旧文化模式和系统进行革命性改造和扬弃，从而创造新质文化的进步运动，它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重要实践方式。”[2]也就是说，文化创新是指人们在习以为常的主导型文化模式中努力营造更先进的思想、更完善的理论为文化的良性循环寻找出路。这样的过程就要求在历史维度上创新出新型的文化观念、文化理念、价值体系、文化习惯等等，以实现脱胎换骨的改变。“当前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创新本质就是文化的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3]
当代中国文化创新问题的研究兴起于2000年前后，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研究热潮正逐渐掀起，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文化创新的各个层面进行了探讨。杨启国指出：文化创新的实质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创新。[4]张静蓉认为：在当代双重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要提升中华民族适应现代化的能力，“这是现实的变迁对文化创新的强烈呼唤”[5]。崔新建则指出：推进文化创新，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前沿，在继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要依靠群众，同时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6]周正刚教授在《论文化创新》一文中认为，文化创新的形式主要有“原创性创新、综合性创新、完善性创新和运用性创新”。他指出，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创新，应努力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从思想、理论、学说、观点以及形态上实行突破性的文化理论创新;二是以既有思想、理论、学说、观点、形态为基础，充分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内涵和表现形式，推陈出新，实现优势互补，进行整合;三是将文化成果具体运用、普及到社会生活中进行创新。[7]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尽管学者们对文化创新途径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在以下三点已基本形成共识：一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行文化创新;二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在继承、批判和改造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三是要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3]以上这些论点为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的基本路径
文化创新既需要有创新精神，更需要有创新能力，缺乏创新精神的民族，其创新能力也会相应缺失。先进的民族之所以能创造出先进的文化，主要归因于该民族的文化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要培育民族创新精神，首先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作指导，其次要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有科学认识与理性自觉。因此，探讨壮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创新路径，需要从多学科、多维度、全方位展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壮族传统节日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各级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以及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保护、传承、开发、利用传统节日在各个阶层达成了共识，并形成了一股热潮。鉴于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发展的现状，壮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创新应该围绕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结合时代需要，大众为主，培育文化自觉，政府、专家、媒体等多方参与等路径来展开。
（一）在继承传统中推陈出新
历史在不断的延续性中得到发展，文化也是在世代传承中不断进步。“人类文化发展是一条永不间断的河流，每一次文化创新都是注入文化之河的新鲜血液。因此，人类已经积累的传统文化为文化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文化创新正是在传统文化沃土之上的继承和发展，它是文化创新的根基。”[8]文化创新需要借助前人积累的相关成果，更需要借助传统文化所营造的环境、氛围和土壤。一个民族和国家，必须以继承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创新的根基。“任何文化的发展创新，都必须在继承前人、借鉴别人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7]
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的转型性变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烈碰撞，在此背景下，保留并发展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全球竞争中以独特的精神价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功实现民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现代化浪潮中，如果盲目抛弃本国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味照搬西方模式包括文化模式，就会导致本土民族文化衰落，或者使民族文化与现代化无法成功对接和转型，最终结果是导致国家和民族的内乱、发展缓慢甚至倒退。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所认为的：“有些国家领导人有时企图抛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9]353因此，文化創新必须立足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保护和发展。 壮族传统节日根植于稻作农耕，凝聚了壮族传统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方式、手工技艺、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诸多文化元素，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和积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壮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节日文化既有其优秀的凝聚着民族文化精华的部分，也存在历史性的糟粕;有些文化形式与内容，在历史上可能是进步的，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也变得落后了。因此要一分为二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既不应否定一切，也不应肯定一切。
（二）在开放包容、博采众长中进行文化创新
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特征，这就为文化创新创造了重要条件。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和宝贵财富，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民族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文化创新是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中得以实现的。文化大發展、大繁荣需要文化包容，不同种类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民族文化通过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在此基础上，推出融汇多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可谓水到渠成。
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差异，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矛盾，也有竞争，但不能因此排斥文化合作。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有助于各民族共享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创建先进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和提升。“原创、全新的文化创新是稀有的，综合也是创新，而且是最常见、最重要的创新。组合性或综合性创新是文化创新的一般形态，许多文化创新，都是吸取各学各派之长而发生的。”[7]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文化大环境下，各种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日益加剧。实现文化创新，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博采众长，借鉴和吸纳一切可利用的优秀成果，不会借鉴，也就不会创新。在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必须要继承本民族文化的精粹。对外来文化的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对本民族文化的孤芳自赏，或者贬低、否定本民族文化的思想，都是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的。
民族文化要创新，要发展成为先进文化并增强影响力和感召力，还必须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开拓文化市场，时刻关注世界民族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吸收外来的进步文化，博采世界各国民族文化之长，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繁荣和发展本民族文化。通过与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平等交流、相互融合，积极进行文化内容创新，吸收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保持和增强民族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关注世界各民族文化最新的思想、观念、知识成果，是吸收和借鉴世界民族文化精华的最佳切入点。
壮族人民向来具有包容、博大的胸怀和气魄，在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壮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为文化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随着壮族地区交通日益便捷，对外交往不断增多，壮族人有了更多的机会走出去和其他民族进行交往，外来文化也潮水般涌入壮族地区，在对传统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壮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提供了条件，为壮族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壮族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和更大发展。
（三）结合新时代广大民众的文化需要进行文化创新
体现时代精神、契合广大民众的时代需要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追求。人类文化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变迁，当今社会的现代化、信息化不断改造着人类的文化生活，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也随之升级，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成了必然的发展趋势。现代化消解和破坏了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场域和根基，导致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陷入困境和危机之中，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新开辟了新的空间和路径。因此，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把握时代机遇进行传统文化创新，重新建构新的符合时代精神、满足新时代大众文化需求的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使民族传统文化在多场域的合力作用下获得复兴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壮族地区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转型性的变迁。传统村落、古老乡镇圩市等传统社会共同体在这种解构性转变的推动下逐渐空心化甚至消逝，现代化消解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场域，破坏了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根基，民族传统文化式微，包括节日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适应时代变迁，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构建成为当前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应是坚持文化创新的方向，是创新发展民族文化的根本出发点。满足了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新的文化就有了感召力和号召力。有了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文化创新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结合时代精神、以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为基础、以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为终极目标的创新，是文化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正如希尔斯所言：“已经确立的传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含着发展的潜力……19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中对‘登山宝训’的强调，就是传统的一种内在的延伸，以及在没有外界破坏的情况下对新环境的适应。”[10]277
（四）坚持以大众为主体进行文化创新
根据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在文化场域的建构过程中，广大民众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因此，文化创新实践应该以广大民众为主体，“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传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那些获得并且继承了传统的人，希望创造出更真实、更完善或更便利的东西”[10]15。
壮族传统文化产生、形成于以稻作农耕为生产方式的传统乡土社会，传统生活是由寨老、习惯法秩序控制的自治场域，受国家权力影响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建构和文化创新的主体。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就是在日常的祭祀、祈祷和庆祝中产生，在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发展、积淀形成的。现代化进程逐渐消解了壮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场域，壮族大众在现代场域中的主体建构权得不到确立，严重削弱了文化实践的创新性。“可以说，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快速衰退，未尝不是广大民众在国家权力的严格规训和西方文明的全面洗礼之下丧失其主体建构性所产生的后果。”[11]当代建构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场域“要从提升广大民众的文化建构主动性、文化建构能力、场域建构地位等方面着手”，为民族文化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文化是大众的，文化产生于大众，传播于大众，创新于大众，践行于大众。文化大众化是文化生生不息发展过程的内在源泉和动力。”[12]因此，壮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创新实践需要恢复广大民众的主体建构权。 （五）在培育大众的文化自觉中进行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作闭幕发言时首次提出的。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3]所谓对文化有自知之明，不仅要知晓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历程，还要了解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历程，在了解双方文化的基础上，理解文化差异，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探索自身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洞察其长短优劣，对其未来发展趋向进行理性的思考，這种文化自觉行为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14]“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13]“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必须以文化自觉为前提。“文化强国战略离不开文化创新，文化创新离不开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来自于对文化的执着与信仰。”[15]在社会进入剧烈变迁和转型时期，文化自觉对于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都离不开社会转型期对文化的主动的自我反思。危机之下对文化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省察，使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顺利度过了危机时刻和转型时期，得以持续发展。“汉唐时代佛教的传入与流行，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这些都发生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危机时刻和转型时刻。”[16]
当前壮族社会正处在剧烈变迁的时期，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处在关键节点，培育大众的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主动进行文化创新，对于壮族传统节日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至关重要。通过培育壮族的文化自觉，有利于壮族民众更全面地认识自身的传统文化，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文化创新做好心理准备，同时也可以促使壮族对自己传统节日文化的特点、地位和作用有更清晰的认识，并对文化多样性、节日经济、文化权等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激发壮族大众对文化创新的需求，促进节日文化在创新中得到保护与发展。文化创新以文化自觉为前提，文化创新又进一步促进文化自觉，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融合。“总之，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本身就是文化主体意识不断提高的产物，反过来也证明了其主体意识的提升，不仅对于传统节日文化创新，而且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明的建设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节日文化主体在传统节日文化创新中要发挥实践决定的作用。”[7]
当然，增强广大民众的文化自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努力，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3]
（六）在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的共同参与下进行文化创新
关于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节日主体、一般民众等层面在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创新路径中的作用，李银兵教授在其专著《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研究》中做了详细论述，其论点对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路径的选择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17]251-261
1.政府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传统节日作为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政府层面的重视。随着节日文化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迅速提升以及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各级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为了促进节日文化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国家及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强势介入节日保护及节日文化推介之中。2004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中国正式展开。“至今，几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节日及其与节日直接相关的文化项目众多，多达110多项，而其他项目多多少少都与节日有联系，这充分说明了节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17]253目前为止，壮族传统节日中已有壮族蚂节、壮族霜降节、壮族三月三等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壮族侬垌节、壮族灯酒节等10多个节日列入自治区级非遗名录。
多年来，政府层面对传统节日的介入主要是通过直接参与节日保护与发展项目、拨付资金并进行管理来实现，“俨然成了节日的真正主人”[17]253，壮族的很多大型传统节日，如三月三歌节、布洛陀节、药王节、芒那节等等，各级政府都或多或少提供了资金支持，并直接参与了节日活动的策划、组织、管理，一些新增加的节日内容，如球类比赛、棋类比赛、文艺会演以及一些原本不在该节日中呈现的传统文化内容，都一一在大型节日中展演。自2014年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壮族三月三节日活动高度重视，要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委、文化厅、旅游发展委等相关部门和广西电视台等媒体通力合作，各市、县政府结合当地特色和群众的需求，精心组织谋划，统筹安排，制订活动方案，举办了唱山歌、抢花炮、打铜鼓、抛绣球、非遗展演等传统民族特色文体活动，吸引了众多来自区内外乃至海外游客前来参与、观看，每年直接参与人数逾千万，通过媒体关注和了解“壮族三月三”节日文化的更是不计其数。[18]
事实证明，政府在场对于民族节日文化的发展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民族传统节日由民间自发举办转由政府直接参与举办后，一些濒临失传的节日程序、道具、手工艺得以恢复，又由于增加了不少适应时代的新内容，吸引了更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到节日活动中来，在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今天对于民族节日的发展创新无疑是重要的。近两年一些地方政府逐渐退出节日主办者的角色，如2017年隆安县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组织传统节日的举办，壮族芒那节因而不再组织举行祭祀田神活动，这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政府在场对民族节日发展的重要影响。 当然，政府直接参与开展节日活动并不完全是正效应，正如李银兵教授在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时指出：“政府对传统节日开展的直接介入，还是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民众主体性地位遭到削弱、民众依赖性过强、政府负担过重、节日文化保护效率低下等问题。”为此，“政府在节日文化发展上的角色要改变，应该从直接参与者变成纯粹的管理者”，这一论点对于政府在民族节日文化发展创新中的角色定位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17]253-255具体来说，各级政府应该在如下方面发挥作用：
（1）在提供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情形下，政府应该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政府在提供帮助的同时，应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引导，引导他们合理地使用这些帮助，从而达到保护和发展好自己节日文化的目的。比如，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时传达国家的文化保护政策，让各民族群众知晓和善于利用国家文化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在资金使用上合理预算，资金和价值相得益彰;在技术层面上，加强对文化传承人的支持，同时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强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记忆性保护与发展。让政府从对节日文化发展“全面抓”中解脱出来，重点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2）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教育。通过培育“文化自觉”，唤起各少数民族对传统节日的保护与发展的意识。政府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去发展基础教育。同时，在基础教育中，广泛开展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普及、民族文化传承等相关工作。只有民族主体觉醒了，强烈地感受到对自己节日文化等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时候，我们的传统节日创新才能发展，传统节日的发展就会实现。
（3）用先进的文化发展思想指导各民族民众的节日文化创新。节日文化创新首先是观念层面上的创新，这就说明节日文化创新和所有创新一样，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引。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先进的思想和观念传递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去，化思想为行动，指导群众的文化创新，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地区实践化的问题。因此，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中，政府应该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把先进的文化发展思想传递给民众，为各少数民族地区节日文化创新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4）政府要加强节日文化创新中的关系协调能力。节日文化创新涉及方方面面，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众多，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这些矛盾和问题将会更为复杂，比如，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主体与游客、利益分割等各种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节日文化创新带来阻碍。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对节日文化创新中出现的各种关系进行协调，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以文化保护为先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在节日文化中的协调功能。
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中所起的作用重大。在节日文化创新过程中，各级政府需适时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为目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逐步实现由办文化为主转变为管文化为主，由面向直属单位转为面向全社会，更好地履行政府的职能。“应以宏观层面的市场调控手段为主，以微观层面的计划调控手段为辅”，有效发挥政府在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中的作用。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广西各地政府逐渐改变了直接参与节日举办的做法，改为以引导、协调为主，如近两年举办的侬垌节、霜降节、芒那节、蚂节等节日活动中，政府都不再直接参与节日的策划，也不再出资金，只做沟通协调等工作，同时派警员维持秩序。这是政府角色转变的良好开端，也是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的重要保障。
2.专家学者层面。赫兹菲尔德把人类学“清晰地界定为理论的实践”[19]25，随之引出其理论实践和实践理论的观点，认为“几乎所有的专著都在对人类学知识的构成进行反思，几乎所有的理论撰述都不曾脱离基本的民族志调查”[19]25。因此，对于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应该确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取向。但在事实上，学术界对于节日研究的重视程度和节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之间是很不匹配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专家和学者对于节日文化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节日简单的描述和分析上，难以形成专门化、体系化的节日研究。但近10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保护热的进行，节日研究也成了学界的研究热点。研究机构和团队日趋专门化、研究课题丰富多样、研究氛围活跃，研究取向多维宽广、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可以说，近年的节日研究吸纳了多种学术力量的参与，使传统节日研究呈现广泛化、深入化和现代化特色的同时，节日学理论和框架的雏形渐露。[20]122-124
在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中，专家学者们应主要为节日创新提供如下帮助和启迪：
（1）通过对当前壮族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创新现状进行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对所获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志，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做好铺垫。
（2）对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進行充分的展示。
（3）利用一些学术机构和团体，如壮学学会等，开展对壮族传统节日创新项目的策划和推广，对重点节庆活动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与开发。
（4）加强对文化创新理论的研究，提出文化创新所需的条件、要素、动力和机制等，解决节日创新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理论层面相关问题，为实践层面上的节日文化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5）把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具体指导传统节日文化创新活动，对于创新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理论反思，评估和总结节日创新中的经验和教训等。[17]256-257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部分壮学研究专家学者便致力于壮族传统节日文化的专题研究，他们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对田野调查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出版了《神圣的祭典——广西红水河流域壮族蚂节考察》《壮族蚂节》等专著。近年来，广西壮学学会以及各市县的壮学学会还在三月三歌节、布洛陀节等大型节日期间开展相关学术研讨会，为壮族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创新献计献策。虽然这些专题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节日的描述，对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现状、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等问题缺乏深入的分析，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为传统节日文化创新及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工作指导。 一般而言，文化创新的推进及取得成效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文化主体自身。就壮族节日文化创新而言，在当前广大民众文化自觉不足的现实情况下，专家学者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节日文化创新取得预期成果的关键。因此，在今后的节日创新中，应重视专家学者的参与，充分吸纳专家学者们的聪明才智。
3.大众传媒层面。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需要大众传媒的参与。在尊重民族传统风俗习惯，遵守传媒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传媒参与对于民族节日文化创新是有益的。大众传媒的参与不仅能客观真实地传递出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的多方面信息，发挥着文化信息传播的作用，而且能够促进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发展。具体来说，传媒在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中应该发挥如下作用：
（1）把壮族传统节日文化记录、再现给外界;把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最新成果展示给外界。
（2）把壮族传统节日保存和发展现状传递给外界，唤起人们对传统节日保护与发展的关注。
（3）抓住传统节日文化中的经典瞬间，吸引外界来欣赏壮族独特的节日文化。
（4）展示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的得与失，促使政府、专家学者、大众对自己在传统节日创新实践中的行为进行反思。[17]258
当前，大众传媒对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全方位参与的实践，在三月三歌节中表现最为突出。农历三月三不仅是壮族的节日，也是布依、苗、瑶、侗、黎、畲、土家等民族共同的节日。近年来，三月三歌节前后，几乎所有传媒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移动通讯等，都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壮族和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全景式展示壮族和其他民族人民欢度节日的盛况。大众传媒特别是官方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促进了壮族的文化自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大增强，为壮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结 语
文化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发展先进文化的不竭动力，而创新路径是实现创新目标的基础和实现创新目标的渠道。壮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创新，需要通过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结合时代需要，以大众为主，培育文化自觉，政府、专家、媒体等多方参与等路径来实现。但是要有效推进文化创新并非易事，要使文化创新取得预期成效则更是难上加难。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与进步，关键是把握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防止出现错误倾向，既要避免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拒绝接受新文化和任何外来文化的守旧、封闭思想，又要防止过度推崇外来文化，彻底否定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壮族悠久的文明进程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文化底蕴深厚，唯有继承传统，壮族传统文化创新才会有根基，壮族节日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壮族传统文化创新还必须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立足于当今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关注广大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在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外来的文化交汇点上，发扬壮族优秀文化传统，汲取各民族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努力铸造壮族文化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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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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